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研究古典散文的几点意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15-05-31 16: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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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  

   古典散文研究是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十分重要的部分。这不只是由于古典散文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巨大,可阐发处非常之多;而且因为历代散文的发展与文化、学术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还由于继承古典散文的优秀遗产不只对于现代文学创作,就是对于一般地发展当代文化,例如提高写作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这却是个相对薄弱的领域。近年出现了较多的研究论著,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入、精彩的;但实事求是地说,多数内容比较浅薄,欠深入,缺乏新意,少有对于散文作家、作品和创作规律的深刻、细致的说明。造成这种局面,与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年代长远、作品繁多有关系,也与有关理论问题更为复杂有关系。例如,确定散文所包含的范围(这也关系到它的定义)本是研究的前提,但直到如今一直缴绕不清。而从研究者方面看,也确实存在不少主观上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方法问题。

   关于研究方法,是近年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如所谓“微观”“宏观”,重理论还是重资料,以及国外的新方法是否应当引用和如何引用等等。这些争论当然不是全无意义。但有一点是应当承认的,就是有的争论显然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有关。例如“微观”和“宏观”的关系,这原本是确定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概念。研究天体、宇宙等“大”客体的叫“宏观研究”,研究分子、原子等“小”客体相对应地叫“微观研究”。后来这对概念被运用于经济学。在经济学里,把以个别消费者、厂商为单位进行研究的叫“微观经济学”,把以投资、收入、消费等总量分析为对象的研究叫“宏观经济学”。依此为例,“微观”、“宏观”用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也未为不可。但近年就这个问题的论争,显然表现出“文革”前“以论带史”还是“由史出论”的争论的影响。如果“微观”是指细小的课题,细节的研究,资料考证等等,“宏观”是指大的课题,规律性的研究,理论的说明等等,那么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其关系则是辨证的,没有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搞散文研究,更可以依据个人的兴趣、能力,选择课题可大可小,具体人的研究范围必然不同。但不论如何大的课题,总得有理有据,有详实的资料依据;如何小的题目,总得依靠一定的理论来阐述,体现某种理论观念。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有说服力的成果并不多——起码散文研究的情况如此。

   和这个问题相关,大学里指导研究生作论文,往往苦于找不到散文研究的课题。许多学生感到“大家”人们已经谈得烂熟了,“小”作家讲不出多少东西来。这里有个学识水平问题,就是还没有足够的学力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但也有个方法问题,就是习惯于简单化的、空洞的方法,满足于肤浅的论述,这样也就不能把对文学现象的思考引向深入。

   所以,以下仅对古典散文研究方法提出几点浅见,请大家批评。

   第一点,研究作家、作品,还是得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首先要在“知人论世”上用工夫,从深入了解社会背景入手。但这种研究不能依据公式化的教条,而要真正把握历史现象的本质,努力恢复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而确定作家生存的具体状况,这样才能更准确地了解造成他的处境、心理、感情状态等等的环境。完全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地深入、细致地把握直到细微末节的历史真实,应当是历史研究不懈追求的目标。

   例如谈到唐代文学的社会背景,一般会讲当时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科举制、庶族地位的提高、思想学术的相对自由,等等。这无疑是历史事实。但这整体、普遍的状况还不能解决关系某个作家的具体问题,更不能用这几条来说明所有唐代作家的生活环境。唐代三百年间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不同人的具体处境更不一样。这就要做具体分析。

