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离骚》的象喻范式与文化内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 次 更新时间:2015-08-07 23: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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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亮  

   《离骚》的象喻大致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香草之喻,二是美人之喻,三是男女君臣之喻,四是求女之喻。这四个层面虽各有侧重,内涵不同,但又转相生发,互为依托,形成一种层进层深的网状关联。具体来说,香草之喻瞩目外在物象,重在借物比德;美人之喻由物而人,变身异性,借助对美的张扬和护持,高自位置,为美而被弃、弃而复求预制反跌;男女君臣之喻将家与国、伦理与政治打并一处,重在人物关系相似性的提取和比照,借助虚与实、喻体与本体的对接,极大地拓展弃逐事件的意义范围和艺术空间;求女之喻以寻找媒介为中心,既是直接求臣,又是间接求君,借助被弃者的追求过程,展示出对理想君臣关系的渴望。在这四个层面中,美人之喻与男女君臣之喻是最为核心的两个要项,前者为全诗提供了独特的女性叙述视角,并使香草之喻、求女之喻获得了性别层面的有力支撑;后者则将国之君臣与家之夫妇间的相似性关联予以定格,由此映射出以阴阳为内核的中国文化的深层意蕴。《离骚》中的这样一种象喻方式,已非《诗经》中简单的、局部的比兴手法所能涵盖,它以远为丰富、宏大的整体性思考和关联开辟新境,独树一帜。借用西方人的概念,似可将之视为一种范式,简言之,即弃逐文学的象喻范式①。

   一 缘于性别变换的香草之恋和美人情结

   孤立地看,香草之喻只是传统比兴手法、特别是儒家“以象比德”方法的延续。在《离骚》中,诸如江离、辟芷、木兰、秋菊、芰荷、芙蓉、薜苈、菌桂等名花香草,都是诗人最爱之物,或插或戴,或植或育,或食或饮,与之朝夕为伴,由此象喻其品性之高洁;而椒、榝及“变而不芳”的兰芷、“化而为茅”的荃蕙,则隐指党人、群小和变易志节的朝臣。这样一种“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特点,王逸在评说《离骚》时曾予以明确揭示,并在注“纫秋兰以为佩”句时指出:“兰,香草也,秋而芳。佩,饰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无所不佩也”②。由屈原之佩兰,联及孔子的“无所不佩”,揭示出“比德”方法的文化渊源及其在诗中的细微表现。然而,屈原之所以借“香草”比德,而不是像孔子那样借“水”、“玉”等物象模拟君子德行,又实在是因了他在《离骚》中已变身为异性之“美人”,其爱好之物自然随之发生若干改变,其香草之喻已融入了明显的性别因素。

   “美人”在《离骚》中仅一见——“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的“美人”,究竟是代指君王,还是屈原自指,曾引起众多治骚者的争议。王逸认为美人谓怀王:“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③朱熹亦谓:“美人,谓美好之妇人,盖托词而寄意于君也。”④但联系诗篇的上下语境看,这种解释又不无偏颇。因为在《离骚》提及“美人”的这段话中,前言“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后言“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其主语均是第一人称的“余”、“吾”,所述者亦为“余”、“吾”需趁年华盛时进德修业之事,而与君王无涉。倘将“美人”指君王,诗意便扞格难通了。实际上,直到下一段“昔三后之纯粹兮”之后,诗义才逐渐由历史上的贤君过渡到了现实中的君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作者用以指称君王之词,或曰“荃”,或曰“灵修”,而“灵修”盖为“妇悦夫之名”⑤,与“美人”判然有别。既然如此,则将“美人”视为作者自指,于义为胜;此一“美人”之性别,也并非一些论者曲为之解的男性,而是一位用以象喻臣子身份的女性⑥。

