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忠:《离骚》“求女”研究平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 次 更新时间:2015-08-09 08: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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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忠  

   清代王邦采在《离骚汇订•序》中说:“洋洋焉洒洒焉,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而《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必得其解,方不失之背谬侮亵,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的确,关于《离骚》“求女”喻义,异说歧解甚多,似乎已成不解之谜。概言之,大致有十说。

   第一,“求贤臣”说。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而首创其说,王逸注“哀高丘之无女”云:“女以喻臣”,“无女,喻无与己同心也”;注“相下女之可诒”云:“言己既修行仁义,冀得同志,愿及年德盛时,颜貌未老,祝天下贤人,将持玉帛而聘遗之,与俱事君也”;注“求宓妃之所在”云:“宓妃,神女,以喻隐士”;注“留有虞之二姚”句云:“屈原设至远方之外,博求众贤”;注“吾将上下而求索”句云:“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贤人,与己合志者也。”要之,王逸以为“叩阍”、“求女”二节皆为求贤。《文选》吕向注“无女”云:“女,神女,喻忠臣也。”洪兴祖《楚辞补注》云:“《离骚》多以女喻臣”。钱杲之《离骚集传》云:“女喻贤臣可配君者”。闵齐华、刘梦鹏、戴震亦持此说,今之学者,从此说者亦多,如詹安泰《离骚笺疏》谓“以女比喻居高位的贤者”,姜亮夫《楚辞通故》云,“‘哀高丘之无女’谓楚国无贤臣”;“以有娀佚女喻贤臣”。王泗原《楚辞校释》注“高丘无女”云:“女,美女,以喻贤者”。

   第二,“求君”说。又分为“求楚君”说与“求九州贤君”说。明人提出“求楚君”说,陈与郊《文选章句》云:“哀女,哀无君也。今曰反顾楚焉则可,可云哀楚之无臣乎?”注瑗《楚辞集解》云:“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屈子之意直取佚女之美以喻贤君耳。”此处“贤君”,即指楚君。清代奚禄诒《楚辞详解》云:“高丘之无神女,断指君说,怀王留秦未返也。下面宓妃有娀二姚皆帝室之女,皆喻怀王。”刘永济《屈赋通笺》以为“求女”见拒隐喻诗人对怀王“再三求悟君心之事,言中必有物。”蒋天枢《楚辞校释》注“高丘无女”云:“此女字与下文‘相下女’及第三部‘岂惟是有女’之‘女’义同,皆谓顷襄。”林明华认为,“叩帝阍,求佚女,表现了诗人想再说楚王,重组班子,以图东山再起的意图”(《论<离骚>的对照艺术》,《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潘啸龙则发挥王树楠《离骚注》的论述,认为诗中的“求女”,实际上明显地分为“上”、“下”两层。“上叩帝关以至‘哀高丘之无女’,其所喻指当为入秦被拘前的怀王。因为他后来‘客死’升天,故以‘上求’为喻。下求‘宓妃’等,则喻指继立的顷襄王,在他登位之初诗人当曾寄予希望,故以‘下求’为喻”(《<离骚>疑义略说》,《荆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至于“求九州贤君”说,则始创于朱熹,其注“往观四荒”云:“将往观乎四方绝远之国,庶几一遇贤君。”注“高丘无女”云:“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于此又无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宫,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注“四荒”云:“举天下而言。”注“高丘无女”云:“女,神女,喻贤诸侯。”注“闺中既以邃远兮”则云:“闺中兼指上帝神女言,比四方之贤君也。”杨成孚认为,“探讨‘求女’的确解,不能注目于楚,只能放眼九州,在以周天子为首、诸侯为上下纽带的尊卑序列中求解”,以为“‘求女’喻求九州贤君、贤诸侯为确解”。进而明确,此说宜泛指而不可确指,陈远新指为“喻往西周”,李光地以为“指西海以为期”乃赴秦求贤君,皆为空凿附会之见(《<离骚>“求女”解新论》,《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