   例如对初唐文学,像“四杰”、陈子昂等人的研究,就不能满足于一般历史的简单描述,如说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兴旺、科举制度给士人开辟了步入仕途的门径等等。还必须认真分析当时阶级结构、社会生活的具体状态,包括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当时的官制、科举,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状况。唐朝建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旧的门阀贵族势力仍十分强大。可以提出一方面的情况:太宗在位任用宰相二十三人,基本是由北周、杨隋勋贵(如长孙无忌、杨师道、杜如晦、杜淹、侯君集、李靖等)、南朝贵族(如岑文本、刘洎、褚遂良、许敬宗等)、山东氏族(如崔仁师、张行成、高季辅、温彦博、戴胄等)组成的,如马周、张亮、李勣等出身“寒微”的只占少数。唐太宗号称能不次用人,是搞“五湖四海”的。但他更重视的显然是调节不同地区的新、旧贵族间的关系。他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这些人很快即形成为新的权贵。再从当时朝廷的构成看:直到开元年间,朝廷每年“入流”的官员是一千几百人到两千人,而科举的主要科目进士、明经两科每年取人不过二百上下。就是说,出身科举的官员不会超出全部新任官员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当时科举这条出路是十分狭小的。又在唐王朝叙官制度中,五、六品之间是个重要界线。五品以上是所谓“常参官”,六品以下则只朝朔、望。五、六品之间在任免程序、赋役负担、接受门荫等待遇以至服色、荣典等等都大有不同。五品以上的官员构成了朝廷依靠的基础势力。而如仔细考察唐朝初年朝廷任用人的情况就会发现,五品以上的官员绝大部分是贵族出身。这是可以用统计数字证明的。这种种情况表明,唐朝初年还是旧的氏族势力相当强大的时期,庶族争得地位还要经过武后、玄宗朝长期的斗争和过渡。仔细探讨这样的背景,会使我们对如“四杰”那样位在令、尉的刚刚“入流”的小官,或像陈子昂那样没有名分的偏远地区的文人,其“出身”和出路是多么困难,得出更深刻的认识。

   又如韩愈这样的“大家”,生平事迹、社会背景等大的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不然。可以提出几个问题作例子。卞孝萱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韩愈生母之谜》(见韩愈研究会编《韩愈研究》第二辑)。主要是从韩愈本人的文章和同时人的记载加以分析,论证韩愈生母或是改嫁了,或其乳母即是生母。这一发现可说是作者读书得间的一例。在唐代嫡、庶关系十分严格的家庭环境中,生母的这一情况对韩愈性格的形成自然不是小事。由此还可以联想到,唐代著名人物如吕温、李德裕等都是庶出,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情况对他们的影响。又如韩愈入董晋、张建封幕,曾被认为是他依托强藩、政治保守的行为。这涉及到对于中唐藩镇问题及文人与藩镇关系的实态的了解。年轻史学家张国刚曾对中唐藩镇进行过具体分析,他把它们分为河朔型、中原型、东南型、边疆型几类,指出它们对朝廷或叛逆型、或自保、或起拱卫作用等等不同。就是说,中唐时期的藩镇并不全是搞分裂割据的。而具体分析文人之被藩镇征辟,更不全是依附叛逆或赞成分裂。在中、晚唐的具体形势下,藩镇乃是庶族文人求发展的重要场地。从客观实际情况看,庶族力量确实在藩镇地区得到了发展,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在朝廷中占据相当地位的门阀士族势力。当时的文人们“以朝廷为闲地,以幕府为要津”。他们在遍布各地的藩镇幕府里求取个人出路,客观上使得庶族文人的力量得以扩展。后来到宋代,形成了新的统一局面,汉、魏以来几百年间左右南北政权的门阀势力终于退出了舞台,中唐文人在藩镇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认识这样的大背景,就会给韩愈的“入幕”更积极的评价。再如韩愈晚年参与平淮西,以功授刑部侍郎;后来自袁州召还,又授兵部侍郎。这看似得到荣迁,晚年仕途是颇为顺利了。但如果了解唐时叙官的具体情况就会知道,当时“六官之属,随时升降”,即吏、礼、户、兵、刑、工各部职务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是大不相同的。大体说来,唐前期吏部、礼部这些掌管朝廷和地方人事的职务是被看重的;开、天以后,对朝廷来说户口、赋税等问题更为紧要,出掌户部的多是朝廷倚重的重臣。而由于潘镇势大,朝廷统兵权力大受限制,兵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刑部的情形也是一样。所以当时官场上有“有意嫌兵部,无心取考功”(考功属吏部,当时的势力也缩小了)的打油诗。那么韩愈在征淮西之役中本来立了大功,却被任命到刑部,以及后来调任兵部,就都有“投闲弃置”的意味。了解这个状况,对认识韩愈晚年的思想状态及其文学创作也是有意义的。

