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民法典(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08: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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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  

   摘 要:独立的人格权编成就了中国《民法典》独特的七编制法典体例,首开世界民事立法之先河,是世界人格权保护立法的典范,彰显了现代化人格权保护模式。人格权编将成熟的具体人格权法定化,在保持各具体人格权概念外延开放性的同时,以“人身自由 + 人格尊严”为基础建立一般人格权保护,双管齐下保护新型人格利益,面向未来社会发展保持人格权体系的包容性。人格权遭受损害便难以恢复原状的特点决定了人格权保护要注重事前防御,人格权编构建了全面的人格权请求权体系,形成了“事前防御 + 事后救济”的完整权利保护方案,使得人格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等量齐观,完善了现代民法请求权体系。人格权具有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人格财产利益许可使用是人格权重要的积极权能,是对传统人格权单一伦理性认识的再发展。人格权侵害救济制度对侵害人格权的认定作出区别处理,同时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以期在人格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人格权编创新性地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贯彻了权益充分救济的理念,有利于人格权的周全保护,拓展了我国损害赔偿法的新空间。

   关键词:人格权体系;人格权请求权;人格财产利益许可使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人格权编

   作者简介:张红,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ZD083)

   中国《民法典》开世界民法典之先河,独立设置了人格权编,为世界民法典编纂作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格权编是因应人民人格权益保护发展的需要,是人格权理论的新发展,也是妥善安排人格权民事法律规范的最佳选择。人格权编立足于互联网、高科技和大数据时代,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本编总结了我国既往几十年来人格权立法、司法实践经验与学界研究成果,吸收了世界法制发展中有关人格权保护的有益作法,展现了现代化的人格权保护模式,构建了完整的人格权体系,设置了全面的人格权请求权体系,规定了人格财产利益许可使用制度,并对人格权侵权责任构成和侵害救济方式作出了全面规定。这些体系化的制度设计是我国《民法典》的硬核优势。

  

   一、独立建制的人格权编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的民法典产生过程,我国《民法典》由“九龙治水”的单行民法发展而来。编纂《民法典》,是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我国独具特色的七编制《民法典》体系有三大特色:人格权编,合同总则代替债法总则和侵权责任编。这种民法典编制不同于法国式的三编制民法典,也不同于德国式的五编制民法典,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独立建制的人格权编最引人瞩目,成就了独特的民法典体系。中国《民法典》体例的独特性和先进性既有民法典编纂的后发优势之功,也有我国民法学界的自主与创新精神的贡献,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特点和人民意愿对立法的呼吁与立法者的决断。

   (一)人格权编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权利

   《民法典》中是否要安排独立的人格权编可谓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民事立法史上的最大争论,其影响力之大远超《物权法》起草过程中的“违宪风波”。各路学者参与论证,辨明了道理,形成了立法上的正确抉择[1](P179-189)。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民法典》第989条规定,本编调整因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产生的民事关系。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人格权编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权利。这些人格权益与政治权利无关,都是自然人的民事权益。人格权编规范的是此种民事权益的享有、行使、保护和救济问题,着重体现为对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个别论者为达删除人格权编的目的,不断提出人格权编的学术风险、诚信风险、政治风险,以及最近提出的自卫权就是暴力、行动自由就是“上街”、自卫权的暴力加上街就是“颜色革命”的说辞,断章取义的恶意构陷,将人格权当作政治权利,危言耸听,超越学术研究应该恪守的底线[2](P144-158)。

   《民法典》中存在正当防卫,但不存在自卫权。《民法典》第1002条规定,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生命权具有根本性,自然人无生命则无一切,对生命的保护首屈一指。抛开生命权积极权能之争不谈,生命的受保护权能无可置疑。生命面临侵害时,奋起反抗是人之本能,具有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正当性,这种基于人性本能的反应与政治权利无关。《民法典》第181条规定正当防卫为免责事由正说明此。民法上人格权不具有对抗国家权力功能,但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则具有。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和38条分别规定了对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这些宪法规定赋予了人格权以宪法基本权利的属性和地位。但在宪法操作上,如何将本属民法权利的人格权上升至宪法基本权利,以防御国家权力并请求国家履行保护义务,防止国家权力对人格权的非法侵害,使得人格权保护得以在民法和宪法两个维度展开,更多的是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所应考虑的问题[3](P47)。人格权编规定的一般人格权和生命权等具体人格权,旨在明确民事主体享有各种类型的人格权并据此积极行使或进行保护。无论是生命权中的生命安全的维护,还是身体权中的行动自由,皆是针对平等的民事主体而言。

   (二)人格权编独立建制是现代化的人格权保护模式

   法律一旦制定便落后于时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让立法者警惕,未来新型人格权益的保护将会是持续性问题。人格权的类型与内容会不断发展,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需要具有开放性的结构。人格权类型发展体现在新型人格利益不断出现并被人格权化。城市化进程让居住立体化,居民之间的行为影响更加紧密,垃圾臭气、噪音等不可量物侵害身体安全和生活安宁。垃圾短信、骚扰电话也时常侵扰正常生活秩序。随着5G、AI、VR等技术的普及,未来生活将会如何被改变,何种新型人格利益将被发掘强调尚未可知。既有各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也会不断拓展,隐私权即是最好的例子。作为隐私权保护对象的“隐私”经历了“身体隐私—差别隐私—私密隐私”的演变,人们对隐私的重视逐步上升,各种新型隐私纷至沓来[4](P434-445)。《民法典》第1032条第2款将私人生活安宁视为隐私,拓展了隐私的内容。权利内容的变化也意味着权利权能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上财产价值不可忽视,典型例子即明星的商业广告代言。人格权中的积极权能开始日益显现并成为人格权的重要部分,权利人对自己的人格利益有着自由支配、利用的需要。

