侯猛:中国法学的实力格局——以青年学者的引证情况为分析文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5 次 更新时间:2017-11-15 15: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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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  

问题与方法

   中国法学的研究现状如何?这常常成为法学人清谈的主要议题。但要以此为题,书写形成文字公开发表,则不仅需要勇气,还得耗费一番考据的功力。一般来说,评价法学研究状况主要围绕“事”即具体议题来展开。例如,徐爱国教授2016年在《中国法律评论》发表《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一文,就抨击了法理学的研究现状:“法学院的政治课”、“法理学的主观性和独特个性”、“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对垒”。[注释1]另一方面,评价法学研究状况也可以主要围绕“人”即学者来展开。例如,苏力教授2003年在《中国法学》发表《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一文,统计1998年—2000年知名学者的著述引证,进而讨论了当时中国法学的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变化趋势。[注释2]

   本文也是写“人”,但关注2017年中国法学界的那些青年学者。将近20年过去,法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知名的大牌学者更加知名,但世代交替已经开始了,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快。那么,青年学者如何去看自己这一代的学术水平、学术地位?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上一代学者有所承继?又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上一代学者的挑战?这都是些比较有趣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较难精确描述,但可以从某些侧面加以客观评价。

   用数据客观评价学术群体的典型作品,是布迪厄的《人:学术者》[注释3]。这部著作展示了法国学术界的知识格局、权力场域和惯习传统。本文也试图致敬布迪厄,用数据来评价中国法学研究群体,透视法学研究的知识格局和权力关系。不过,本文使用的数据种类比较单一,不免较为片面,这是在写作之前需要特别强调的。

   而从引证评价法学者影响力的典型作品,是波斯纳的《卡多佐:声誉研究》[注释4]。在这本著作中,波斯纳用引证数证明了卡多佐在法学和法律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有关引证的研究,中国法学界已有不少,涉及对学者(著述)[注释5]、学科外引[注释6]、部门法学、[注释7]法律实证研究、[注释8]法学期刊[注释9]和法律引证[注释10]。本文也是接续已有的引证研究传统。

   本文之所以用引证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也是试图修正现有的评价体系。目前法学界主要看发文数量,特别是在CSSCI的25大类500多种期刊上的发文数量,同时看重CSSCI法学类23种期刊,包括三大刊(《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的发文数量。[注释11]原因是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较高,影响力大,但期刊影响因子高,并不代表该期刊上的所有文章质量都很高。从文献统计学上来说,核心期刊中至少有20%的文章质量不高,甚至不少文章的被引次数为0。因此,为了准确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既要看其在法学核心期刊上的发文数量,也要看其文章的引证情况。文章被引证是被学术同行认可的标志,能够反映出其真正的学术影响力。

   当然,引证也存在不少问题,受到不少批评。例如,如果研究主题越小,那么被引次数偏低的概率就越高;如果该学科人数规模越大,那么被引次数就可能越多。虽然存在互惠引证的现象,但更严重的是随意引证的问题。严谨引证的做法是在看了全部文献以后,引证最好的文献。实际上目前CSSCI期刊甚至是三大刊的不少论文,在文章一开始没有文献综述,甚至没有引证意识。法学引证还有专门的问题。例如,法学研究是要对法律人有帮助,让他们引用,还是为了学者之间彼此欣赏、相互引证?[注释12]本文希望通过再次研究引证,能够让上述问题引起更多的讨论。

   在方法上,本文运用CSSCI数据库来统计学者的被引次数,而不是采取技术上更高级的H评价指数。[注释13]主要原因是法学远远不如自然科学的引证规模大,知识更替速度也慢。CSSCI数据库法学论文的总量则更少。再加上本文主要做的是法学青年学者,较之法学资深学者,其引证数量更少。因此,使用H评价指数不能有效反映实际情况。虽然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法学引证数总量更大,但本文仍然坚持使用CSSCI数据库。主要原因就在于,CNKI几乎收入所有类型的刊物,质量参差不齐,被引次数虚高,不能真正反映学术水准。[注释14]而CSSCI仅收入核心期刊,所谓核心期刊,大体上是本专业影响因子名列前20%的期刊。也就是说,核心期刊的数量,只有全部期刊的20%。本文所统计的CSSCI的被引次数,也就是学者的文章被影响因子前20%刊物上的文章所引用的数量。可以看出,CSSCI数据库的学术可信度要更高。因此,读者在判断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时,应注意鉴别区分被引次数是来自CNKI还是CSSCI。

