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杰:从《生民》到《离骚》

——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5-08-07 23:40:17

进入专题: 生民   离骚   上古诗歌  

郭杰  

   文学的历史发展,其实也就是后来的文学创作对既往文学传统不断吸收继承、而又不断创新超越的过程——继承固然是传统的延伸,而超越也同样为传统提供了新的成分。久远悠长的传统,犹如超越时空的回响,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总会波及到后来每一位作家的艺术精神和创作实践之中,虽然程度不同,这回响本身的存在毕竟是不能否认的规律。

   《诗经》是周朝乐官在各地民歌和贵族作品基础上编订而成的一部诗集,时限为上起殷商时代,下迄春秋中期。尤其在春秋时期,其中的作品经常被公卿贵族们在各种场合加以引述,并赋予特定的含义,即所谓“断章取义”、“赋诗言志”,表明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社会政治、外交、文化、伦理的诸多领域中去。据《国语•楚语》记载,楚大夫申叔时曾提出,教授太子的书籍,应包括《春秋》、《易》、《诗》、《礼》、《乐》等等,而“教之《诗》”的目的,是“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也不仅着眼于纯文学的角度,而更侧重其伦理道德的内涵。后来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论语•为政》。)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思路,表明楚国贵族阶级对《诗经》的理解和体认,与北方中原各国并无太大差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进行楚辞创作,必然受到《诗经》的艺术滋养和精神熏陶,并将之作为创新超越的基本前提。对此,汉代学者早就作过精辟的论述。淮南王刘安曾指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注:据现存文献,这段话最早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称:“昔汉武爱骚,而淮南(王)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据此,这应是淮南王刘安的话。直接引述旧话入传,是《史记》常用的写法。)这段话,揭示了楚辞对《诗经》美刺精神不仅有所吸收,且能融会贯通,不失为有识之见。或许是受此启发,东汉的王逸进一步提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注: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他着眼于楚辞在创作方法上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旨在阐发其间的内在脉络,也可谓独到之论。这为后世人们全面而准确地理解这两部产生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文学典籍之间“继承——超越”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但是,虽然此类的论述自古以来所在多有,而从具体作品入手对这种关系加以实证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则似乎还不多见。其原因不难理解——文学研究毕竟是人文科学之一,它不仅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而且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在人文科学(包括文学)研究中,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往往并不低于事实认识的重要性,所以实证性就不足以作为其科学性的唯一标准。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等原因,对上古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细节问题的实证考察,显得尤其困难。不过,就《诗经》与楚辞“继承——超越”关系而言,我倒倾向于认为,从具体作品入手而进行的实证性研究,会有助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从而给自古以来论者们敏锐的艺术感受,提供确凿而实在的依据。

   其实,早在王逸的《楚辞章句》中,为了证明“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的论点,就曾举出“‘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实为姜嫄’”的实例,在指明《离骚》首句与《生民》首二句写作上相通之处的同时,似乎也暗示了这两篇经典之作整体上的一致性。可惜的是,王逸语焉不详,后世论者又鲜有会心,于是这样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天才论断,就在粗心的阅读中被搁置一旁了,其中的丰富意蕴未能得到深入的发掘。本文试图继其踵武,将保存在《诗经•大雅》中的古老史诗《生民》,与作为楚辞代表作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加以具体比较,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揭示《诗经》与楚辞之间“继承——超越”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对中国上古诗歌发展的一个历史考察。

   两篇作品在艺术结构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在形象塑造方面,都具有神性与人性相交融的特点。这些,学术界曾有深入的探讨,此不赘引。本文想从视点变化这一角度略陈浅见。

   古往今来,诗人们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两种基本的审美倾向——或更侧重客观生活之反映,或更侧重主观情感之抒发。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大诗人席勒,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一文中就已指出:“素朴的诗人满足于素朴的自然和感觉,满足于模仿现实世界,……感伤诗就完全不同了。感伤诗人沉思客观事物对他所产生的印象;只有在这一沉思的基础上,方才奠定了他的诗歌的力量。”(注:席勒《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蒋孔阳译,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491页。按:席勒的诗学观点是在他与挚友、大诗人歌德的论辩中形成的,歌德曾说:“我主张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见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页。)关于这篇著名论文的基本命题及其理论内涵,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解释说:“席勒的‘素朴诗’就是古典主义的诗,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诗,他的‘感伤诗’就是近代诗,也就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页。)当然,对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人们或许还可以用其它更新颖的概念来表述,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却是历来公认的基本事实,每个诗人可以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有所体悟,每个读者也可以从自己的审美经验中加以证明。

