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冬雪、黄亮: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管理内涵探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4-07-21 16:42:47

进入专题: 政治合法性   核心价值观   国家制度建设   社会管理   核心价值观  

韩冬雪   黄亮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围绕"政治合法性"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但这一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概念却很少出现在党的决议文件和政府的施政规划中。与此相对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管理"成为近几年党的文件和政府规划中的高频关键词,这两个范畴都已经被提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当代中国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注重社会建设的转型,提出了对社会管理体系进行制度化创新的要求。在现阶段进行社会管理体系改革是由我国的国情与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决定的,实质上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现实和逻辑上对政治合法性的系统构建。

   【关 键 词】政治合法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制度建设 社会管理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大致经历了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所交错的三个阶段,即专制时代、民主时代和福利时代"[1]377-378。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专制时代的政治使命是政治整合和国家建设,主流的社会价值相应的是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追求;民主时代的政治使命是通过政治参与的扩大来建立国家政治合法性,主导的社会价值是对权利自由的崇尚和对市场效率的苛求;福利时代的政治使命是通过社会福利的普遍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巩固国家政治合法性,此时社会公平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主导价值。发达国家的幸运之处在于有足够的机遇和空间来有条不紊地实现社会发展序列的推进和社会管理进程的变革,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秩序、自由和福利在有限的资源和时空内为人们一并要求,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这无疑更为复杂,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社会转型的同时发生的过程。在这种转型中,以往的个人服从集体、集体遵从国家的社会组织方式受到挑战,个人思想的独立性、多样性、选择性得到推崇,而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价值诉求也开始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这些矛盾和诉求日益彰显,使得党和国家把社会建设上升到与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同等重要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创新社会管理体系,实际上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标本兼治的解决。更进一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具有巩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战略意义,其内涵则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决定的。

   一、政治合法性困境与社会转型诉求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所谓合法性,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分野的基础上的一种认知模式,探讨的是一个国家维护其统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来源的问题,是"被统治者对身处其中的特定政权及其执掌者政治统治正当性的判定及相应的对其统治权力的自愿承认和服从"[2]。政治合法性往往与政治统治的效能联系在一起,"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而且如果存在某种合法性基础的话,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之中也有时间和能力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1]39。

   关于合法性的来源最为经典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概括,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把社会统治视为命令-服从型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机制可为三类: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传统型的合法性是基于传统习俗或者社会惯例而产生的服从基础;魅力型的合法性来源于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法理型的合法性则是依靠法律和规则对于政治权力的权力赋予和权力规范。通过韦伯的分析不难看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统治合法性可能是一个复合型的存在,各种合法性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国家的合法性特质。对于多数的西方国家来说,由于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和内生性,其传统合法资源与现代合法资源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得到了很好的融合,所以这些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与政府管理、政府或内阁更迭的相关性相对较弱。而发展中国家多是近代以来通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民族传统文化、国家得以建立的意识形态和发达国家的主流价值在社会中往往断裂式地并存,与制度、政策乃至政府绩效、领袖合法性一起构成了国家合法性的影响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合法性既关乎国家和政治体制的性质问题,又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有效性问题。

   何增科教授认为,当代中国人衡量政治合法性的标准有八条:一是发展经济,强国富民;二是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三是建立廉洁和透明政府,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四是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满足公众对政府的需要;五是勤政爱民,公道正派,清廉自持,增强道德正当性;六是推动选举民主和代议民主,增强授权来源合法性;七是推进协商民主,增强决策合理性和合法性;八是建设法治国家,增强法律合法性。[3]这一概括总结起来就是价值合法性与手段有效性的统一。有学者在分析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了梳理,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经历了主要依赖意识形态和经济增长赋予的两个阶段,而这两种合法性在发展中都遇到了问题,因而中国政治在当代开始了法理型合法性建设进程。这一判断尽管不失公允,但并没有具体解决以国家权力民主化为内容的法理型合法性在当代中国建构的路径问题。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确切地说民主有效运转起来才是好东西。在这里与合法性相关的概念是有效性。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4]。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合法性关注的是政治价值和目标的确定,而有效性则是对政治实践过程及效果的评价。政治有效性作为对政治过程和政治实际后果的考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作用更为重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5]。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的关系来看,政治合法性并不一定能够产生政治有效性,但是有效性却是合法性的前提条件。结合我国国情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应该在发展民生过程中累积,当然这并不是对民主建设本身产生合法性资源的否定,而是要采取一种稳健的民主化模式,其关注的是民主实践的能力与功效的提高。比如在民生建设中,引导和规范社会自治组织和各类民间组织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就是对社会成员的公共性意识的塑造,是对人民民主参与能力的培养,进而实现满足民生需要和推动民主进步的双重目标。当前中国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维系的政治有效性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浅层次的、不够稳定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改革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治价值的合法性难以在短时间内为民众感知和认可。这样中国当代政治似乎陷入了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中找寻出路,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直面当前的困难,既要找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对于政治合法性累积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又要分析当前中国民主建设的条件不足的表现,克服这些不足的路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工作重心转变

   合法性理论认为,尽管暴力作为国家的内在属性是其实行统治的最有力支撑,但现代国家总是把暴力视为统治难以维系而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现代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正常运作,靠的是社会成员对国家理念的认可和国家运用制度来实现这些理念的程度。王绍光教授在研究中将这种认可称为国家的濡化能力,"一类是对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或简称对国族的认同;另一类是社会的核心价值。我们将国家培育与巩固国族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能力称为濡化能力"[6]103。

   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翻天覆地的运动和变化,集中在短短的百年间发生,主要是依靠社会知识精英的推动完成的。从整个社会层面看,社会价值的演变是跳跃发展的,社会大众甚至知识精英的认知是断裂和混乱的。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与现代社会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这些相互冲突着的价值原则同时混杂在中国社会中,使人们在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价值多元中难以形成价值共识,这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反观现代西方的"多中心"治理和政策网络治理模式,尽管其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形式是多中心的,或者是"碎片化"的,但是这种多中心和碎片状态之所以没有造成混乱,而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关键在于整个社会有着共同的价值认同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对社会价值没有一定程度的共性认识,只能是一盘散沙的状态,甚至是霍布斯所说的对立状态,而不可能形成现代合法意义上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所以,党中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正是基于尽快弥补近代以来这一未能妥善解决的历史问题的考虑。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出的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同目标、爱国与创新的民族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决议》中把它们分别概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主题、精髓和基础,也就是说,这四个方面内在既统一又体现价值体系的不同层次。笔者认为,既然这四个方面不是并列式的平面结构,那么在弄清楚它们关系的基础之上,再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讨,可能较之分别从四个向度上进行分析,更利于我们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性认知。

   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体系的灵魂,最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认识论,这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方法论基础,这其实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爱国"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爱国"和"创新",就是要理解过去,面向未来,爱国精神基于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时代精神所指的是知晓我们到何处去。既要借鉴和保持历史传统的精华,又要以开放和理性的姿态去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成果,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的实践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终极性也因而具有现实批判性的社会发展目标,即人类的全面自由的实现。对于全面自由社会的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主题及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于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而社会全面发展的实现是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如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族和时代精神得以有效统一,而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则正如《决定》所说的,是深层次的和基础性的,是传统文化和舶来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积淀,是居于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为社会成员所内化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价值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过程。

鉴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为关键的是民生和民主的问题,党的发展战略在2002年后由主要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本位主义,转变为追求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本位主义。正如有些学者所论述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第二次转型阶段,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为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第一次转型主要是指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6]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政治合法性   核心价值观   国家制度建设   社会管理   核心价值观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428.html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哈尔滨)2013年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