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15-05-31 16: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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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  

  

   佛典,一般称为“佛经”,即经、律、论“三藏”,是佛教的根本典籍。我国翻译佛典年代可考最早的一部,是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所出《明度五十校计经》。此后直到北宋中期,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持续进行了九百余年(以后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注:宋代以后的译业,参阅周叔迦《宋元明清译经图记》,《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第583-603页,中华书局,1991年。))。中外译师们从梵文、巴利文和各种“胡语”翻译出数千卷佛典。就翻译领域而言,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其贡献首先是在中国传播并发展了佛教,而对于中华文明发展多方面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翻译佛典本来是佛教教理、教义的载体,但更包括了古印度、西域文化、学术十分丰富多彩的内容,其中有大量文学创作。佛教作为宗教对中国文学发展造成巨大影响是学术界公认的;实际上比较起来,一大批“佛典翻译文学”作品对世俗文学的影响更为直接也相当巨大。

   “佛典翻译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内含并不确定。按广义说,所有翻译佛典都可称作“翻译文学”;而按狭义说,则只有那些真正的文学创作如下面讨论的“本生经”,才可算作“文学”作品。佛典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本来十分复杂:有些经典是单纯宣说教理的,谈不到什么文学价值;而有些却原本就是文学创作,是典型的“佛教文学”作品;难于判断的是形态在二者中间的大量经典,它们的某些部分具有文学意味或在某方面表现出文学性质。作为研究对象的佛典翻译文学,似应把这后一类典籍包括在内。如荷兰学者许理和所说,“佛教曾是外来文学之影响的载体”(注: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第二版序言》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在众多翻译佛典里,宗教和文学两方面的内容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讨论其文学价值如何,只能就具体经典进行具体分析。但不论定义如何,可视为“翻译文学”的作品在整个“三藏”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巨大的。形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宗教与文学在性质上本来相通、佛教自产生以来就具有文学传统、佛教宣传需要借助文学形式,等等,都是重要原因;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历代结集佛典大量利用了现成的文学资料,不少佛典是给文学作品附会以佛理形成的。

   如上所述,被视为佛典翻译文学的作品兼具宗教和文学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还具有哲学、伦理等价值,不在本文讨论之内)。但在文学研究领域,可以而且应该按着文学自身的规律,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这应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辈学者顾随曾说过:

   假如我们把所有佛经里面的故事,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搜集在一起,那壮采,那奇丽,我想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书,就只有《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可以超过了它……小泉八云说:研究《圣经》(即《旧约》和《新约》)而专从宗教的观点去看,则对于其中“文学美”底认识,反而成为障碍。我想小泉氏这说法,我们拿来去看佛经,恐怕更为确切而适合一些。(注:《佛典翻译文学选——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顾随说禅》第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这就明确指出有可能、有必要超越“专从宗教的观点”而从文学角度来研究和欣赏“佛典翻译文学”。从这样的角度看,这些作品应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巨大价值,在文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造成了巨大、深远影响;当然也要认识到,这是具有特殊性的宗教文学。

   近年来,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诗与禅关系的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这数量庞大、价值重大的“佛典翻译文学”,却很少有人论及。讨论近、现代文学历史,如果不讲中外文学的交流,不讲俄国、东欧文学、日本文学以致欧美文学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魏晋以来的文学发展,同样不能忽视“佛典翻译文学”。王国维早已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指出过:

   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

   具体论及文学的发展,刘熙载则说: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艺概•文概》)

   这都是说,佛书传入中土,推动中国文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佛典翻译文学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

   自本世纪初学术界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文学史以来,前辈学者给予佛典翻译文学相当充分的关注。染启超(注:《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等写作于1920年,见《佛学研究十八篇》,这当是首次提出“翻译文学”概念。)、鲁迅(注:《中国小说史略》首次出版于1923、1924年,其中古小说部分论及佛教和佛典的作用。)、胡适(注:《白话文学史》(上)出版于1928年,“唐以前”部分有两章专门论述《佛教的翻译文学》。)等人均对相关课题进行过开拓性研究,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佛典翻译文学的内容、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大体确定了“佛典翻译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重要领域的地位。此后,陈寅恪(注:《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里辑录有关诸作。)、顾随(注:《佛典翻译文学选》写于1954年,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台静农(注:《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等,1975年发表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13卷1期。)、钱钟书(注:《管锥编》多涉及佛典。)等人都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陈、顾二位并曾先后在大学里开设过有关课程。当代学者季羡林(注:《印度文学在中国》,《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季羡林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注:《论佛典翻译文学》、《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等,《周一良集》第3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饶宗颐(注:《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等,见《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等人更相继作了不少精辟论述。教内的巨赞法师(注:《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见《巨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也曾著文加以提倡。遗憾的是,如今这方面的研究后继者寥寥。形成这种状况,客观上当然与多年来我国佛教学术整体水平的限制有关系,但也不无遗憾地让人联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中国史学莫胜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下面拟粗略对佛典翻译文学加以讨论,就教于方家,并希望引起同道者的响应。

