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传播研究的“跨界”、“搭桥”与“交光互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 次 更新时间:2021-07-27 1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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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铨   於渊渊  

  

   一、文本, 脉络, 跨文化意义

  

   於渊渊 (▲) :您在多个场合都言及受社会学家米尔斯 (C.Wright Mills) 影响很大, 习惯把问题置放在时空的脉络中来观照。有人把您归为脉络学派, 您欣然接受。说到context这个词, 大陆文献常译为语境, 台湾学者喜欢称之为脉络。脉络不同于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只关乎历史的平面, 与人和事之间只是衬托的关系。而脉络是立体的, 由多种相互关联的人、事、关系、观念所构成。现在的一些研究, 也会谈语境和脉络, 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是静态的、僵硬的、幕布般关于政治、制度和生活的背景介绍, 文本与脉络之间, 无法形成“交光互影”的关系, 在扎扎实实提升学术功力之外, 您有没有什么切实的建议?

   李金铨 (●) :文本分析首先要首尾一致, 不能有內在逻辑的矛盾。但沒有內在矛盾, 未必就是真实, 因为传说和谎话都可以编得天衣无缝。社会科学是经验科学, 内在逻辑没有矛盾只是第一步, 最后还必须有外在的证据支持。文本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下理解, 才能参透层层叠叠的意义系统。而文本又必须联系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 否则一旦孤立起来, 可能会有误读、解读不够或过分解读的危险。我通常用“语境”指涉“文内”的意义, 用“脉络”指涉“文外”的联系, 但有时也混着用。“语境化”或“脉络化”是任何研究都要贯穿的, 特别是跨文化研究。

   “橘逾淮为枳”, 枳的味道可能很好, 在植物学上虽属同科, 但毕竟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有些粗心的实证主义者不太在意, 反正把它们一起归类为水果得了。他们做跨文化研究, 不外加几个很浅的文化变项, 却抽空深层的文化意义, 不理会同一概念在异文化语境的阐释。往深处看, 橘枳的“变异”也许比相同还有趣。罗杰斯 (Everett M.Rogers) 的创新扩散名为“跨文化”研究, 其实也是看同不看异。创新的门槛和尺度是什么, 从谁的标准来看是创新?浅面的技术创新扩散 (手机、时装) 比较容易办, 要是牵涉到内涵丰富的概念 (民主、自由、人权、民族、主权) , 思想的“创新扩散”就极其复杂了——是否有普世的民主核心价值, 是否容许不同的文化表现方式?罗杰斯并不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 (如默顿Robert K.Merton) 老早就谈到社会结构的问题, 但哥伦比亚大学的主流派传播研究, 除了少数例外 (例如医药的创新扩散研究) , 却不太重视社会结构。直到上个世纪的60和70年代, 它主要还是受到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冻结了社会结构和媒介结构的分析, 着重讨论媒介如何影响“个人”的短期态度和行为。拉扎斯菲尔德 (Paul Lazarsfeld) 为何在这点与密切合作的同事默顿分道, 倒是知识社会学的好课题。在1970年代初, 蒂奇纳 (Phillip J.Tichenor) 等人以社区研究为基础提出structural model (结构模式) , 这在社会学应该是基本假设, 但在传播领域内却被视为石破天惊之见。我对蒂奇纳的讲法很容易接受。他是我的前辈, 后来我们在明尼苏达大学成为同事, 来往很多。有一次我问他, 你的分析只讲结构, 人跑到哪里去了?他说人已经被结构吸纳进去了。结构决定论把人的能动性当成躯壳, 这是形式主义, 却又是我不能同意的。

   我曾亲耳听见形式主义者说, 《纽约时报》和苏联的《真理报》同样为权力服务, 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大而化之, 仿佛全世界各地“太阳都从东边出来”, 那样说有什么意思呢?结构决定论走到极端, 推出这样荒谬的结论, 让你怀疑社会分析的价值。首先, 结构是多层次的, 一个层次之同, 并不妨碍另一个层次之异, 反之亦然, 而结构与结构之间又有种种互动和勾连。其次, 除了看结构, 还要看人类传播活动的“过程”, 并放在一个时空背景下考察, 仔细比较哪些东西已形成稳定的形态, 这些形态如何不断变化, 这个变化是否威胁到整体形态, 整体和部分又怎么互动。第三, 随时联系能动性和结构性的辩证关系, 看结构如何既保障又限制个人的能动性。这样层层的具体分析才可能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

   王国维 (1877-1927) 说, 康德式的逻辑哲学“可信而不可爱”, 叔本华和尼采的文学形象式的哲学“可爱而不可信”, 他为当中的矛盾感到苦恼。王国维有跨界和划时代的贡献, 他的感叹当然不是一般人的感叹。我是浅人, 也许异想天开, 觉得直觉的形象语言和社会科学的逻辑语言虽不同, 过几趟水却是可以互证互通的。我们要把形象语言化为逻辑思考的分析语言, 然而逻辑思考也可以受到生动的形象语言启发。以动态分析来说, 我们都看过戏, 故事情节一定有主线和伏线, 有和谐与矛盾, 大故事交织并包涵小故事。谁演这个戏, 背景如何衬托前景, 前因后果如何铺陈, 悲欢离合的矛盾如何解决?戏剧的比喻使社会分析生动活泼, 甚至令人注意到逻辑推论未及的角落。

   例如我分析过记者与时代的“互动”, 必须落实到谁在什么具体条件下做了什么选择, 最后对人生和事业有什么影响, 而且从分析中反映时代的一鳞半爪。这样落实比较异同, 很难变成静态, 必然生动活泼。但是在具体分析以后, 不忘随时综合, 也就是在具体与抽象之间不断移动, 既分析又综合, 看小又看大。这是我心目中的标的, 虽然我不一定达得到。

