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 杨雄威:从史料阅读中发现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 次 更新时间:2020-10-18 20: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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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   杨雄威  

   徐进:我们这一讲是讲我们如何选题——如何在史料阅读中选题。我们将以四个案例来展开我们的讲解。我们都知道历史学的选题和其他学科一样,一般都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进入,其好处就是我们通过阅读已有文献来发现问题,然后进入研究,那么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这样一种路径是通常的路径,但是有时候进入研究中就会发现史料不足。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如何从史料阅读中发现问题,这个时候你发现史料是足够的,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进入所研究的问题。这两种方式是交互进行的。

  

   徐进:一、从问题、冲突、风潮中寻找题目案例:1.建国初北京房租暴涨风潮案例 2.1930年上海药业安插失业风潮

   二、从高频关键词寻找题目案例:1.民初政治的猜嫌疑忌特征案例2.晚清政府的媚外形象

  

   杨雄威:抛开史料足不足这个基础性问题,从我个体的经历来说,实际上很多研究的展开,一开始对学术史根本没有什么了解,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兴趣点,对某个你感兴趣的点进行深入拓展和研究,你自然就会去关注这个学术史,这也是另一种我想要强调的情况。

  

一、探求焦点的张力

   徐进:所以其实从以上的讲解中就知道,在历史学研究中,你要发现问题,而且你要有足够的史料,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我记得原来在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档案讨论班时,曹树基老师讲过两句箴言:有足够多、足够好的档案,就能写出一篇好的论文。后面我们也会对这句话具体展开分析。

  

   杨雄威:学术史与史料阅读的关系。

  

   徐进:我们知道我们在选择论文题目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我们大致的议题,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议题就是我们选择的题目。议题的选取只是我们从浩瀚的、包罗万象的、各种各样的方面把它缩小的过程,这其实是一个操作性的问题。我们论文的议题不是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历史研究一般讲的也是5个W,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何事,是何问题,进而我们会问如何发生的,到最后我们会追问为什么。我们在早期的、传统的研究中,尤其是对党史研究,包括近代史研究。我们往往还没有把事情搞清楚是什么,就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近些年研究的转变:历史学首先弄清是什么,而不是马上进入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一些学者杨奎松老师,茅海建老师。他们都倡导“史实重建”的思想理论,其实也就是针对我们以前的研究中跳过是什么而直接进入为什么的这一弊端而提出。

  

   杨雄威:徐老师讲的是一个选题问题,问题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学术史和史料的关系。回过头来就说选题吧,现在不管是硕士,博士,还是青年教师,由于学术体制的原因,总是要写论文吧!而你要写论文的话,必须要有题目,所以肯定是要面临一个选题的问题,而这个选题会让很多同学感到束手无策。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不成功的案例:上一个学期我们学校一位硕士做开题报告,他论文的题目是《论中国近代会计师职业兴起的原因》。我看完这个题目登时就有些恼火,我就说:你怎么能想到这么一个题目来?近代的会计师这个制度也好,职业也好,它到底有没有兴起还两说呢?你就在探讨他的原因了?而原因这种东西它本就是就是漫无边际的。一个个体是难控制的。这个学生在听我们讲的时候,一脸的不服气,最后人家说我这是有理论的。我就问:你这是什么理论?他说林毅夫曾经提到过,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诱制性的,就是诱发性的;还有一种是内生性的,他讲的振振有词。那我就接着问他:那好你用了林毅夫这个理论,那你和这个理论有什么对话呢?你再退一步讲,你通过这个理论又发现什么历史呢?我这么一问,他就答不上来了。那实际上,不只是这位同学的题目不靠谱,甚至有一些时候很著名学者也会有这种尴尬。我举一个学术史上很有名的掌故:有一天,胡适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学生罗尔纲的一篇论文,题目叫《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这一篇文章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清朝人他是重利而不是重名。胡适读完之后就写信骂罗尔纲。他说你这是旧式文人的胡说,而我们现今需要的是现代学者的论断。“胡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看来,清代人到底是不是重利都是一个问题呢?而你是不能够直接讨论清代重利的原因的。这种研究怎么能实证呢?你看,罗尔纲这样的大学者都会有选题的问题,我们不会选题是情有可原的。当然,会选题目的话是很好的,下面根据我和徐老师的亲身经历与大家分享一下选题的心得。

  

   杨雄威:有请徐老师进入第一个案例。

  

   徐进:刚才杨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当你去追问原因的时候,往往是社会科学式的,社会科学非常注重因果论断,那么历史学首先是要搞清事实是什么。胡适和罗尔纲的掌故中,胡适批评罗尔纲的是:罗尔纲要探讨的是清代人重利的原因,而对于胡适而言,清代人重不重利,这本身就是一个尚待考察的问题。这也呼应了我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之前的党史研究上来就谈原因的问题,谈原因的那个事件的历史事实搞错了,所以八十年代以后党史研究就有一个拨乱反正的阶段,我们二十年以来的研究特别强调对历史事实的清理。比如杨雄威老师很多开拓性的研究都是对事实的考据和清理。

  

   徐进: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例子是我本科学生的论文,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这个刊物上。他的研究路径是有一般的提示作用的。我们刚才讲的要从史料中进入问题,那么在阅读史料中,你怎样发现问题呢?我现在提出一个原则,你要去寻找史料中大量出现的,而且往往是所谓的焦点问题,难点问题,有时候是冲突和风潮。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时,你就要提示自己,比如说所谓的房租暴涨、租房难,这是建国初期北京房租赁借史上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么你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难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呢?发生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当时的中共是怎么样解决的呢?

