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舟:近代舆论监督的兴起与法制初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15-04-08 22:57:33

进入专题: 舆论监督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刘双舟  

   西方近现代监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传统中国社会中也有简单的舆论监督形式,如《晋书·王沉传》载:“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便是指古人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自觉接受。但是从整体上看,由于历史上各专制王朝大都实行文化专制制度,加上缺乏必要和先进的舆论传播媒介,所以传统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的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政府权力运作的舆论监督体制。鸦片战争之后,在社会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诸如报纸、广播、出版等新式传播媒介的引入,以及各种政治性社会团体和新式知识分之阶层的出现,中国社会也开始逐步地出现了新式舆论监督,而且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系统外部监督力量。

  

   一、近代舆论监督理论的产生

   自唐代起,一种通称为“邸报”的古代报纸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这是封建王朝传播新闻信息的主要手段。与近代报刊最为接近的古代新闻传播工具是明朝末年出现的“京报”。无论是早期的“邸报”,还是晚期的“京报”,都称不上大众传播媒介,因为它们的内容都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发行范围仅限于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而且它只有抄录和印刷人员,没有记者、编辑,只许照章抄录宫门钞、谕旨和奏章,不准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安排版面。总之,传统的报纸并不是社会舆论的承载工具,更不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

   封建专制主义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表现的非常突出。列代专制统治者都在文化领域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到清代则进一步发展成为“文字狱”,仅雍正和乾隆两朝竟然就发动文字狱一百余期。这种高压的文化专制制度,摧毁了一切民主的和反专制的思想意识,社会成员不具有任何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政府的权利,造成了知识界噤若寒蝉,不问世事,只顾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学风。

   18世纪60年代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仅通过走私和非法贸易对中国进行经济上侵略,还通过传教、办学、行医以及出版书报等方式进行文化的渗透。1815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最早的中文报刊。之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和南洋又陆续出版了6种中文报刊,它们大多为宗教性的报刊。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报刊业全部为外国人所垄断,鸦片战争后香港和上海逐渐成为在华外报的中心。随着在化外报的发展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传入,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之开始对近代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及其社会作用有所认识,国人办报活动也随之兴起。

   最早认识报刊及其社会作用的中国人是林则徐和魏源。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命人收集和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报刊资料,汇集成册,称为《澳门新闻纸》。魏源将林则徐的成果收入《海国图志》之中,并以赞赏的口吻介绍了西方新闻业的舆论监督作用,他说英国“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

   洪仁玕也是较早注意到新闻舆论有监督政府作用的中国人。他在《资政新篇》中从整个国家结构的宏观角度着眼,高度评价了报刊的社会作用。他的观点有四:一是把报纸视为维系中央政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工具,认为可以通过报纸去禁朋党之弊以消除种种弱本强末的离心力量;二是把办报视为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认为可以通过报纸这道桥梁沟通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民众之间的公议,因此提出了“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新闻馆和准卖新闻篇的建议;三是认为报纸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是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四是认为报纸有监督政府的作用,因此建议在十八省设置新闻官,选拔那些“性品诚实不阿者”充任,其职是“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诫,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 只是他的这些主张因太平天国的覆灭而未能得以实施。