   ▲:所以您让博士生读《调查分析的逻辑》 (The Logic of Survey Analysis) , 我看那本书专门有两章谈“条件关系”。

   ●:对。作者若森伯格 (Morris Rosenberg) 所演绎的, 是他老师拉扎斯菲尔德的elaboration method (加细法) 。这本书很简单, 只要懂加减乘除就行了, 却很能帮助学生建立逻辑概念。有些文科生缺乏逻辑观念, 学了很多统计也不知道怎么用, 其实更复杂的统计模型都是这个逻辑的延长。这本书讲的是在两个变项建立因果关系以后, 再加入第三个变项, 看原有的因果关系是否因此改变。换言之, 在添加第三个变项以后, 可能变为虚假 (extraneous) 关系、前行 (antecedent) 关系、中介 (intervening) 关系、被压抑 (suppressor) 的关系, 以及条件 (conditional) 关系等等。其中我认为“条件关系”最重要。

   我进一步扩展说:但凡有两种说法, 必有四种逻辑关系。一是两个都错;二是一个对, 另一个错, 两者必居其一;三是在不同的条件下, 两者可能都各自言之成理;四是从统计的回归分析来讲, 两个都对, 只是解释力不一样。我从统计中得到启发, 很多表面上纷纷扰扰的问题, 令人无所适从, 其实只要加入“条件性”, 看似矛盾的东西可能获得统一。好比医学研究今天说多吃蛋, 明天说不可以多吃蛋, 那是因为条件不一样, 在更高的层次看未必矛盾。我常说要考察同与异, 常与变, 也许卑之无甚高论, 但若不常常练习却很难做到。

  

   二、方法论的转向:因果关系与文化阐释

  

   ▲:您多次谈及, 刚去美国教书的时候, 曾花过两三年的时间系统阅读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书, 即养成了您后来看世界的方法。您推崇韦伯式现象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在《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一文中您详尽阐释了知识的客观与主观, 普遍与特殊, 同与异, 以及知识的脉络化、条件性, 乃至对知识的多重阐释, 可被视为您这些年关于传播研究知识论和方法论思考相对系统的总结。您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向罗杰斯和其他实证主义的老师学习, 到后来逐渐建立迥异于师承的看世界的视野和方法。这里能不能请您回顾一下, 曾经的那两三年, 您阅读和思考背后的心路历程?

   ●:我在攻读博士期间, 选的课多半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交叉界面, 转益多师, 不局限在传播的领域内。第一年就选科学哲学的课, 各种不同而尖锐的见解都有, 颇开眼界。接着我受益于默顿和米尔斯等人的社会学著作, 然后又接触到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 的民主与独裁的起源, 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的国家与社会革命, 巴西卡多索 (Fernando H.Cardoso) 的“依赖发展”理论, 以及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在印尼的农业生态史研究等等, 都是韦伯式宏观的比较研究。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书, 有的是选课必读的, 有的是自己摸索以后读的。

   我的博士论文《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 无法用简单的检测假设 (hypothesis testing) 统计方式处理。1978年到1982年,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 学校规模不大, 方便我和许多人文和社科学者密切来往, 深感美式主流传播研究的胃口太小了, 太画地自限了。1983年《传播学季刊》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刊登了一期争鸣文章 (Ferment in the Field) , 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深刻撞击。此外, 我又接触到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 他认为知识有三种:第一是征服自然的, 理性工具的实证主义,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二个是人文视角的解释性知识;第三个是从马克思那边借鉴的解放性知识。你不必完全同意哈贝马斯的分类, 但至少应该知道有好几种知识, 性质和旨趣都不一样。这些冲击合起来, 是促使我摸索与思考的契机。

   我受过完整的实证主义训练, 也算学得不错, 但始终没有放弃人文的兴趣。我逐渐发现:实证主义那些以科学为名过于操作化的, 太技术化的, 不敢问大问题的, 只敢躲在一个小问题里寻找安全感的, 弄来弄去就换几个变项的, 都不是我要追求的。那样琐碎的精确, 有什么意思?我的学术旨趣自自然然离开实证主义。我相信社会科学是经验科学, 但怀疑是否必须削足适履而以实证为“主义”。此话何解?经验科学建立在感官的基础及其延长, 即是《心经》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 色声香味触法”, “眼耳鼻舌身” (色声香味触) 是五官, “意” (法) 是五官的延长。实证主义也是经验科学, 但效法自然科学, 把复杂万端的社会现象化约为最简单、最重要的元素, 然后建立元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量化模型多属之。现象学是“非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 主旨不在化约社会现象建立因果, 而是阐释因果之外的意义, 并赋予层次井然的秩序, 例如很多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

   1982年, 我离开香港去明尼苏达大学教书, 开了一门研究生的讨论课, 聚焦于实践主义 (芝加哥学派) 、结构功能论 (哥伦比亚学派) 、左翼政治经济学与英国文化研究, 探讨这四种理论视野和传播研究的关系。这门课我教了二十几年, 反复比较社会理论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之异同, 因为牵涉范围很广, 使我有机会每年增加阅读范围, 以鞭策自己进修。学者一钻入专题研究以后, 深怕眼界愈变愈窄, 这门课提醒我应该在通识和专题之间取得平衡。对社会理论取得通盘了解, 自然会渗透到专题研究的立论和分析;最近十年来, 我开始写些跨学科的通论性文字, 提醒自己不要无的放矢, 而是以许多专题研究为基础。

回顾我的学术兴趣是偏向古典式的, 求学时期就喜欢默顿、林德 (Robert Lynd) 、米尔斯之类的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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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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