   开放性的特点意味着变化的发生。这对讲求稳定性的法律规范是巨大挑战。《民法典》出台以前,涉人格权的法律、司法解释已经有300条之多,其中20世纪80年代共有21个相关条文或司法解释规范人格权,紧随其后的20年分别有42条和71条相关条文或司法解释。而近7年短短时间已经超过之前立法之总数。关于人格权立法呈爆发趋势,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格权的相关规定会愈来愈多。考虑到规范制定的时间不同,以及各规范的规制对象差异,一些共通性的规定应当加以抽象和集中,至少要在“找法”的角度集约化,但这仍需要不小的制度空间。这样体量的规范群恐怕只有独立安置成编才能不破坏法典自身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以“编”的名义为未来人格权发展留下充足的空间,以确保开放性。

   社会发展和人格自觉催生了丰富的人格权制度,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法制和法典体系,人格权的现代化发展对传统法典体例的挑战促使新的法典体例产生。人格权作为一项权利,与其他财产权利一样,具有丰富的权利内容与完整的内部逻辑,包括人格权的享有、人格利益的支配、人格权的保护等,这些内容或涉及民事权利的享有,或涉及合同规范的调整,或涉及侵权责任的救济,或涉及人格权独有的内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格权积极权能的发展直接冲击了既往的法典体例安排,无论是总则部分中的主体制度,还是侵权责任部分的民事责任制度都无法将其纳入个中[5](P150)。这些积极权能,如人格财产利益商业性许可使用、决定变更姓名、授权他人收集处理个人信息、通知更正删除等,都需要独立的规范空间。归根到底,这都是由于人格权在内容上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我国人格权法的发展呈现出法学家主导以及理论与司法实践相互促进的特征,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我国民法学的自主性与创新性,也是司法实践对人格权益保护不断探索的过程。为周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需对相关利益予以立法确认。为便利司法适用,需全面地对人格权进行体系化编排。司法实践中,人格权纠纷案例已在民事案例中占据了相当份额,且与日俱增。审判时,对模糊的人格权概念与边界的认定是法官审判难点之所在,概括式立法亦容易造成当事人误解。对于法律适用之困难,立法应作回应。宣示式、碎片化的立法模式无疑加重了制定法的含混不清,人格权统一立法则有助于改变此窘境。人格权编的出台意味着过去零散的、效力层级不一的人格权保护规范集中至民事基本法中作统一规定,实现体系化蜕变,以学说与司法实践共同推进人格权益保护的模式转向以立法规范确认为主、司法实践发展为辅的模式。通过建立完整的人格权请求权规范,实现由传统的注重事后救济到注重事前预防保护的转变。这些转变都是现代化人格权保护和规制模式的新发展。

   (三)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体系效应

   民法成典,以有限法条应对生活的无限可能。《民法典》不是条文的堆砌,而是条文的体系化建制,不同条文间的体系化组合会产生无穷的新规则。《民法典》的制度体系关注法典内各项制度之间的协调。就现代民法典贯彻的价值而言,维护人格尊严是首要的价值目标。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不再终日为生存果腹而奔波,而是更多地关注内在精神世界,享受精神愉悦,发掘精神利益。马斯洛之需求理论恰如其分地归纳了这一规律[6](P52-6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的“生存线”生活状态,而是追求全面的小康生活,包括精神文化层面的满足,活得更有尊严。人格权制度维护人格尊严,便直接与此目标相联。人格权制度规定得好,就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助推剂。范式民法典和传统民法理论多注重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存在着“重物轻人”的倾向。民法典以人为名,更应关注人的保护,尤其是人之尊严和自由的维护。我国《民法典》编纂正视了传统民法典“重物轻人”的倾向与民法之“人法”本质的抵牾,试图改变这一不甚合理的体例安排。若是我国《民法典》未规定独立的人格权编,剩余的规范几乎全为财产法规范——婚姻家庭、继承二编大部分围绕着夫妻共同财产、财产继承设置规范,侵权责任编大部分规范以损害赔偿之债为结果。这部编纂于21世纪的《民法典》岂不是一部财产法典,人身权利的保护仅靠寥寥数条便足矣?《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民事权利”首先列举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其次是各具体人格权,位于民事权利谱系前端,表明人格权保护的优先性与重要性。人格权的独立成编呼应《民法典》第109条、第110条所处的位置,在价值宣示上与21世纪的人文关怀精神相吻合[7](P161-162)。在《民法典》分编体例中,因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人格权、人身权得以与财产权并重,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

人格权制度自身的独特内容要求独立建制,以免破坏其他各编的结构。人格权上财产利益许可使用因涉及人格自由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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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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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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