   第三,“求贤妃”说。明代赵南星《离骚经订注》云:“昔者幽王信用褒姒,谗巧败国,其大夫伤之,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救作《车轄》……屈原患郑袖之蛊,亦托为远游,求古圣帝之妃以配怀王。”钱澄之《屈诂》云:“是时楚宫南后、郑袖并宠于王,袖与靳尚辈表里惑君,后不之问,谗与佞比,此王所以终不悟也。故思得贤女,正位宫中,以废嬖而沮谗也。”清人贺宽、林云铭、鲁笔、林仲懿、夏大霖、屈復、顾天成,直至今人陆侃如、高亨《楚辞选》、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陈子展《楚辞直解》均从此说。

   第四,“求君臣”说。此说亦导源于王逸,注“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之所同”云:“言当自勉强上求明君,下索贤臣,与已合法度者,因与同志共为治也。”梅曾亮《古文词略》“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称恶”前,乃“言君之不可求,而归罪于左右之蔽彰,此下言所以通君侧之人。”游国恩《离骚纂义》则糅合二说,于“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句下按云:“二语分承上文见帝、求女两段,结出本意也。盖上既以帝阍见阻者,喻君门之难返;复以求女不偶者,喻君侧之难通,故又总结之如此。”金开诚《<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解》则发挥游国恩说,提出两个“主题旋律”说,一是通过君主由上而下实行变革,二是集结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扶持,共张声势。其中“叩阍”一节既求君,而“求女”一节即求贤(《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王锡荣《<离骚>“求女”喻指发微》提出,《离骚》“求女”的象征意义前后有所不同,前四次“求女”喻求贤,但每次所求之贤又有差别;后一次“求女”喻求君。前后喻指的转变,则由于诗人所处地位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国内——为国求贤,而后者立足于国外——为己求主。转变的契机在去国远逝(《吉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第五,“理想”说(或“综合”说)。文怀沙《屈原集》注“高丘无女”云:女指“理想的对象”,然而该书又于别处说“求女”乃“象征热爱祖国的精诚。”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注“哀高丘无女”云:“女:指理想人物和理想事物。”注“聊浮游而求女”又云:“回应上文,寻求理想的人物。”于《楚辞考证•离骚》中又说,“这‘女’就是比喻他的理想”,“屈原的理想,当然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理想,具体说来,也离不了合乎新兴地主阶级标准的贤君贤臣之类。所以《离骚》里面的‘女’,有时看起来象指贤君,有时看起来象指贤臣,例如求宓妃,求有娀佚女、有虞二姚,似是求贤人,而‘岂惟是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又似乎是要外出求诸侯。它本身是比喻,你可以把这个看成像它,把那个看成像它。”鉴此,胡氏的“理想”说,实际上是求君求臣乃至楚内楚外的综合之说。

   第六,寻求爱情说。顾农《<离骚>新论》认为,《离骚》求女没有政治寄托,《离骚》前一部分写的全是政治,作者在诗里扮演的角色,始终是一个一往情深而不被理解反遭打击的女性;后一部分恢复其男性角色的本来面目,主要内容就是求女,分为:①叩阍求女(追求神女);②下山求女(以神话传说里的几个著名女性来比拟实际生活中的某些女性,借以抒写自己私生活情感上的追求);③出国求女。顾氏指出,屈原是个并不快乐的单身汉,决不是一个没有恋爱经历的人,屈原求女,仅在寻求爱情,以美好的爱情来填补政治上失落以后留下的心灵空白,并不是以男女关系比拟君臣或其他什么政治上的人际关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第七,求女为艺术虚构说。赵沛霖《<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基础》提出,古今以求女寓意求理想、求明君、求贤臣的各家之说或多或少地各有一定的根据,但从根本上说,皆涉穿凿附会而不得其神理。赵氏认为,南方传统的原始宗教观念和以巫史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屈原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又最有激发力量的表达手段,即通过求女与之婚媾所具有的传统观念意义来寄托其追求国势强盛、民族兴隆的内心情怀和愿望(《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梅琼林《<离骚>:男女君臣之喻及其原型追索——兼与赵逵夫等先生商榷》认为,在人物关系中使用性恋关系的虚拟方式是屈原艺术上的奇特创造。“抒情主人公与楚王、与女媭的关系,三次求女都具有明显的艺术假定性质,与原始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并没有必然的形式联系,”“不能将这种意态化的性恋关系与客观形态的历史等同起来。”他还提出,“性恋虚拟在《离骚》诗篇中既起着艺术情景的关联,思想感情的外化,结构上的过渡等整体上的作用,同时又具体地形成了各种性恋关系的特殊功能:求女(楚王——宓妃、娀女、二姚)的结构功能,抒情主人公与女 媭关系的心理揭示功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