   由“美人”拓展一步,从《离骚》前半段的描写看,诗人身份已然变成一位面目姣好的美女——“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既是“蛾眉”,又被“众女”所妒,则非女子而何?若是一位帅男,则“众女”喜好之尚恐不及,何以会“嫉”其皎好之“蛾眉”?事实上,因作者已变身为美女,故其外在形貌遂发生变化,其爱好之物也与香花芳草有了直接关联。由此反观《离骚》篇首一段话,便会获得新的理解:“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先说“内美”,继说外美,由此构成“美人”内外兼修的立体形貌。所谓“内美”,既指其生辰之吉和取名之佳,也指其“修能”即才学和能力;而其外美,除姣好的容颜外,主要表现在其对各种名花香草的亲近和喜爱:朝搴木兰,夕揽宿莽,并将江离、辟芷、秋兰等插戴满身,完全是一位融入自然、远离世俗的美女的装扮,由此凸显出其脱俗、高雅而又自爱、自怜的心性气质。大概正是这样一种心性气质,导致这位“美人”对自己的年华和美貌特别看重,以致在短短一段话中,一再申说“恐年岁之不吾与”、“春与秋其代序”,并在看到草木零落时,产生一种浓郁的自伤“迟暮”之感。

   此外,这种内外兼修的美女之美,通过诗中反复出现的“美”字也可得到印证。在《离骚》中,“美”字共出现12次,除两次指宓妃、一次指美政以及前述明确自指的“内美”、“美人”外,其余均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诗人自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理美之能当”、“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这里反复展现的,是“美”与世俗之丑恶的比照,是诗人对自我品质的张扬和固守。因了这种内外兼修、远超常伦之“美”,诗人获得了君王“初既与余成言”的待遇,同时也受到来自世俗“众女”的嫉妒和谗毁。大概正是有见于此,后世不少治骚者一反王逸、朱熹的说法,将“美人”视为诗人自指。如黄文焕《楚辞听直》曰:“美人,原自谓也。草木零落,惧众芳之未得采也。岁月日以去,则迟暮日以来,在天者不能留,在我者无可避,真堪长叹也。”李陈玉《楚辞笺注》曰:“美人旧以况君,味下‘灵修’乃妇悦其夫之称;复有‘众女嫉予蛾眉,谣诼谓予善淫’之语,则美人当日自况明矣。”今人游国恩之《离骚纂义》更明确断言:“美人之喻,当是屈子自指无疑也。”⑦

   倘若可以确定“美人”为诗人自指,那么便可发现,这位“美人”乃是《离骚》中的核心形象,在“她”身上,寄寓着诗人爱美求美的多元旨趣:其一,执着的美女情结与香草之恋。在诗人看来,内外兼修的女性美乃是世间最为高雅清洁之美,惟有自然界的名贵花草才能与之相配,才能表现其冰清玉洁之品格;也只有真正的美女,才会如此执着地佩兰戴芷,与之为伴。由此形成美女与香草之间定向而稳固的关联。其二,对美女之美的全面展示与护持。在《离骚》中,“美人”之词虽仅一见,但字里行间充溢的,却无不是美女的特点和气息。诗歌前半反复出现的对名花香草的酷爱,固然是采用“比德”手法以物喻人;诗歌后半一再申言的“唯昭质其犹未亏”、“余独好修以为常”,以及当众芳芜秽、兰芷变易之际,诗人仍骄傲地宣称:“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其中表现的,仍然是对美女之美的自珍和固守。其三,将美女与弃妇交融一体,深化人物美而被弃、弃不失美的品性,在象喻层面揭示出逐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命运及其在逆境中“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刚意志。《离骚》中的抒情主体既是一位美女,又是一位弃妇;既是一位弃妇,更是一位逐臣。美女与弃妇是文学想像的产物,是借以象喻的喻体,逐臣则是现实中遭遇放流的作者,是被象喻的本体;美女因其“美”而遭到“众女”的嫉妒和“谣诼”,最终被已与之“成言”的夫君中道抛弃;弃妇虽自伤沦落,却不改美女之初衷,仍然佩花结草,好修为常。这种情形,与屈原的被逐经历和逐后心态丝丝相扣,如出一辙。由此虚实结合、性别变换,既导致香草与美人间的紧密关联,又构成从美女到弃妇的合理过渡,从弃妇到逐臣的逻辑转换,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形成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的深层对接,以及外在弃妇与内在逐臣间的象喻主轴。

