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致平: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4: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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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致平  

  

   刘致平,本名刘晓洲,政治学博士,任职于国家某部委

  

   摘要: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关键词:中国认同问题;政治合法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梁启超;西方民族主义理论

  

   晚清时期,面对民族主义的思想洪流和严峻的现实环境,中国应当采取单一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还是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一度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而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多民族国家依然受到民族分离主义的困扰,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观念仍是我们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为此,本文力图通过探讨梁启超辛亥革命前的国家主义思想对中国认同的建构,使我们对诸如“中国是谁”、“何谓中国”这一问题建立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并借此提供一个思考现代中国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的历史视野。

  

   一、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是对政治统治权利的承认,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获得其成员的忠诚并保持稳定存在的基础。合法性虽然是一个来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概念,但是这一问题却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政治中的,如在古代中国,所谓的“正统论”处理的其实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在现代政治中,合法性首先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即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也就是说,合法性的基础是人们内心对统治的同意。[①]

  

   在构成人们内心对统治的同意当中,认同或曰身份(identity)占有重要地位。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认同,就是要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及关系。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认同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他人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看法影响到该个人或群体的自我界定。〔1〕从政治上来说,认同是关系到如何界定一个政治共同体边界的重大问题,是构成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性层面。正如2004年亨廷顿那本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畅销书书名Who Are We?(《我们是谁?》)所揭示的,认同问题就是在问:符合怎样的条件才是“我们”?为什么某些群体应被界定在某个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之内,而另一些却应在边界之外?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人们对认同或曰身份问题极为敏感,希望个人或群体的独特性价值与独立性存在能获得他者的认同,获得平等性的承认,并强烈反对不平等。认同政治的一个最新的突出表现就是令全世界为之侧目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事件。

  

   所谓“中国”认同问题,也就是问“符合怎样的条件才是中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王朝,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由于其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地位,也由于其取得政权的暴力方式,初期曾颇受汉人的质疑,但随后清王朝依靠其相对良好的统治和今文经学的夷夏相对化理论为自己建立了合法性。[②]降及晚清,国势衰落,国际上列强侵逼,国内则排满思潮汹涌,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再度爆发。中国应当采取单一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还是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落败,不得不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当时的士人都感到此次失败“创巨痛深”,变法思潮勃然兴起,清政府本身也希望实行改革,以图振作。但这场改革却极为短命,政变之后光绪帝被囚,新法尽废,维新人士或死或逃或失势,维新势力大受摧残。而且,戊戌维新产生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果,即促起了满汉种族恶感的复活:自咸同后,满汉的感情本已有渐就融和的趋势,但因为变法想把满汉界限完全消灭,反而引起满洲人的怀疑。〔2〕军机大臣满人刚毅在维新期间就散布“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论调。庚子事变让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企图,转而扶持清政府,但也同时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清统治高层对列强感激涕零,西太后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庚子之后,国人不但对清政府丧失信心,而且渐渐将其视为列强剥夺中国的代理人,一种必须推翻清朝统治才能挽救中国的观念逐渐开始流行。革命派陶成章的一段话即为极好的概括:“有知识者,知满汉二族利害关系全然相反,欲求自存,非先除满人不可,由是汉满种族之问题渐生,而排满之风潮起矣”[③]。戊戌维新的流产与庚子之难表明清朝中央政府难以承担起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变的重任,并因此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汉族?士人阶层的信任,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再度受到挑战。此番挑战与明清易代之际不同,当时对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的质疑是在“夷夏之辨”的话语中进行的,而晚清革命派不仅讲传统的“夷夏之辨”,更直接揭橥“民族主义”这一西方强势话语的大旗,其来势如疾风暴雨。

  

   类似于民族主义的观念古已有之,如中国古代也讲“夷夏之辨”、“夷夏大防”。但作为一种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政治思潮,其出现相对较晚,大约19世纪中叶在欧洲一些地方获得支配性的影响。民族主义为作为现代主流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④]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论证。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为了保证个人和民族的自由,民族应该享有主权,民族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应该一致,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⑤]从经验层面来看,由于人类迁移造成的杂居状况,使得民族主义的主张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民族主义的主张不可能在严格意义上实现,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而多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这一事实说明民族主义的主张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争取民族解放的意识形态动力,也可能为多民族国家的极端分子分裂国家制造借口,使认同政治成为一种空洞的为认同而认同的政治和某些野心家攫取权力的捷径。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民族主义的主张是对还是错,必须立基于不同的历史情势。那种不顾任何其他因素而绝对地坚持民族主义的主张是既错误又危险的。

  

   在晚清最重要的两种思想势力中,以章太炎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持一种汉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汉族国家才是中国。借助于晚清时期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和发达,民族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与风行。革命派创办的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的许多革命书籍都积极宣传民族主义。由革命派主持,1901年创办的《国民报》最早打出反满旗帜,以宣传革命、仇满两大主义为宗旨,“高唱民族主义,风行一时”。据统计,仅1902年到1905年四年间,革命派在国内外创办的报纸、杂志就有30多种。这些报纸、杂志阐述民族主义基本原理,并揭示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民族危机,揭露清政府民族压迫的事实,旨在说明中国急行民族主义、振作民族精神、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各报刊也连篇累牍发表革命排满文章。尤其是1905年《民报》创刊后,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以明确的文字形式提出了他的三民主义,而以民族主义为第一目标。之后,革命派集“全国之英俊”共同“鼓吹革命主义”,致使“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⑥]晚清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尤其体现于对时人观念之影响。1907年同盟会内讧后,尽管革命派在组织上很快分裂涣散,《民报》也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魅力,但由同盟会纲领所演绎出的一个逻辑推论——“清朝一倒,万事自好”,却已深入人心,成为武昌起义前激励人们非革命不可的信念由来。〔3〕

  

   由于担心民族主义会导致国家分裂,立宪派的康有为从今文经学的知识资源出发,拒绝民族主义的认同模式,力图从文化上为中国寻找认同的根据,在政治上为“中国”发现一种反民族主义的国家构建理论,并通过皇权主导的行政改革将清帝国直接转化为现代主权国家。[⑦]梁启超则从前期对于民族主义的模糊立场发生转向,借助于来自德国国家学的思想资源,更进一步发展出一种“大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⑧],主张联合清帝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建立现代国家。

  

   二、梁启超立场游移的前期民族主义宣传

  

   在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以善变闻名。这既与梁启超知识背景的不断变化并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有关,也是时势使然。

  

梁启超早期对于西学的接触有限,他在阐述有关民族、国家等问题时使用了一个传统的概念——“群”。这一概念可以指名词性质的“有意识聚集在一起的人”,即相当于我们今天使用的“共同体”一词;也可以作为一个动词,指一种行为,乃至一种谋略。1896年发表的《<说群>序》云:“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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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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