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铭:学术创新的几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 次 更新时间:2021-01-21 17:15:02

进入专题: 社会科学发展   学术创新   研究方法  

张耀铭 (进入专栏)  

   摘    要:

   中国的思想崛起有赖于学术创新。社会科学能否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 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 更取决于从何处发现问题、如何找准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原创是学术创新的最高境界。社会科学的发展, 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 离不开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提供的手段以及开辟的新境界来丰富拓展视野。观念的更新与新史料的挖掘, 对学术创新亦非常重要。概而言之, 提出新问题、新观点, 运用新方法, 掌握新史料, 是学术创新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 社会科学发展; 学术创新; 研究方法; 

  

   “写什么”与“怎么写”, 是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发现问题”并“找准问题”, 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广博的阅读和长期的积累, 是学术研究的源流;科学的方法和缜密的论证, 是学术研究的手段;“让思想站起来”, 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思想崛起, 而思想崛起有赖于学术创新。

   一、学术创新要提出新问题

   马克思认为, 对一个时代来说,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 (1) 爱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2) 科学史表明, 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往往会给科学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开创新的学科, 甚至导致整个科学体系的重新组合。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 有学者归纳为以下四类:首先, 所研究的问题在现有的“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 是“史无前例”、“填补空白”或开创性的;其次, 所谓“问题”, 也可以是指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 或者采用新的方法对一个旧的问题进行再研究;第三, “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 已经做过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 或者原来的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第四, 在社会科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3) 所以, 社会科学能否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 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 更取决于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找准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在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 这样的例证层出不穷。

   问题之一:中国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 老百姓依然很穷。邓小平看到了问题, 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 用农村土地承包制取代了农村人民公社制, 结果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问题之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之后, 少数西方人士开始鼓吹“中国发展掺水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 也有人重新鼓噪“中国威胁论”。面对这种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演讲, 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关于这条道路, 郑必坚着重强调三点: (1) 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 而不是相脱离; (2) 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 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3) 这是一条奋力崛起, 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 (4) 这就打消了许多人的疑虑,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问题之三:长期以来, 中国教育界有一种观念, 认为知识越多, 学历越高, 创新能力就越强。这种以知识传授型为主的教育方式造成了一个怪圈:学校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 越学越难, 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弱。面对教育存在的误区, 科学家钱学森在逝世前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问题之四: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尚不完善, 在具体评价工作中存在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名望不重实绩、重论文不重工作水平、重短期成果不重长远积累、重设施改善不重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 位居世界第一, 但平均引用率却排在100名开外。 (5) 同时, 科技论文“唯国外发表”的评价模式, 导致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之风盛行。科研评价体系“授柄于人”, 危害有三:一是大量优质稿件外流, 导致我国学术期刊在整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二是学费昂贵, 我们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要交钱, 国人阅读这些文章还得再花钱;三是我国的科研跟着国外的指挥棒转, 不仅任人宰割, 而且缺乏安全。 (6)

   当然, 问题有真问题、假问题, 学术性问题、非学术性问题, 大问题、小问题, 偶然性问题、必然性问题等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 关键点是首先要弄清所讨论问题的真假。

   近年来学术界都在谈“中国问题”, 这一意识固然不错, 但在谈“中国问题”时所用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并不是“中国的”。很多人是从海外进口思想, 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学科和体系、理论与方法、经典著作与理念, 介绍了许多学派与大师, 这无疑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 便于学习和借鉴各国有益的文化成果和研究方法。但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 试图用西方苹果的理论来解释甚至改造中国的橘子。从本质上说, 这些舶来品思想有不少并无现实可行性, 如果盲目应用, 会引起社会政策基本理念的混乱。如在介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改革实践中, 很多新概念被介绍进来, 尽管这些概念所提出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我国相差很远;甚至发达国家很多新的实践, 在还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 也被纳入我国一些社会政策的设计之中。“一些我们本来没有的问题, 也作为问题提出来了。于是, 国际社会政策的问题, 如福利国家的财政赤字问题, 也成了我们要避免的问题, 被当作中国的问题来研究。殊不知我们的政府对社会政策的投资远远不足。再如老龄化的问题, 西方国家老龄化的压力直接来自劳动力的减少和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所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 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是在就业压力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下的老龄化问题。当前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是沿着西方国家的问题思路讨论中国的问题。” (7) 总之, 我们陷入了伪问题的误区, 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真正的问题被遮蔽了。学术研究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概念作为工具值得提倡, 但不能简单地移植, 生搬硬套使理论与实际内容缺乏有机结合, 因而也就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学术创新要提出新观点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 只有不断标新立异、别具慧眼、独树一帜, 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学术创新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原创。能够做出原创贡献的人, 我们称之为大师。“大师还不等同于专家, 大师必须开一代文化风气之先, 如胡适;必须在学术上独树一帜, 如陈寅恪;必须是观点、理念、方法的创建宗师, 如王国维;其思想足以影响一个时代, 如梁启超;培育的学术气氛可以形成一种历史标志, 如蔡元培;留下的一部作品或是几部作品能够催生出新的天地、新的历史、新的发展方向, 如鲁迅。” (8) 当然, 如果创立了一个体系、一个学派, 那自然更是大师了, 如章太炎。

