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法人名誉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4 次 更新时间:2015-07-08 11:46:11

进入专题: 法人名誉权   消费者诉求   舆论监督   网络言论自由   商业言论自由  

张红  

   [摘 要]:法人名誉权往往与言论自由权、舆论监督权等相互冲突,如何实现这些权利之间的平衡是实践中法人名誉权保护的难题。在消费者表达诉求的侵权认定中,应对行为的过错程度和违法性进行认定,采用推定的方式判断名誉损害事实的存在,并应当体现保护弱者的司法理念。在媒体侵权认定中,应考察其出发点是否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内容是否基本真实,不得对法人名誉故意丑化、侮辱,还应积极履行真实查证义务。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要注重对网络言论自由权的维护,同时严厉打击恶意诽谤、造谣行为。针对竞争对手侵权,明确商业言论自由及其行使界限,避免名誉权诉讼被滥用,对商业竞争者之间的诋毁行为应当施加较重的责任,以健全市场机制。

   [关键词]:法人名誉权;消费者诉求;舆论监督权;网络言论自由;商业言论自由

  

  

   问题的提出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但对法人名誉权,往往参照自然人名誉权予以保护。[1]基于法人不同于自然人的特殊性,准用式的法律规定并不能有效保护法人的人格权,[2]并且还导致了对于法人是否享有一般性人格权的长期争论。[3]实务上,通过在北大法宝以及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中进行查找,本文选取了其中62个较为典型的侵犯法人名誉权的案例进行整理归纳。其中,从1987年至1999年共有17个案例,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有2个;2000年至2012的案件共有45个,出自《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的有6个。

   从具体案例整理中发现,司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认定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标准。在纷繁复杂的侵权行为类型中,法院对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基本属实”与“主要内容失实”的认定没有标准。此外,有些法院在认定侵害法人名誉权时要求侵权内容必须有侮辱、诽谤的言辞。对于侵害法人名誉权遭受经济损失的证明较为困难,且具体赔偿的范围以及数额的计算没有统一的标准,赔偿数额从1元到100万元不等,法官常常因为原告无法主张其损失并非全部因为被告侵权导致,因而“酌情”判决具体赔偿数额。在个别案件中,法院甚至支持了原告的名誉损失费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公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关于“名誉损害赔偿金”的性质以及法人是否能够主张非财产损害赔偿,仍然值得探讨。[4]

   上述实务中所存在的问题,可归入以下几类案件中:在这62个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侵权案件有18件,消费者不当行使评论权的侵权案件有5件,网络侵权的案件有10件,报社、出版社、广告公司等媒体侵权的案件有13件,因其他权利纠纷导致侵权的案件有14件,竞争对手侵权、消费者侵权多与网络和媒体构成共同侵权。在侵权案件中,往往纠缠着利益的衡量,即舆论监督权与法人名誉权、言论自由权与法人名誉权、消费者知情权与法人名誉权等,侵害法人名誉权认定标准的确立关键在于厘清权利之间的界限,不同类型的案件应当有不同侧重。[5]如何在天平两端寻求一个利益的平衡点,使得既能对法人进行有效监督又能维护有序的竞争关系以及维护法人的正常生长,是一个在立法、司法及学说上都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消费者权益诉求与法人名誉权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和社会组织的监督权作了明文规定,因社会监督权的行使所引发的法人名誉权纠纷也不断出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继出台,为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指引,但是法人对消费者的容忍限度以及消费者的言辞达到何种激烈程度方构成侵害法人名誉权的问题,仍然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类似案例的对比,发现卖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供借鉴之处,为以后类似案件的处理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处理途径,在追求个案公正的同时,维护司法的一致性、权威性。

   (一)常锦公司诉周洪金法人名誉权纠纷案

   在南京常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周洪金法人名誉权纠纷案(以下简称尚锦公司诉周洪金法人名誉权纠纷案)中,被告在交房时发现客厅楼面板有裂缝,遂与原告交涉,但双方交涉多次无果,被告遂多次堵塞原告售楼处,并摆放写有“一生的血汗钱买这样的危房吗?”的横幅,还与陈某在衣服背面和自己的轿车上写上“一生的血汗钱,买中南麒麟锦城的房子,楼板裂了,烦死了”的标语。原告以名誉权受损为由起诉被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主要理由是:公民、法人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但消费者有权对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进行批评、评论。被告在发现所购房屋的楼板有裂缝后,有权要求原告进行处理。被告发现楼板裂缝后到售楼处门口拉条幅以及在轿车上写标语的行为,符合一般人的正常反应,并未诽谤或低毁原告,且被告只实施了4次上述行为,不足以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损害。但同时法院也认为周洪金到常锦公司售楼处门口拉条幅的行为过激,方法欠妥,不宜提倡。[6]

   (二)吉林富华公司诉张慧琴法人名誉权纠纷案

   本案中被告张慧琴注射原告吉林富华公司生产的“奥美定”美容产品后,面部不堪目睹,于是便投书国家信访局和各级食品药品监督局反映情况,同时她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的采访,在“搜狐”网上撰文披露“奥美定”产品存在不良反应,其中声称原告具有黑社会性质。原告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张慧琴告上法庭。法院终审判决被告败诉,其理由是:被告的投诉信和网上撰文宣称的原告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言词与事实严重不符,或是对原告不利且没有证据证实的事实性描述,或是对原告产品持贬义的评论性语言,均非对事实的客观性描述,构成诽谤,使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影响了企业的社会形象,进而给其经济效益带来了负面影响,已经构成了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7]

