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汉语语境中政治“正当性”的三重要素(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19-12-25 21: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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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本文将在常识史料的范围内,对汉语知识脉络中的政治正当性信仰体系进行概括性的初步梳理。所以,笔者的目的不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全景式的勾画和论证,而只是尝试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的表达方式,并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把一般的历史叙事导入到某种可供推论的分析框架之中去。承担这种尝试风险之所以是值得的,是由于它将可能使历史叙事更为显明地成为现代知识建构中不可忽略的必要要素。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政治“正当性”亦可译为“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社会学的基础概念之一。简单地说,“正当性”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关于权力支配理由与根据的证明和解释,同时包括对这些理由与根据的理解。通俗地讲,正当性就是指关于统治者依据什么理由说明他具有统治人民的资格(entitlement),被统治者又依据什么理由认为应当服从这种统治的道理。因此,在政治哲学中,“合法性”是有关如何能够为政治秩序或统治权力提供理据(justification)的问题,它是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领域的核心内涵。但需要强调的是,政治权力的获取可能建立在“同意”或“暴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前者阐述的是“获取权力的理由”,后者的本质则是解决“获取权力的方式”,二者是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上言说政治权力的获取,必须加以严格区分。显然,是否拥有强大的暴力,对能否成功地夺取政权具有直接意义,但却无助于阐释“为什么需要获取权力、凭什么应当获取权力”的问题。用汉语表达就是“居马上得天下”与“替天行道”不可混为一谈。因为“居马上得天下”并不回答诸如“什么是‘天’”“什么是‘道’”“为什么应当且必须遵循‘天’与‘道’的要求”等问题。换言之,暴力只能产生对权力(power)支配的恐惧和顺从,但却产生不了对权威(authority)的“心悦诚服”。正如学者常引那段卢梭的名言:“除非把权力(power)转化为权利(right),把服从(obedience)转化为责任(duty),那么,即使是最强有力的人,也不能将其强力变成长治久安。”(1)韦伯进一步把政治“正当性”直接归结为关于权力来源的“信仰”问题,它的本质是统治者和(特别是)被统治者双方相互认同的一致性信仰(the belief in validity )。(2)简而言之,“权威的合法性归根到底是个信念问题,这种信念关系到权威在其中得以运用的制度体系的正义性,关系到运用者在这个制度体系中充任权威角色的正义性,关系到命令本身或命令颁布方式的正义性”(3)。

  

   众所周知,与上述“正当性”理念最近似的中国传统表达,可能要算是“正”或“正统”了。(4) 而“正”与“邪”、“正统”与“篡逆”,在理论中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所谓“政者,正也”的基本含义,一方面是指权力获取的过程应该符合某种理念原则;另一方面则是说权力拥有者的行为必须遵循社会认同的道义准则。这样,紧跟着的问题就是:这种“正”的理念的内涵和基础究竟是什么?根据怎样的思维理路这一理念的合理性才能得以证明?换言之,只有当诸如“祖”“天”“德”“命”“民”等汉语概念不再是模糊含混和不可分析的“默会知识”时,中国传统的“政治正当性”问题才能澄清。中国传统的政治权威必须以体现“正”的理念为旨归,否则“政治正当性”就无从提起;如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并不存在所谓“正当性”理念,那么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就将由于失去理论依据而无法理解,更谈不上任何解释。进一步讲,如果说“天命”与“德性”信仰建构了中国传统政治正当性的理念基础,那么“天命”和“德性”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理念的内涵和依据又究竟是什么?这就成为必须认真梳理的核心问题。

  

   其实,在汉语资料中,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论述随手可见。不仅士大夫中“暴力”绝不被称为“正当”,即使是靠暴力获得政权的帝王本人也不认可暴力是获得政权的终极理由。隋文帝:“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天下。”(5) 唐高宗:“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6)唐太宗:“帝王之业,非可以智竟,不可以力争者矣!”(7)清太宗:“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而起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力之所能也。”(8) 当然,在位帝王们说这些话是证明自身权力的正当性,居位之前这话说得少,但这也就同时承认了其统治权力具有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也具有正当性。

  

   我们能否暂时避开可能引发争论的合法性“理想类型”的论题,面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知识传统,径直从中抽象出“合法性”论题的“中国表达”呢?本文就试图在这一角度上作些初步的尝试。

  

二、“宗”:种群维系的枢纽

  