   第八,寻求知音说。赵逵夫《<离骚>的比喻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貌问题》提出,《离骚》不存在抒情主人公形貌不统一的问题,即《离骚》不存在一个以夫妇或男子比喻君臣关系的比喻系统,其抒情主人公始终是一个伟岸的男性长者的形象;至于《离骚》后半部分所谓“求女”,并不是求合楚王或另求明君以至求使女婢妾,而是屈原寻求知音和理解的心情的写照(《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第九,寻求楚后说。罗漫《<离骚>“求女”与怀王丧后》认为,《离骚》“求女”这一匪夷所思的超时空系列大寻访,乃是楚怀王丧后(南后)而立后这一真实的楚国历史小插曲的艺术幻化。罗氏分析,“屈原之所以上下求索,一求天女而无门,二求宓妃而放弃,三求简狄费尽心思而无成,五求二姚而无信心,关键在于楚王身边同时有五位美人,各派政治力量都想在她们五人中寻找自己的代表。屈原由于是罪臣被疏且从远方‘苍梧’赶回,时间、人际关系等条件都不如别人优越,因此,他并不能与其中哪一位建立联系。所有这些,都能一一对应于楚怀王宠女众多、立后态度暧昧、各派政治力量各有追求目标并力阻他人染指,以及楚怀王时各种会见制度极为严格这些特定的史实。”(《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

   第十,寻求女中英杰说。屈復《楚辞新注》云:“楚国尽为朋党,丈夫中无可语者。女中或有,亦未可知。”将“女”视为无所喻指的女性。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云:“高丘无女,伤椒兰也。”

   综上可见,《离骚》“求女”之释,歧义纷纷,主要表现为:第一,同一学者对“求女”问题不一其说,如王逸、屈復、张惠言、文怀沙、胡念贻,读者不易把握;第二,往往拘执一说,力贬他说,但互相不能说服,能为大家公认的理解不多。由此我们看到,这一热点研究歧说众多的原因为:第一,对创作方法的理解不同,即《离骚》是实录还是虚构?仅仅是政治抒情诗,还是在抒情诗中融进了叙事的成份?第二,理解的范围不同,如“叩阍”一节是否属于“求女”,王逸、朱熹、游国恩、金开诚均不认为是“求女”,但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是“求女”。第三,理解的对象不同,一般认为“求女”的次数为三次,即“三求女”(宓妃、简狄、二姚),但潘啸龙、王锡荣均认为“五次”,在“三求女”基础上再加:上叩帝阍求玉女;登高丘求巫山神女(取闻一多《离骚解诂》说)。而罗漫又理解为“求五女”,即五位美人:天女、宓妃、简狄、二姚。第四,参照系数不同,因为“求女”之释,涉及到对屈原生平事迹的考释,《离骚》写作年代的确定、《离骚》创作方法与背景、原型的理解,如果对这些“前提”理解不同,那么,其释“求女”亦自然不同。所以,对这一难点的攻破,还有待于对屈原、对《离骚》整体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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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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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文化》(南京)200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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