   以上谈到的具体到韩愈的几个细小过节,意在说明仔细了解社会历史背景的重要。从中也可以了解到,不把看似“微观”的情况弄得很细致,对涉及全人、全部作品的“宏观”规律也就难以把握。而且客观地说,如果只解决“微观”课题,达不到“宏观”规律的把握,终归还算弄清了点滴情况;但如果没有“微观”的研究为基础,凭空去构想“宏观”的规律,则只是毫无价值的臆想。研究工作不能深入,往往是由于缺乏细致、认真的态度,不肯做艰苦、深入的工作。

   这也就涉及到对资料的全面掌握的问题。研究历史人物,要读史书。但时下的研究生能认真读“正史”中的“列传”和“本纪”就不错了,很少有人肯去读枯燥的“志”书。而“志”书乃是各有关领域的专史。除了正史之外,更要注意政典、律令、谱录、杂史、笔记杂说以及释、道典籍等广泛典籍,至于碑志,特别是新出土的文献、文物更是要倍加注意的。资料掌握得越是齐全,对历史全景的认识就会越加明晰,越有可能把研究深入下去。

   第二点,文学是意识形态,作品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表露。要深入了解作家、作品,还必须全面把握时代的思想意识状况。因为作家总是在一定的思想环境中生活,处在当时意识形态的斗争漩涡之中,受到当时思想潮流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必然从各自的立场、各自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当时的思想动向,解决时代提出的思想课题。

   涉及到这一方面,就会突出感到“正史”的不足。鲁迅说“二十四史”是在“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这当然是愤激之言,但又是相当深刻的诛心之论。“二十四史”,还有传统的一般史书,主要记录的是历史上统治阶层的活动,而且又侧重在治国安邦的“政事”和与经国大计相关的“事件”,但很少有对于时代思想状况的记录,更谈不到这种记录的完整和详尽了。这是与传统史学思想相关联的。中国传统上对历史的要求就是要记载邦国成败,嘉言善行,明得失、正褒贬的。所以要了解历史上的思想状况,就需要利用现代科学的方法,重新搜集材料,恢复起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包括宗教)面貌。当然就文学研究而言,不一定一切从头作起,可以借鉴思想史研究的已有成果。

   还是以本人比较熟悉的唐代的情况略加说明。不对唐代思想意识的承继关系和那三百年间思想斗争的复杂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就不会准确、清晰地认识具体作家思想发展的脉络,也难以解释他为人和作文的态度和成果,确定他在时代思想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唐代继承的是六朝时期的思想文化传统。近年来,六朝文学研究得到更多人的重视,也纠正了以前的研究中对之过多否定的偏颇。但在某些人的看法里(例如一些替“宫体诗”翻案的文章),却颇让人感到有“矫枉过正”之嫌。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观念增强了,进而作家进行创作的美学追求也更显著了,这些都有力地促成了作品艺术表现方面的进展。这一时期在文学发展上取得的成绩是应当充分估价的。确实,从历史发展看,没有六朝的基础,就不会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的、“集大成”式的繁荣。例如论及韩、柳散文,就正如有人早已指出的,他们能够“起八代之衰”,是以汲取六朝之髓为基础的。但是六朝时期思想文化上的衰颓趋势严重地影响到文人,也是应当承认的历史事实。当时经学衰败,佛、道横流,造成了伦理(君臣、家族等方面)危机,学术分裂,表现在文人身上则是情、理的严重冲突,普遍地耽于人生享受,沉溺于宗教幻想和唯美追求,从而普遍地使得人格分裂,心性发展失去了依恃,创作中也缺乏正大的观念和健康的感情。这给文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如何对应这种局面,是唐代每一个文人面临的问题。

唐室初建,适应国家统一的要求,统治者致力于学术的统一,有《五经正义》、《五经定本》、《经典释文》等书的编定。科举也以儒经为本。但唐王朝又上承南、北各朝“三教齐立”的思想统制方针,从而促成佛、道更大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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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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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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