  

   徐进:那么我们发现初期房租暴涨、租房难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的是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共认识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个认识当中我们就要特别地注意,一个是依据时间性的脉络去考察,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对成因要进行辨析,比如说,一开始房租暴涨、租房难的问题,中共认为是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造成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只信这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到底是什么呢?而很快中共就发现不是这个原因,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会发现中共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中共发现建国后,我们仿效的是苏联的建制,建立庞大的政府,很多的部,很多的工作人员这时候大量地进京。所以到1950年以后,屡次爆发房租飙升的风潮。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提示我们:历史学研究很多时候要对史料进行辨析,不能被史料牵着你的鼻子走,而要自己主导史料。历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研究贡献、研究创新有一个就是重构史实,重构史实就是你对史料的辨析,或者用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是通过梳理不同的说法和冲突的说法而得来的。

  

   杨雄威:“重要”是徐老师的切入点,重要不重要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当时确实重要,或者当时人们认为重要;二是从研究角度看,它能够带出多少重要的信息来。

  

   徐进:我们得特别地注意所谓的问题。刚才讲了论题并不是问题,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个议题是当时出现的难点,中共是怎么去解决的,在这个背后我们从学术史上能引出什么样的问题?比如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中共解决房屋问题的时候,一开始它希望通过国家搞房产公司,去建立公有的房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快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为什么会被搁置呢?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就进入了战时财政,财政非常紧张,所以就没办法解决房屋租赁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仅仅研究的是一个小问题(房屋管理的问题),但是它是和历史大事件互相关联的。朝鲜战争的历史背景,也在影响着中共解决房屋问题。另外我们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时候中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政府人员?在延安时期是尽量精简的,而且我们也曾经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臃肿。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人员还这么多?这就可以引出建国初期我们学习并仿照苏联政府的体制,苏联政府比较臃肿,也是因为大量的政府干部人员涌入,所以导致了房子的缺乏。这里面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中共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制度,哪些是从苏联借鉴来的,哪些又是中共从自己的革命传统中带来的?

  

   杨雄威:关注冲突这种非常态的东西,就是因为它能搅动历史的信息。为什么我们首先向同学们推荐焦点、冲突、风潮之类的题目,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条新闻:日本的一个卫星接近了一个小行星,并且撞击了一下这个小行星。为什么撞击呢?就是为了搅动一些不通过撞击根本看不到的信息。这种风潮、冲突、矛盾,都能起到这种效果。我们的历史是需要记载的,可是我们对于常见的现象反而不记载,所以那些被记载下来的都是不常见的历史。

  

   徐进:这也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注意个案的研究时,我们会有一个大的历史脉络在心中。在我看来,我们讲房屋问题时会发现,开始时是国家要通过建立自己的房产公司,以建立像我们今天这种的公租房(或公用的房子)来解决市场的问题。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各种原因导致其在短时期内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视角涉及到国家统制经济,一个还是市场经济。这就涉及到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以及这两种经济转换的过程。这背后的意识问题就是原来国民党的战时统制,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到中共1949年建国初期是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成为以公有制为主。那么我们从房屋管理或房屋问题的角度切入,还是要关注背后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碰到租房难的问题,它一度尝试用国家的手段去解决,但是有些因素让国家的措施没有成功,所以它还是要转向市场、依靠民间。但是它后来不管怎么变,都是变成以国家为主或单位制下的形式。这篇文章只是讲到1950年到1951年,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历史研究有时候研究的是过程中的冲突或者难点是怎么样解决的。

  

   徐进:另外我要强调的还是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读了这篇文章会发现:它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北京当代历史文件汇集,也就是北京政府在1950年的这些文件。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当中,先寻找一个主体史料,如果在这些史料当中发现一些问题没有办法通过可以看到的史料去解决,才要去北京市档案馆查找档案。这也是我们做研究的基本套路:先从可以看到的史料当中寻找我们的主题,然后发现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才要通过档案馆补充资料。所以我们说的不常见史料就是指的档案馆史料,去档案馆通过介绍信看目录,然后工作人员给你调阅。这种档案材料我们认为是不常见史料。凡是已经出版的档案史料集、日记、报纸,我们都认为是常见史料。

  

   徐进:请杨雄威老师总结一下。

  

杨雄威:徐老师的这个案例从冲突入手,展示它的一个历史过程,在过程当中会涉及到一些侧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尤其对我们初学者来说,它是一个方法。经常有前辈学者对我们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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