   二 男女君臣之喻的文化因子及其后先传承

   在现实中,诗人屈原本为须眉男子,本为不得于君之逐臣,何以会一再以美女或弃妇自喻?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最重要者恐在于男女与君臣、弃妇与逐臣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同质对应,而在中国文化的内里,恰恰蕴含着对此种对应的强有力的支撑因子。

   从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看,“一阴一阳之谓道”⑧,阴阳两极是决定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核心要素,并分别与自然、人生、家庭、政治等领域的重要现象相对应。具体而言,阳与阴在自然层面表现为天地、日月;在性别层面表现为男女、雄雌;在伦理层面表现为父子、夫妇,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君臣、上下。《易•系辞下》引孔子之语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序卦》对此有进一步阐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⑨这里展示的,是一套完整的宇宙、人伦、政治秩序的发生论,其中无论男女、夫妇、父子、君臣,其构成模式均为一阳一阴。阴是柔弱的、处于服从地位的一方;阳是刚强的、处于统治地位的一方。正因为如此,所以依据阴、阳性质的不同,在伦理、宗亲、政治层面,妇、子、臣同属一个系列,夫、父、君同属另一系列,而在每一系列内部,不同人物间便有了一种内在的质性趋同。也就是说,夫、父、君和妇、子、臣虽身份各异,但在其所组成的夫妇、父子、君臣这三对关系中,却存在着一种极其相似的结构形态,即强势与弱势间的不均衡性及同一系列之不同角色的互通互换性。一定情况下,妇的身份可以置换为臣、子,夫的身份也可以略同于君、父;在妇与臣、子,夫与君、父这些不同身份者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异体同构现象。

   由于夫妇与君臣、妇道与臣道间是一种异体同构的关系,所以借男女以喻君臣,借弃妇以喻弃臣,自春秋时代始,便为不少说诗者或政治家所关注或采用。如《邶风•谷风》首章“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二句,本是诗中弃妇向其夫说的话,其意盖谓:葑、菲“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时有恶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时并弃其叶,喻夫妇以礼义合颜色相亲,亦不可以颜色衰弃其相与之礼”⑩。然而,晋国大臣臼季却将这两句描写夫妇关系的话拿来,以喻晋文公与罪臣之子郄缺间的君臣关系,认为君主对臣下不应“以其恶而弃其善”,而当“取其善节”(11)。从而使得夫妇与君臣、弃妇与罪臣间建立了某种定向关联。又如《卫风•氓》之弃妇指斥那位见异思迁的薄情丈夫说:“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但鲁国大夫季文子却引而申之,将鲁国及四方诸侯比拟为诗中的弃妇,而以情不专一的“氓”比附身为霸主却“信不可知,义无所立”的晋国。如此一来,便使一首普通的弃妇诗与国家政治相关合,而弃妇与氓的夫妇关系,也随之转化为弱小之鲁与强大之晋间的类君臣关系。对此一情形,杜预在《左传》注中有明确揭示:“妇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鲁事晋犹女之事夫,不敢过差;而晋有罔极之心,反二三其德。”(12)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对弃妇诗已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而支撑这种理解的核心要素,便是男女与君臣、弃妇与“弃臣”间的异体同构。

与此相关,《诗经》中一些诗篇因本事未明,含义多端,更在隐显明暗之间提供了诸多男女君臣相互涵纳的文化信息。如那首被人视为“此诗之义为《离骚》滥觞”(13)的《邶风•柏舟》篇,因表现了作者“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的“觏闵”、“受侮”遭遇,自汉至宋,即先后被解读为“仁人不遇”(14)或“妇人不得于其夫”(15)的作品,其作者的身份也就分别成了不得于君的孤臣或不得于夫的弃妇。至于有人认为“盖此诗语意似妇言,亦犹后世忠臣端士不得于君,而为《去妇叹》、《出妇词》、《妾薄命》耳”(16),则进一步将其当成男子而作闺音的典型来看待了。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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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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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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