   二

   佛典翻译文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多样,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文学价值高、影响比较巨大的有以下几部分。

   佛传:

   这是记述佛陀生平的一类经典,其中优秀者堪称传记文学的杰作,所塑造的佛陀形象也堪称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

   据佛教史的记述,佛陀寂灭之后,大迦叶带领众弟子结集早期佛典(《阿含经》),已包含有佛传成分。到部派佛教时期,形成了叙述佛陀一生的完整佛传。由于佛教各部派关于佛陀的传说不尽相同,结集的佛传也有多种(注:日本学者平等通昭《印度佛教学文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赞の研究》把佛传的发展细分为四个阶段,可供参考;详该书第139-166页,日本印度学研究所,1967年。)。如大众部的佛传名《大事》(Mahavastu Avadana,中土未译),法藏部称《本行经》(注:参阅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佛传是最早传入中土的佛经的一部分。按所出年代,现存汉译佛传有:东汉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异译吴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过去现在因果经》),东汉昙果、康孟祥译《中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异译唐地婆诃罗《方广大庄严经》),东晋迦留陀伽译《十二游经》,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北凉昙无谶译、马鸣作《佛所行赞》(异译刘宋宝云《佛所行经》),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宋法贤译《佛说众许摩诃帝经》等。

   各种佛传记述范围不尽相同。有的从佛陀前生写起,有的从释迦族祖先写起,有的从佛陀降生写起,等等。其核心部分是所谓“八相示现”(或称“八相作佛”,即下天、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或无“住胎”而有“降魔”)。值得注意、也是对形成其文学价值具有重要作用的是,虽然所描写的教主佛陀形象多有神秘、虚幻的成分,但基本是作为现实的“人”来表现的。例如描写作为“太子”的佛陀曾耽于世俗享乐,也曾结婚生子,求道过程中也犯过错误,也经受磨难和考验,等等。如此较强的现实性,是佛传作为文学创作的卓越之处。

   汉译佛传中最为杰出的当数马鸣(公元2世纪)所造、昙无谶所出《佛所行赞》(另有宝云异译)。唐代义净写他旅印时这部作品流行的情形说:“又尊者马鸣亦造歌词及《庄严论》,并作《佛本行诗》,大本若译有十余卷,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乎双树,一代教法,并辑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第184页,中华书局,1995年。)马鸣是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时代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多种;译成汉语的除《佛所行赞》之外,还有《大庄严论经》。《佛所行赞》原典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大宫廷诗体,内容从佛陀出生叙述到死后火化八分舍利,即完整地描写了主人公的一生。这部作品的“作者思想上是站在上座部说一切有部的立场,不是把释尊看作具有本体佛意义的应化佛,而是具有觉悟的人的肉体生身佛,只是在寂灭后才作为法身存在。换言之,是把释尊当作完善的人而不是当作绝对的神来描绘,或毋宁说是接近神的神人”(注: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学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赞の研究》第336页。)。昙无谶译本是九千三百行、四万六千多字的五言长篇叙事诗,比古乐府中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要长六十倍,其表现的奥衍繁复、奇谲变怪更是中土文字所不见的。印度古代文学宫廷诗主要描写战争和爱情,通过这些表现治国、作人的道理。马鸣则通过佛陀的经历讲了佛教出世之道,又细致地描绘了佛陀的在俗生活以及他修道期间的斗争。他充分汲取了古印度神话传说和婆罗门教圣书《吠陀》、《奥义书》、古代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摩罗衍那》的艺术技巧,借鉴了各部派经、律中有关佛陀的传说和以前结集的各种佛传的写法,从而创造了佛传艺术的一个新的高峰。又汉译各种佛传中《佛本行集经》形成时代靠后,篇幅最长,内容最为翔实,艺术表现也相当充分。

   佛传是颂扬教主、宣扬信仰的,又是印度的产物,在艺术上必然表现出不同于中土传统的鲜明特色。中国古代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传作品注重“实录”,长于叙事,而佛传却特别善于场面的描摹、环境的铺陈。如《佛所行赞》描绘太子出游,街头巷尾观赏太子的风姿:

   街巷散众华,宝缦蔽路旁,垣树列道侧,

   宝器以庄严,缯盖诸幢幡,缤纷随风扬。

   观者挟长路,侧身目连光,瞪瞩而不瞬,

   如并青莲花。臣民悉扈从,如星随宿王,

   异口同声叹,称庆世稀有。贵贱及贫富,

   长幼及中年,悉皆恭敬礼,唯愿令吉祥。

   郭邑及田里,闻太子当出,尊卑不待辞,

   寤寐不相告,六畜不遑收,钱财不及敛,

   门户不容闭,奔驰走路旁。楼阁堤塘树,

   窗牖衢巷间,侧身竞容目,瞪瞩观无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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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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