   人们常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可是能做到将军的士兵毕竟凤毛麟角。大师也一样, 其成就、学养、思想、风范与操守, 我们很难逾越。作为普通人, 我们力求能够成为有训练、有观点、有研究、有著述, 在某个学术专业有创新、有建树的专家。

   学术如何创新?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中认为, 学者的工作分为两种:一种是“照着说”, 另一种是“接着说”。前者的重点是要说明, 以前的人对于某一问题是如何说的;后者的重点是要说明, 自己对某一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 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基础, 但也总要有所不同。概括来讲, “接着说”不是停留在对传统的一味继承上, 而是要突破, 要扬弃, 要创造, 要发展, 要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观点之一: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目的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海外学者多年来对这一论断时有质疑。在2001年的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大会上, 江泽民指出“辛亥革命, 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民族革命既包括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 也包括反对国外帝国主义的压迫;民主革命既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也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就从辛亥革命的性质、意义作了精辟、科学的定位。

   观点之二:我国史学界一直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的典型。李裕民教授则提出要“破除偏见, 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他认为, 宋代的经济远比唐代发达。即使就同时代而言, 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水平都超过辽、金, 教育和学术文化事业也得到高度发展, 可以说是继战国之后, 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尽管宋朝军事实力相对较弱, 但南宋仍可以与超级强国蒙古国抗争几十年。所以, 指责宋代“积贫积弱”有失公允。 (9) 与中国大陆学界对宋代历史评价长期流行“积贫积弱”说相反, 众多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 如宫崎市定、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等, 却对宋代历史给予极高评价。这就涉及学术视野的问题。学术视野是一种开放眼光, 一种包容气度。我们研究学问, 不仅要关注国内学界的学术动态, 而且要关注国外学者的前沿成果;必须博览群书, 获取海量信息, 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并论争, 不断拓展学术空间, 优化知识结构, 才能站在学术前沿而不落后, 才能思维灵敏而不闭塞, 才能融会贯通而不僵化。

   观点之三:出于对科学的崇拜,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称赞某一事物时, 经常会说这一事物很“科学”。在这样的语境中, 科学被当然地假定等于正确, 其实这是一种误导。江晓原教授提出了“科学不等于正确”的新观点:“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进步的时候肯定就把前面的东西否定掉了, 前面那些被否定掉了的东西, 今天就被认为不正确。……由于科学还在发展, 所以你也不能保证今天的科学结论就是对客观世界的终结描述。” (10)

   观点之四:晚清洋务派所倡导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中学主要是指儒家的思想体系, 西学是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强调西学为中学的意识形态服务,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力的口号。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中学与西学之争不断, 至今仍有人赞成这一口号。何兆武教授认为, 中学西学只是历史上一种方便的习惯提法, 不能绕离当时的语境。因为作为知识, “学”有高低、精粗、真伪之分, 但无所谓中西。中学、西学的对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近代化是一条普世的、共同的道路, 尽管各民族带有自己的特色, 但不能用强调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 因为普遍性是第一位的, 特殊性是第二位的。 (11)

   只要是创新, 就必须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 因而必然带有风险。1957年,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著名的“新人口论”, 其核心构想是“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 普遍推行避孕, 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通过人口控制, 降低消费, 增进积累, 扩大生产”。这些很有创见的观点, 却被极左路线污蔑为“马尔萨斯在中国的翻版”、“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面对政治高压和全国性的大批判, 马寅初公开声明“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严。尽管马寅初不久即从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消失, 但历史和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 他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 其中的预言完全被后来中国的人口实际状况证实, 客观规律给予我们的惩罚比他预见的后果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科学研究中, 要允许对真理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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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云梦学刊. 2014,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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