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宗: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6 次 更新时间:2015-04-23 1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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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 (进入专栏)  

   摘要: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想以来,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爱,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但人类自身的人性需求,特别是基于在生存的基础上对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寻求,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之中。因为人们过社会生活的动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能的自我保存所催发的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保存,这种个人私利中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诉求,也成为法律与政治在逻辑与事实上联结的基点。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公共生活领域,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乃是具有最起码的秩序状态,而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由政治和法律来共同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或者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事实上也都是由法律和政治共同构筑的,这表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始终是离不开政治与法律的。而从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

   关键词:法律政治学|法律与政治的本质联结|公共诉求|命运共谋|政治合法性

   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致力于建立和维护民主宪政制度的社会而言,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始终都是一个不可能绕开或忽视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无论是法学学者还是社会学学者,都始终强调“西方社会的法律自主”,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具有自主的法律体系这一显著特征,正是功能专一化和社会规范成为规范性结构中一个独立因素这两者所造成的结果”,并相信“从分析角度看,西方法律和政治分属不同的子系统,所以相对独立于政治功能,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西方社会的‘司法权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行政权和立法权’”[1]。对于这样的思想,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认同的,比如强世功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就特别指出:“要捍卫法治,就要捍卫法律的自主性,捍卫法律共同体的自主性。法律的自主性意味着法律成为独立于道德、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而法律共同体的自主性意味着司法独立。”[2]

   作为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在法治的语境下,法律确实具有自主性,因为法治所表达的乃是“由法律来行的统治”(the rule of law),而确实不是国家以其自身的意志(通过政治来表示)为最权威的统治依据的“通过法律来行的统治”。这样看来,法律与政治的确属于迥然有别的两个不同的社会事物,它们之间的区别是肯定而明确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律与政治的区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区分,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区分,或者说是表面上的区分。而在实质上不论是从彼此的构造生成,还是从实际的运作实践来看,法律与政治都始终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结,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

一、人的存在和法律与政治的本质联结

   人超越于一般动物从而成为“人”,一个根本的特点在于,他不再是仅仅在自我保存的基础上,通过生存和生育而保持作为动物物种之一的存在,而是从其成为“人”的开始就已经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单纯的生物性的生存,始终在为“更好”的生存状态而努力,也就是为着“生活”而努力。从动物共性的简单的生物性“生存”到作为人的特殊性的复杂“生活”的转变,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是人之为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显现。于是,人的存在就明显的是生物性“生存”与特殊性“生活”的统一,而“生活”又是其中的主导。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就成为了人对自身的存在及其环境与条件等因素予以认识、判断、追求的基准与标杆。

   人的存在的全部内容,即生存与生活的面向,始终根源于人性。恰如卢梭所言:“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3]9从本性或者说人性来说,自由乃是人的本真状态,但同时又是难以真正达到的理想状态,于是,对自由及其条件的维护就成为人的存在的基础性主题。卢梭的名言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3]8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3]16正是为了保存、维护和不断发展自己的自由,人才具有了走出各自独立的自然状态而结成“社会”以共同生活的愿望,而这种愿望的表达方式与实现方式就是社会契约。

   通过社会契约,“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3]24-26由此,基于人性而本于人的生存需要的人,就不能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政治之中了,政治也就成了人的生存的基础与依凭条件,政治天然地就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从人性角度来考量,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人不仅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平等的。基于人性本质和生存需要,更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的目的,人按照其特殊物种的生存逻辑而选择过上了政治生活。而按照卢梭的说法,社会契约无疑就是人进入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因为,社会契约的达成不仅有效地保障和维护了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且也进一步发展了人类的整体自由。与此同时,社会契约的达成也不仅保障和维护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恰如卢梭所指出的:“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3]34

   实际上,当人基于生存和生活目的而“自然”地进入政治生活时,他也就同时进入了法律生活之中,就资格而言的人的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就是彼此的给予。也就是说,在原初的意义上,从逻辑和事实来看,在任何性质的人类社会之中,人的政治身份必定制约和决定其法律身份,而人的法律身份也肯定体现其政治身份,从而与其政治身份互为表里。这种情况,除了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除了生存与生活的目的的共同诉求,其直接的现实的基础恰恰是基于单个人自我保存上的整个人类的共同保存的公共诉求。换句话说,就是个人私利之中包含着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这个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在单个人的利益诉求中的表达应该就是卢梭所谓的“公意”。他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因为,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正是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点,才形成了社会的联系;如果所有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之点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存在了。因此,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3]35一句话,正是基于人性和共同的利益,人的存在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始终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把法律和政治联结在一起的,法律和政治始终都是彼此依存而相互塑造的。

二、人的生活事实和法律与政治的公共诉求

   如果采用一种立足于现实的观察立场,那么,我们可以把人的真实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一个是典型的公共生活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的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领域的媒介。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获得的,自那以后,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4]在这里,哈贝马斯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公共领域恰恰是与以国家权力为代表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相对立的,而不是包含了后者,同时,公共领域也是独立于通常的社会领域(所谓市民社会)的,而同样不是包含了后者。

   所谓“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由“家庭、邻里关系和社交之类的非正式关系界定的“领域”[5]。而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看法,私人领域中的“私人的”这个词,“就其原初的剥夺涵义而言,只有与公共领域的多元性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过一种彻底的私人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对真正的人的生活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被剥夺了来自于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现实性,被剥夺了与他人的‘客观’关系(这种关系来自于通过一个共同事物世界的中介而形成的与他人的联系和分离),被剥夺了达到比生命本身更加永恒的境界的可能性。私人生活之所以具有一种被剥夺的性质,原因在于他人的缺席;对他人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因此他仿佛是不存在的。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意义或结果,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对其他人则是无足轻重的。”私人领域“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一直都是隐蔽的,不具备公共的意义”,其所面对和关照的始终是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6]93。

   考虑到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留给我们的有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思想,我倾向于在扩展了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公共生活领域,而在限制了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也就是说,人的公共生活领域是社会活动主体(虽然必然以公民个人为基础但又并不仅限于公民)以其整体利益或者社会普遍利益为指向的现实活动领域,它既具有广泛的自由度和稳定的平等基础,又具有广泛的开放结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乃是在私人生活的空间之外所存在的、由人与人的恒常性的交往关系所构成的一个领域。这是满足个人的群体生活需要并以群体的共同诉求为基础的一个领域。而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则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公民个人,在个人家庭生活、邻里关系和私人社交关系中以其私人利益为直接指向的活动领域,这一领域的私人性体现为封闭性、排他性与隐蔽性。这样,哈贝马斯划归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很大部分(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领域)也就与他所谓的真正的公共领域、政治性公共领域一起共同构成了我所理解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

从另一方面来说,阿伦特曾经有过这样的分析:“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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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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