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5 次 更新时间:2015-02-08 22: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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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亮  

   一、古今相关评说之基本检讨

   弃妇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表现弃妇的悲苦哀怨亦成为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然而,在《诗经》这一上古诗歌总集中,究竟哪些诗可以确定为弃妇之作却众说纷纭,多有歧见。总观历代治诗者的意见,《诗经》中涉及弃妇题材的诗篇约有《召南》之《江有汜》,《邶风》之《柏舟》《日月》《终风》《谷风》,《卫风》之《氓》,《王风》之《中谷有蓷》,《郑风》之《遵大路》,《小雅》之《我行其野》《谷风》《白华》,共11篇。下面,试联系古今相关评说,列出表格,对上述作品之题旨、性质予以基本层面的检讨。

  

  

   上列表1、表2选取了古今较具代表性的十二家观点,对《诗经》中涉及弃妇题材的11首诗作予以直观展示。综合各家观点,似可得出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其一,古今评家多认为是弃妇之作而少异议的,大抵有《卫风》之《氓》、《邶风》之《谷风》、《王风》之《中谷有蓷》、《小雅》之《白华》。其中《氓》与《白华》二篇公认度最高,几无异词;《谷风》仅方玉润一家谓为“逐臣自伤”,其他诸家均主弃妇说,故认同度亦较高;至于《中谷有蓷》,多认为是因遭遇凶年导致室家相弃,而被弃者为家庭关系中属弱小一方的妇女。

   其二,意见不统一的疑似之作。其中又分两种情形:一是古今评家意见相左者,如《召南》之《江有汜》,《郑风》之《遵大路》,《小雅》之《谷风》,古代评家多不认为是弃妇之作,而现代评家则与之相反,视之为弃妇诗。二是虽多谓其事与夫妻相关,但却难以定其本事为弃妇事件者,如《邶风》之《日月》《终风》,《小雅》之《我行其野》。

   其三,兼具弃妇、贤者不遇之义,“是非得失未易决”之作,如《邶风》之《柏舟》。

   以上三点,是古今接受者论及《诗经》弃妇之作的基本情形。下面,我们拟联系诗作内容及相关本事和评说,对上述诗作的性质予以进一步辨析和分类诠释。

   二、可以认定的弃妇之作

   弃妇诗是描写弃妇生活、表现弃妇命运的诗作。所谓弃妇,盖指因各种缘故被丈夫抛弃的已婚妇女。倘是未婚女子因失恋而与男子分手,或是已婚妇女虽与丈夫发生矛盾却未离开夫家,就算不得弃妇。严格地说,已婚和离开夫家是判别弃妇的两个基本条件。但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中,往往有所侧重,未必全部涉及此两项内容,因而我们在判断时,又须具适当的灵活性。具体而言,便是将已婚视作必备条件——凡诗中未展示明确婚姻关系及被弃义项者,一般不作弃妇诗看待;将离家视作参考条件——诗中虽未明确提及离开夫家,但从人物辞气、相关情节及所涉历史本事综合判断,女主人公当属被弃者,即视作弃妇诗。以此标准评判前述《氓》《谷风》《中谷有蓷》《白华》以及《江有汜》诸作,大抵即可认定其弃妇性质。

   《氓》是弃妇诗的典范之作,古今评家几无疑义。从内容看,该诗描写了女子与“氓”从相识、相恋、成婚到“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全过程,其中“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比喻和“士贰其行”、“不思其反”之陈述,已清晰地展示出女子色衰、男子薄情是此一婚姻解体的重要原因;四章所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与首章之“送子涉淇”相照应,更暗示该女子遭弃而独自涉淇还家③;至于诗末“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悲情抒发,则反映了女主人公被弃后的失落和无助。前后对比,其“当时皆相诱,色衰乃相弃”[1](P324)的情形可谓一目了然。