   较早提出言论自由,反对文化专制的“言禁”制度的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江苏苏州人,18岁考取了秀才,22岁去上海,在外国传教士麦都思办的“墨海书馆”做编校工作。1861年上书太平军将领,因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往香港。后到欧洲游历,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直接的考察,深感中国的落后。因此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变法自强。王韬1870年回到香港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政论报纸《循环日报》。在该报主持笔政十年,以变法自强为办报宗旨,发表了数百篇评论时政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他指出“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主张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君民共治的国家,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王韬认为办报的宗旨是“立言”,他在创办《循环日报》时明确表示其目的是“借日报立言”,通过报纸来宣传自强主张。他认为报纸的功能和作用是一个“通”字,报纸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和“通外情于内”。王韬在中国最早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呼吁朝廷放宽严禁,允许民间办报纸,允许报纸“指陈时事,无所忌讳”,希望官方对报纸的言论要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态度去对待。在欧洲与香港,王韬目睹了报纸能够纵横清议,言论自由。他对英国第一大报《泰晤士报》极为羡慕,赞扬道:“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他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能够自由办报,以出现那种“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事,位至卿相”的局面,。但是这一局面的出现,显然需要以言论自由、开放民主为前提。因此,王韬多次提出言论自由的要求,反对清政府压制舆论,要求鼓励民众积极“言政议政”,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国家兴盛发达的标征,如果一个国家噤若寒蝉的话,那么“其亡不远了”。在王韬办报方针的指引下,《循环日报》在香港独树一帜。郑观应和容闳等同时代的改良主义者也纷纷在上边发表变法改良文章,使该报一时成为言论中心,“国有大事,士林皆重其所出”。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同时也唤起了更多的中国人对时事的关注。《马关条约》带来的极大刺激,使社会舆论冲破了封建的“言禁”的桎梏而勃兴。新闻工作与舆论宣传的天然联系,使得报刊业在近代中国始终站在舆论阵地的最前列。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其办报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舆论见解。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轻视舆论,残酷地压制舆论,而改良派重视舆论,他们要通过办报为其改良运动营造舆论,因而在与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改良派较系统的提出言论自由思想。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舆论形成的政治保障,也是社会舆论最终形成的充分保证;主张报纸反映舆论,成为“民史”、“民口”,反映人民的活动和做人民的喉舌。这些思想具有欧美近代历史上的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特色,具有较大的进步性。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二十世纪初舆论宣传中,还明确提出了“舆论监督”和“健全舆论”的概念。其中以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对舆论监督的认识最为系统和深刻。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是清末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论家,启蒙宣传家。他自幼诉熟读经史,12岁为秀才,16岁中举人,19岁赴京会试未中,回到广州拜康有为为师,并开始参加维新活动。梁启超在言论界初露荷角,始于1895年12月,当时他在北京负责编辑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后主持维新派办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报刊《时务报》,并因此而闻名舆论界。在此期间,他为《时务报》撰写了诸多政论文章,阐发维新变法思想。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见解新颖,将言论同时势紧密结合,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功能。梁启超对于舆论监督的论述也颇有建树。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17期上发表了《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明确指出报刊的两大“天职”:“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是也。”所谓监督政府,旨在免于政府滥用职权,除立法、司法两权独立,政党对峙之外,“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梁启超把监督之道归结为三种,即“法律上之监督、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 。其中所谓“名誉上之监督”,即舆论监督。“名誉监督者,不能如前二者(法律、宗教监督)之使人服从,使人信仰,使人畏惮,然隐然示人曰:尔必当如此,尔必不可如彼”。他把报纸与政府的关系视为父子关系,指出舆论监督应当如父兄之视子弟,教导和扑责同时并行,并应当纠政府的全局部,当监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可挑得失于小吏于一二人,不必掘献替于小节一二事。 此外,梁启超还认为,只有健全的舆论才是可贵的,而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等五个因素是健全舆论的“五本”。梁启超在“五本说”中第一次论及了舆论的正负效应问题,并强调议论的发出者和传播者的社会责任,要求以国家利益为重。梁启超对舆论监督的论述,标志着近代中国对舆论监督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辛亥革命时期,利用报纸进行革命舆论的宣传的要求十分紧迫,因而这个时期重视资产阶革命舆论的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把立党、舆论宣传、起义看成革命运动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报纸视为制造革命舆论,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他们第一次自觉利用报纸等现代传媒制造革命舆论,认为:报纸的天职是把精英(先知先觉)的革命之学说输灌于人心,化为常识,并进而生成舆论;报界是舆论之母,即先觉者──报刊必须掖进后觉者一起前进,达成引舆论于一途的目的,将正确的阶级思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的过程。他们汲取西方舆论宣传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创办了诸如“民呼”、“民吁”、“民立”等“民”字报刊,高度重视报刊的舆论引导作用,认为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令人窒息的舆论环境,但此时马克思主义30年代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导和丰富的社会舆论实践基础。以张友渔、邹韬奋为代表的民众革命学派,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舆论产生的过程,对社会舆论的兴衰做出正确的解释,提出“舆论者,国民心理之所表著者也” ,认为人民的舆论是不可抗拒的,广大民众的舆论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主要舆论,积极主张拥护和反映广大民众的舆论。

  

   二、新式舆论载体的产生和发展

   报刊是近代舆论得以发展的主要新式载体。中国古代的报纸起始于唐朝,最先问世的是唐朝政府发行的官报,内容是宫廷动态,读者是首都官吏。封建官报在宋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称为“邸报”,它的发行机构是各地派驻首都的进奏院。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命令,皇帝的起居言行,封建政府的法令、公报,有关官吏任免赏罚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报。“小报”起始于北宋末年,被当时的读者隐称为“新闻”,是一种非官方的报纸,内容以“邸报”所不载的大臣章奏和官吏任免消息为主,它的出版,受到当时政府的查禁。1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在封建政府的监督下,编选一部分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一部分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这一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内容由皇帝谕旨,朝廷政事,官吏的奏折三部分组成。清朝入关后,北京的报房曾经达到十家以上,它们所出的报纸仍称“京报”。内容与明朝后期的“京报”相近。

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邸报”和“京报”没有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近代报刊。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渗透和侵入由外国人创办的。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舆论监督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6440.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