   政治共同体的形态是由其历史条件决定的。许多专家的研究表明,血缘亲族成为早期中国政治共同体联盟的核心要素。之所以呈现这种特有的形态,则与其独特的历史环境直接相关。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注意到,由于冶炼技术的发明对于人类利用和控制自然、创造新的生产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把此项技术的发展和用途作为是人类社会巨大飞跃的标志是合适的。根据考古资料,古希腊早在荷马时期,地中海沿岸早期国家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进行生产了。这也就是说,至迟在那个时代,生产工具内含着的“技术要素”已成为他们获取资源的主要途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从龙山文化(公元前4000 年— 公元前3000 年)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公元前2100 年— 公元前800 年),虽然青铜冶炼发展迅速,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冶炼青铜的直接目的和用途却与制造工具无关。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不仅没有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而且也没有任何用青铜制造生产工具的迹象。所以张先生断言:“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与之后的主要农具都是耒耜、石镰和石斧。没有任何资料表明那社会上的变化是从技术上引起来的。”(9)而大量青铜器制品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来制造“礼”器,如鼎、钟等(10);二是用来制造武器,如矛、戟等。因此,中国人冶炼青铜的主要动机在于“祭祀”和“战争”。这种情况与《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著名政治格言正相符合。

  

   根据考古资料,张先生在他自己极其看重的论文《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指出,如果以人类赖以获取资源的手段和途径为划分标准,那么,人类开始进入文明阶段时,中国就与西方文明走了不同的道路。(11)如果社会生产力发展可以被划分为“物质生产”(生产工具的进化)和“人的生产”(生产者的进化)两部分的话,那么,与地中海沿岸早期国家不同,早期中国社会关注的方向,不是指向自然界,而是指向人类生产自身。这也就是说,增加劳动力的质与量成为远古中国社会起源的突出特征。

  

   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史上的一项重要且显著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至少就理论上说,有政治权力的人就有获得财富的地位(这与现代的西方社会正相反:在现代社会中一般而言是财富导向权力)。……政治权力越大,财富越多这一条的一个关键,就是劳动力的增加:统治者获取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财富,他们的政治权力便更大。(12)

  

   按照张先生的逻辑表述,我们可以用图1 予以显示:

  

  

   从图1 功能中我们可以看到,青铜器的“祭祀”功能的方向是“对内功能”,主要内容是祭祖,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族内的权威认同。青铜器的“战争”功能的方向是“对外功能”,其意义又可分为两种:在消极的意义上,战争也可以保守生存空间,使族群不至消亡;在积极的意义上,战争可以扩展空间规模,容纳更多的人口。所以,“祭祀”和“战争”就必然成为某一群族发展始终关心的重要事项。而无论从“对内”和“对外”的角度来看,金属冶炼的功能均以“群族扩展”为直接目的。

  

   基于这样的社会起源特征,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种”(gene)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要使“种”得到优质的繁衍,生育行为以及相关的制度就首当其冲地显得异常重要。在人类学角度,除个别制度外(13),婚姻制度成为种姓繁衍的普遍形式。与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远古人类把生物意义上的物种繁衍和物种优化,看成“婚姻目标”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内涵。不仅考古资料反复证明,远古中国就具备了相当发达的“性文化”(14),而且在儒家正典中也把生育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妻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15) 荀子说:“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16)《礼记》则直接把生育作为婚姻的定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续后事。”(17) 而这一定义的真实基础则是人类在“物竞天演”的激烈竞争中所“发现”和“创造”的一套优化种群的社会组织选择机制。正是依赖这样一套机制,人类才得以胜过其他物种,成为生物系列中名副其实的“超越存在”。如荀子所言,就人自身来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而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18)。依先秦古法,以“群”训“君”似早成定诂。在中国思想中,“群”作为一个非常夺目的概念,时时闪耀在历史文献中,并似乎已积淀为日常思维的“惯习”,从而显示出中国早期思想中的群体意识的高度发达。

  

   “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19) “君者,不失其群者也。君者,群也。”(20)“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君子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称也。”(21)“君者何也,曰群也。为天地万物而除其害者谓之君。”(22)

  

   简而言之,在中国传统中,“种性繁衍”的观念及其“优化种群”的技术,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结果,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价值理念的预设。这种预设落实在制度层面上,就表现为著名的“家族制”和“宗法制”。

  

在中国传统中,一般来说,以父系血统为基本线索而形成的亲缘团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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