   《谷风》展示的“夫妇离绝”集中在“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2](P303)。诗中之妇是无辜的受害者,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珍视,希望与夫君“黾勉同心”、“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而其夫却“不我能慉,反以我为雠”,移情别恋,另娶新欢——“宴尔新昏,不我屑以”,并将其逐出家门——“薄送我畿”。由此而言,该诗已合乎弃妇诗的主要义项。至于清人方玉润一面肯定“此诗通篇皆弃妇辞”,一面又据诗中“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一语将其定性为“语虽巾帼,而志则丈夫”的“逐臣自伤”[3](P137)之作,则似属过度诠释。因为孤立地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固然可以理解为“急公向义、胞与为怀之士”的话语,但联系上下语境,也完全贴合弃妇追述一己善行的口吻。宋人范处义谓“此章妇人自言在夫家时尽其心力,靡所不为。深则方舟而渡,浅则泳游而行,谓不择浅深,事求必济也。家之有无,不敢自怠,常勉强经营以赡给之;邻里急难,不敢坐视,常匍匐而往以救助之”[4],即是对诗意较为切当的解说。据此,理应将之归于弃妇诗之列,并视为一首“夫妇失道,弃旧怜新,弃妇诉苦,有血有泪之杰作”[5](P108)。

   《中谷有蓷》也是一首弃妇之作,诗以“中谷有蓷”起兴,三言“有女仳离”,继之以“慨其叹矣”、“条其啸矣”、“啜其泣矣”,已明确透露出婚姻解体、女方为受害者的信息。《毛序》《诗集传》均以“凶年饥馑,室家相弃”为之解题,谢枋得进一步指出:“此诗三章,言物之暵,一节急一节,女之怨恨者一节急一节。始曰遇人之艰难,怜其穷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怜其遭凶祸也;终曰何嗟及矣,夫妇既已离别,虽怨嗟亦无及也。饥馑而相弃,有哀矜恻怛之意焉。”[6](P215)大抵得其情实。

   《白华》为弃妇诗自无异义,诗中屡次提及“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之子无良。二三其德”,显然出自弃妇口吻;而“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又交待了此一弃妇身份的不同一般。故自《毛序》提出“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的观点后,历来解此诗者多从之,谓其为申后被弃所作或他人代作。当然,近今学者也有谓其本事难明而存疑者,但在认定其为“贵族弃妇的怨诗”[7](P729)一点上,却是大致相同的。

   与以上四篇古今论者多无异义、可确定的弃妇之作相比,《召南•江有汜》虽有若干争议,但据其内容,也可视为弃妇之作。诗凡三章,以“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为主干,重叠复沓,抒写悲情。诗中“之子”,当指妇人之夫;“不我以”,谓不带我一起回去;“其后也悔”,谓其弃我而去终将后悔。诗句虽简,却交待了人物关系(夫妇)、发生的事件(夫弃妇而去)、人物感情(“其后也悔”),宛如短小的独幕剧,勾勒出典型的弃妇场景。

   《毛诗序》认为此诗写“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朱熹承其意又予申发:“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妇人谓嫁曰归。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谓挟己而偕行也。”[8](P12)此二说之所以有嫡妻、媵妾之解,盖将诗中之江、汜(大、小)以比嫡、媵(尊、卑),又将“之子归”解作“于归”,故以为说。但从诗意看,这种解说多猜度成分,略欠说服力。方玉润质疑道:“然又安知非弃妇词而必为媵妾作耶?诸儒之必为媵妾作者,他无所据,特泥‘之子归’句作于归解耳。殊知妾妇称夫,亦曰‘之子’,如《有狐》诗云‘之子无裳’、‘之子无带’之类,不必定妇人而后称之。然则‘归’也者,还归之归,非于归之归也,又明矣。”在作了如此辨析之后,方氏认为:“此必江汉商人远归梓里,而弃其妾,不以相从。始则不以备数,继则不与偕行,终且望其庐舍而不之过。妾乃作此诗,以自叹而自解耳。”[9](P112)与方氏观点相似,今人陈子展指出此“实为言男女间关系之诗,谓有往来大江汜沱之间商人乐其新婚而忘其旧姻,其妻抱怨自伤而作也”,并谓“尔时长江中游江汉之域与上游沱汜之间已有商人往来、商品流通之证。则谓《江有汜》为商人妇被弃而作,不为无据”[10](P61-62)。表面看来,方、陈商妇之说较旧说略有新意,但验之诗歌内容,却无内证。因而,与其将与“江”相对举的“汜”、“渚”、“沱”视为具体流域,不如按闻一多之说,视为“妇人盖以水喻其夫,以水道自喻,而以水之旁流枝出,不循正轨,喻夫之情爱别有所归”[11];与其视为商人弃妇之作,不如视为一般弃妇诗为妥。