   促使本文做青年学者引证次数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自2016年以来持续至今引起广泛关注的“第八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评选活动。由于120位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均在中国法学会的网站上公示,[注释15]这大大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让研究得以开始并深入进行。由于“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评选年龄限制在45岁以下,[注释16]而且“青年长江学者”的评选也是在45岁以下。[注释17]因此,为统计和讨论方便,本文研究的青年学者也限定在45岁以下。

   被引次数的统计,主要排除了自引次数、学者翻译作品和重名的被引次数。同时CSSCI数据库也只统计独立署名或第一作者作品的被引次数。这样能比较准确反映学者的学术影响力。CSSCI数据库的统计起止年份为1998年至2017年。考虑到2017年还未结束,而且收入期刊文章的时间相对滞后,可能半年左右或更长一点时间,因此,被引的实际时间跨度要更短些。本文进行数据统计时间第一次是2017年4月初。第二次是2017年8月初,本文作者逐一对数据进行更新和核实,8月7日完成所有数据统计。


从引证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按照《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公告》和《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结果公告》的说明,评选首先是由指定的推荐单位推荐候选人,经2017年2月17日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委员会评选,[注释18]2017年3月1日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终评委员会(中国法学会会长会议)审议投票。最后选出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0位,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20位。由此来看,推荐加投票程序,不仅考虑客观指标,例如,发文篇数,更有其他因素,例如,学科或学校平衡,兼顾司法实务部门。中国法学会公布的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依次顺序是:汪海燕、谢鸿飞、林维、张翔、何志鹏、梁上上、蒋悟真、董坤、何其生,并没有说明是按照得票多少投票。但一并公布的提名者获得者名单,却是明确说明了“按照姓氏笔划排序”,因此,按照投票结果排序的可能性很大。这样,表1的被引次数排名与实际投票结果会有反差并不奇怪,可以给予理解。[注释19]

   为增加表1的客观可信度,除了统计被引次数以外,还统计了十位当选人在CSSCI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在CSSCI法学类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在三大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注释20],以及单篇文章被引次数。[注释21]

表1 依被引次数排名的第八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注释22]

  

   被引次数最多的是宪法学者张翔,有516次,他同时也是在三大刊上发文篇数最多的学者,有7篇。如果计算单篇被引次数,他也是最高的,有18.4次。国际法学者何志鹏在CSSCI刊物、CSSCI法学类刊物上的发文篇数都是最多的,分别为71篇和44篇,其被引次数排在第2位,有210次。不过,这也意味着其单篇文章的被引次数比较低,只有2.96次。被引次数最少的是刑事诉讼法学者董坤。这首先是因为其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是当选人中唯一的80后(出生于1982年)。但如前所述,终评委员会所可能考虑的更重要因素,是因为其来自实务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理论研究所。在历史上,不是每届但有多位来自实务部门的人士当选。即便如此,其与前几届实务部门当选人同期相比,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注释23]不过,乐见其将来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如果将表1十大当选人的被引次数与所有候选人的被引次数进行比较,还会有如下发现,如表2所示:

表2被引次数排名前10位的第八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候选人[注释24]

   被引次数排在前10位的候选人中,仅有1位入选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张翔)。不过,有5位获得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陈柏峰、王迁、蒋大兴、章志远、黄文艺),有4位未获得奖项。而没有在表2显示的被引次数排在前20位的候选人中,有4位入选十大(另3位是梁上上、何志鹏、谢鸿飞),同时有8位获得提名奖(另3位是何海波、冯玉军、廖永安),有8位未获得奖项。被引次数排在前30位的候选人中,有6位入选十大(另2位是汪海燕、蒋悟真),同时仍是只有8位获得提名奖,有16位未获得奖项。换句话说,有4位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2位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的被引次数排名是在30名以外。[注释25]但如前所述,十大评选的标准本来就比较多元,发文数量、学科学校等因素考虑得更多一些,因此,这里的引证分析只是提供另一个视角。

  

从引证看法学各学科的实力分布

  

   十大的数据显然还不能反映整个法学界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学术状况。为此,本文又按照法学各个学科划分,对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进行了统计。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法学各学科由于学科属性、人数规模等因素,对学者的被引次数的多少影响很大。学科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5年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法学二级学科包括: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含: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本文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例如,虽然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是一个学科,但从学科规模上来看,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是各自独立的。诉讼法学也相应分为刑事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发展迅速,也相应从民商法学中分立出来统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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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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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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