   现代西方诗学——特别是诗歌类型学——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诗歌创作的上述两种基本的审美倾向,往往是与诗歌的基本类型密切相关的。瑞士学者埃米尔•施泰格尔(Emil Staiger)指出,抒情类型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回忆”,而叙事类型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呈现”;前者是浸润着主体情感、取消了物我界限的抒发,后者则是撇开了主观色彩、保持着时空距离的叙述。他说:“抒情式诗人既不把过去的事情也不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放到眼前来。这两者离他同样地近,而且比眼前的一切还要近。他走进过去或现在发生的事情里并与之融合,即是说,他‘召之入内’(erinnert)。而‘回忆’(erinnerung)应当是这样一个名词,它表明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间隔距离,表示抒情式的‘互在其中’(Ineinander)。当前的、过去的、甚而至于未来的事物,都可以被召入抒情式的诗作中。”“长篇叙事诗正好相反,在历史上有它的被确切规定的地点。在这里,诗人始终不是孤独的。他站在一个听众的圈子里并向他们叙述他的故事。就像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呈现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样,他把它呈现给他的听众。”“荷马从确定的立场出发观察生活。他自己不参与。他不融化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去。”(注:埃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观念》,胡其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10、71页。)注意并强调诗歌基本类型(抒情类型或叙事类型)与诗歌审美倾向(主观倾向或客观倾向)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施泰格尔诗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认真思考诗人性格、思想、命运、环境对其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充分注意他所选择的诗歌类型对其审美倾向的重要影响,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一点,对我们深刻理解《生民》与《离骚》之间“继承——超越”的历史联系,也同样颇具启发意义。

   从文学类型学的角度看,《生民》和《离骚》分别属于叙事式诗歌和抒情式诗歌。尽管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一致之处,例如,都形成了层次整饬严谨、脉络完整清晰的艺术结构,都塑造了神性因素与人性因素密切交融、有机统一的人物形象,但由于诗歌类型的不同,它们所据以进行艺术表现的视点(或角度)产生了很大变化,视点的变化,最终又导致作品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明显差异。而这种变化和差异,也恰好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离骚》对《生民》所进行的历史性超越和所达到的空前境界。

   作为叙事式史诗的《生民》,主要采取了客观的、外在的视点,以叙述的语调逐层展开后稷形象的一生事迹,因而可以说是撇开了主观色彩、保持着时空距离的“呈现”。诗中虽然也渲染了他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奇幻特异的神性因素,但那是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加以铺陈的,并不像后世诗人那样自觉地运用神话传说的素材,以求形成神秘浪漫的风格;诗中虽然也表达了作者本身的情感、理想和愿望,但那是深深隐含在作品情节的发展过程中的“集体无意识”,并不像抒情诗人那样直抒胸臆,那样带有个体性和自觉性。与此相反,作为抒情式长诗的《离骚》,主要采取了主观的、内在的视点,以抒发的语调逐层展开自我形象的精神内涵,因而可以说是浸润着主体情感、取消了物我界限的“回忆”。诗中当然也涉及到诗人政治上浮沉变化的人生遭遇,但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细节的叙述和交代,更多的是基于特定命运而形成的强烈内心情感的抒发;诗中当然也揭示出当时楚国黑暗腐败、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但所侧重的也不是具体事件的直接反映,而是借助于比喻、象征等手法宣泄对社会现实的积郁愤懑之情,从而反衬出自己社会人生理想的高尚和完善。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从《生民》到《离骚》的视点变化,也就是从客观的叙述走向主观的抒发、从外在的“呈现”走向内在的“回忆”的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并不偶然的结果是,尽管两者都以人物生平为中心线索,在作品展开方式上一脉相承,但塑造人物形象的视点却迥然不同,在人称上存在很大差异——前者相对于作品人物而言,是客观的、外在的、第三人称的“他”;后者相对于作品人物而言,则是主观的、内在的、第一人称的“我”。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生民》到《离骚》的类型变化、视点变化、人称变化,不仅蕴涵着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不仅标志着群体传唱向个人独白的转变和过渡,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也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自我意识”(注: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认为,人的意识最初是以他物为研究对象的,此即狭义的“意识”,还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只有当人从认识他物上升到认识意识本身,形成所谓“自我意识”,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本文借用“自我意识”的概念,是指人对其思想、精神、情感、愿望的自我确认。)在中国诗歌史上最初的、然而是伟大的发端。

   从客观的、外在的视点进行第三人称的叙述,几近成为世界各民族上古史诗的通例——无论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还是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属于同样的类型,都采取同样的视点,都运用同样的人称,来展开作品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古中国的《生民》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作为中国上古农耕文化的艺术结晶,《生民》毕竟有着与众不同的显著特点,那就是诗中虽然写到后稷形象的种种神奇事迹,以显示其强烈的神性因素,但其神性因素又与其人性因素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后稷作为部族始祖的英雄特征,后稷也深知稼穑之勤苦,没有全然脱离人间烟火,并且随着诗篇情节不断向前发展,其神性因素逐渐减弱而其人性因素愈益加强。这是一个从神向人发展演化的形象,他的神性来源于古老的神话传说,他的人性来源于世俗的人生经验。作为农耕部族的周族,总体看来确乎“重实际而黜玄想”(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一部《诗经》,除了《生民》等寥若晨星的几篇史诗作品之外,几乎看不出什么神话色彩,应该说,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而后人对后稷事迹的述说传唱,理所当然只能从客观的、外在的视点,通过第三人称的口吻来进行。此后的几篇周族史诗(如《刘公》、《绵》、《皇矣》、《大明》等),艺术结构的安排上没有如此的完整,称不上“整饬严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没有如此的生动,达不到“神性与人性相交融”,所以文学成就较之《生民》要略逊一筹了,但其视点的采取、人称的运用却是别无二致的。

从主观的、内在的视点进行第一人称的抒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生民   离骚   上古诗歌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128.html
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1年0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