   三、不应列入弃妇诗的疑似之作

   依据前述已婚和离开夫家这两个判别弃妇的基本条件加以检验,《郑风》之《遵大路》、《邶风》之《日月》《终风》,《小雅》之《我行其野》《谷风》诸诗因欠缺必要义项,便难以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弃妇诗之列。

   《遵大路》是争议较多的一首诗作。《毛诗序》曰:“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故“思君子”是其主旨。朱熹则谓:“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祛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并引宋玉“遵大路兮揽子祛”之句证其为男女关系之辞[12](P51)。清人姚际恒对毛、朱二说提出质疑:“《序》谓君子去庄公,无据;《集传》谓淫妇为人所弃。夫夫既弃之,何为犹送至大路,使妇执其袪与手乎?又曰:‘宋玉赋有‘遵大路揽子袪’之句,亦男女相悦之辞也。’然则男女相悦,又非弃妇矣。且宋玉引用诗辞,岂可据以解诗乎?”由此姚氏认为:“此只是故旧于道左言情,相和好之辞。今不可考,不得强以事实之。”斟酌以上诸家意见,再看该诗“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袪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的简单描写,很难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当然,从诗中“执子之袪”、“执子之手”和“无我恶”、“无我丑”的人物情态看,似较近于女性;而宋玉去古未远,其《登徒子好色赋》称引此句,虽不足以为解诗之据,但毕竟具有参考价值。就此而言,视此诗为表现男女关系之作,较之“思君子”、“故旧言情”说,应更近情实。然而,即令这是一首表现男女关系之诗,却难以证成此对男女一定是夫妻;即使他们是夫妻,也很难说女方已被抛弃。因为从诗中所写看,女方抓着男方的手,沿着大路边走边说:“无我恶兮”、“无我丑兮”,表明他们间的关系尚未破裂,有可能只是发生了些矛盾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强定其为弃妇之作,便有些冒险了,倒是姚际恒所谓“今不可考,不得强以事实之”的意见更为可取一些。

   《日月》《终风》是两首相关联的作品。自《毛诗序》谓其分别为卫庄姜“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之后,历代治诗者多从其说,将此二诗与庄姜之事联系起来。据《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由此一本事推衍,后世多家治诗者之意盖谓:因庄姜憎恶嬖人之子州吁弄兵,知其必乱天下,故向庄公陈说,而庄公不纳其言,放纵州吁,从而导致庄姜“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作《日月》诗以抒怨。至于《终风》,则是庄公死后,州吁作乱,“终风且暴”、“谑浪笑敖”,无礼于庄姜,庄姜恶其悖乱而作是诗。此二诗之关联,正如清人顾镇所说:“前之伤己以庄公,后之伤己以州吁,不惟先后有次,而词气神理亦各不同。”[13]

   假如此二诗确与上述本事相关,那么,它能算是弃妇诗吗?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终风》一篇本与夫妻事无涉,无论如何都难以进入弃妇诗之列;即就与夫妻事相关的《日月》而论,其所展示的仅为“伤己不见答于先君”,而无被弃离家的环节,也就是说,无论在庄公生前身后,庄姜都未离开卫国宫廷,故在严格意义上,也算不得弃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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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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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论坛》(南宁)201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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