   (三)百龙公司等与韩成刚名誉权纠纷案

   北京百龙绿色科技企业总公司、天津天磁公司、唐山富豪集团公司等与韩成刚名誉权纠纷案(以下简称百龙公司等与韩成刚名誉权纠纷案)中,韩成刚作为目标消费者之一,先后在《太原日报》、《山西日报》、《工人生活报》、《保健纵横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当心矿泉壶的副作用”、“矿泉壶、讴人乎”等文章,并在上述文章中称,据有关专家研究结果,矿泉壶的矿化、磁化、灭菌装置有害,进而得出了矿泉壶有害的结论,同时提醒消费者“慎用”、“当心”。他还在文章中引用百龙公司、富豪公司的广告词,并进行批评,认为这些广告宣传欺骗消费者并违反《广告法》。百龙公司等以其名誉权受到侵犯为由将韩成刚告上法庭,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其理由是:韩成刚从维护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以撰文发表的形式,对矿泉壶的作用、出水性质以及人工矿泉水形成的技术构成进行探讨和质疑,并对使用矿泉壶的后果提出警示,是引述了有关资料及学术界专家的研究结果,其主观上并无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故意,其文章主旨是对矿泉壶的作用、功能进行分析,属公民行使舆论监督权的一种方式。文章中虽有某些结论和用语不当,对矿泉壶的声誉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但不足以构成对被上诉人企业法人名誉权的侵害。[8]

   (四)法人的容忍义务

   上述三个案件都是关于消费者与法人名誉权的典型案例,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与反响,但审判结果迥异。消费者在自己合法的权益遭受损害时应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诉求,法官在司法审判上如何寻求消费者诉求与法人名誉权保护的平衡,需要法官依靠职业素养进行断定。法院在对此类案件进行司法裁判的时候应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司法的公信力,还会影响社会对于类似案件的价值判断和公众的行为准则的确立。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就侵犯法人名誉权的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消费者行为过错程度和违法性,以及对法人社会评价的影响的判定。在判断消费者行为过错程度以及违法性上,法院通过查明案件事实对消费者主张的内容是否真实,以及是否有侮辱法人人格的内容进行判定,并且对于消费者行为违法性的标准设定得相对宽松。但在对法人社会评价的影响的判定上往往依赖于法官个人的主观判断,缺乏相对明确客观的标准。

   笔者认为,在对侵害法人名誉权的司法认定上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消费者行为的过错程度和违法性进行判定,即对消费者诉求的尺度是否合理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犯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低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名誉权。”尤其对于购买了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而言,其对企业产品、服务的评论只要不是恶意的侮辱、诽谤,则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即对消费者评论是否构成侵权的评价标准应设定得较为宽松。在常锦公司诉周洪金法人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业主对商品房质量的诉求是一种批评、评论,其依据的是客观事实,且没有借机诽谤、低毁的言行,虽然言行过于激烈,但仍不构成对开发商名誉权的侵害。而在富华公司诉张慧琴法人名誉权纠纷案中,被告在投诉信中则有虚构事实对原告进行诽谤的意思,因此法院判定其侵权。在这两个案件中法官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是正确的。其次,考虑如何认定消费者的诉求对法人社会评价的影响。对法人社会评价的影响是存在于第三人的思想和情感之中的,可能外化为第三人的态度或者行为而影响到第三人与受害人的关系,也可能不外化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行为,因此,对其强度范围等通常难以进行量化的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社会评价降低似乎是一种客观性的损害结果,其实往往是不可捉摸的。[9]社会评价是否降低,影响程度有多大,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并没有确立明确的标准,大多数时候是依靠审判人员的专业素养进行判定,但不同的法官作出的判断往往不同,这种单单凭借法官内心确定的标准往往不能令当事人信服。考虑到名誉损害事实举证责任的困难,避免依靠法官主观确认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应该免除受害人对名誉损害事实发生的举证责任,而采取推定的方法确定损害事实的存在,[10]在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一种“公布加推定”标准:受害人提供证据证明针对自己的诽谤和侮辱性内容已经为第三人所知悉,则推定受害人的名誉受到侵害。加害人若主张其行为未造成法人名誉损害则要承担举证责任,若主张具体的损害赔偿则需受害人单独举证。[11]这种标准切实可行而又公允、合理,值得加以确认和推广。此外,法院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审判的时候应该体现弱者保护的司法理念。[12]与法人相比,消费者在各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因此对于法人名誉权保护上法律应向弱势的消费者倾斜,一方面能提高消费者的权利意识,符合社会的善良风俗,另一方面也能督促商家改进自己的做法,自觉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3]

  

   二、媒体舆论监督与法人名誉权保护

新闻媒体是保证社会能够良性发展的最佳监督者之一,是保障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依靠媒体的力量进行炒作,进而影响社会总体价值取向,甚至影响司法审判的事件时有发生。借力媒体成为与法人争斗的有力武器,而随着我国法制的进一步健全,各媒体也会大力地开展各种维权活动,曝光社会的种种不公,为弱者“申冤呐喊”。[14]因此,很容易发生与法人名誉权保护相互冲突的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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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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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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