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常书鸿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0 次 更新时间:2014-12-30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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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许多往事都来到心头。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在巴黎,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大受震撼,下决心和雕塑家妻子一同,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回国后任西南联大教授,四处奔走,争取到各界支持,于1944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了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人烟稀少。边陲绝塞,道路艰辛。生活极其困苦。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文化部文物局管辖。因无人可以取代,仍由他担任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付所长。不久,也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比他小三十多岁,同他无亲无故,只是在书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深刻印象。1962年,从劳改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找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寄到敦煌。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他看信后,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看了我的人事档案。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

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巨大障碍。这事卡了很久,后来先生争取到文化部付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一概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几次。他告诉我,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需要人,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公安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

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读经、读史,做卡片,积累足够的资料,不要急于求成。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急不得,你要沉得住气。

敦煌的工作,非常忙碌。先生雄心勃勃,要整修加固石窟保护工程,要编辑出版一百八十大本《敦煌全集》,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366—1966)。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临时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面,也难得多谈。

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文革一来,把我这个右派劳改犯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的一大罪行。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更多更大的问题,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常李心腹,黑帮一分子。每次斗争他们,我都要在旁陪斗。不是要打倒的对象,而是一块被拾起来用以砸烂神像的石头。当文斗变为武斗时,少不了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我的新婚妻子李慈林,带着我的文稿笔记,到城里娘家躲避。一个人胡打海摔,比两个人相看受辱,心理上也较易承受。

在以往的历次运动中,他们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也整过不少人。现在他们被整,人们都来打骂。但是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也不是一贯反对他们的贺世哲、施娉婷,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叫孙纪元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让登高望远显山露水。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象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孙纪元和文革组长何山同属一派,叫“革联”,与贺世哲、樊兴刚麾下的另一派“革总”相对立。两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都想从昔日的当权派那里,获得不利于对方的材料。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把他俩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去住。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难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伤势骇人,怕会瞎掉,半夜里溜进他们的小屋,看望了一下。回来睡不着,想了些话,押了个大致的韵,第二天夜里抄好,送了过去:

呈常书鸿先生

昔年此地荒凉绝,寒日苍茫驼铃哀。

山连大漠势欲沉,黄沙簇拥古楼台。

十里危岩走狐兔,千壁丹青生霉苔。

尊前别却繁华梦,先生辛苦万里来。

发蕴钩沉出奇瑰,卧听檐马亿佩环。

惨淡经营白发生,茫茫去日如飞埃。

大匠心事在笔端,不知祸从天上来。

党祸株连及童稚,万人为鱼网不开。

弟子入室搜荩荚,书成蝴蝶画成带。

血染华发泪染襟,愁来哪得一徘徊。

毁誉要须千载定,何用一夕计成败。

笑指山前风景异,加固工程起楼台。

阅尽四百八十寺,雕拦石级通崔嵬。

况复文章千古事,先生著作人咸爱。

华夏正声入画图,尺纸千金传四海。

千古荒诞难遭遇,好戏过后欲看难。

凭寄语,劝加餐,壮心未可一寸灰。

玉关芳草年年绿,豪情也应久弥恢。

且向冰天练奇骨,万紫千红待春回。

李承仙说,先生看了,直流泪。眼睛好起来时,他给我回了个信,伤痛里夹着幽默,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说他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回信说,被敌人打击不可怕,被自己人打击才可怕。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打击者,把那使众生不饱的力量,当作自己人呢?我说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伏维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秘密联系也不难。毕竟是沙漠中的一个孤岛,毕竟全所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老小,总数也不到一百,平时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们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内一阵一阵,外面四周也还是冷清。大串联时,他们去走遍全国,只留下少数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说话仍不方便,但是交换个信件是不成问题的。利用写信之便,我们有时通报一下情况,有时谈谈看法,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是一大愉快。这些信件,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个便条。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过境迁,读来伤心。

那时我们每人每月只三十元“生活费”,平时连肉菜都不敢吃。1968年初,旧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的小屋里去,一同过个年。打开铁皮炉子上的沙锅,居然有一只鸡。热气蒸腾,浓香四溢。我惊喜之余,忽又惊恐:气味关不住、又传得远,如果引起注意,招来突击检查,后果不堪设想。有一阵子,我们研究商讨,如果来人,在这屋里怎么躲藏。发现哪里都藏不住,只得带上一只鸡腿,匆匆离去。留下一张字纸,给他们开开心。这篇只为两个读者写作的东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明年的新闻——拟预言

一月零日   毛主席下令对苏联实行军管,军管组驻在位于中苏边境的赤塔。因此苏联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转移到赤塔云。

一月一日   苏联《文学报》改名《卫东》杂志,复刊发行。刊文揭露托尔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纳放债收租,剥削农民的事实,并复印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该文编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纪念这个大地主,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学全无敌战斗小组在席吕塞尔要塞的夹墙里搜出大量信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通过一个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亚勾结一贯为沙皇效劳因而获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迎接中国国庆,日本革命委员会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成立大会都拍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称为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两篇社论,表示祝贺。

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红卫兵在洛克菲勒家抄家,抄出黄金28.53吨,决议在纽约港口被毁的自由女神象原址,树一毛主席金象,连不锈钢底座在内,高一百公尺。

十三月三日  牛津、剑桥、哈佛等校联合庆祝教改胜利,介绍经验云:基本教材是毛选四卷加农场劳动。

某月五日 国际体育协会举行学毛选模范授奖大会。历届奥林匹克各项冠军获奖。学不好就不能得冠军,能得冠军就证明学得好。有人建议给香港马会的常胜马发奖,以别有用心罪被捕。

同日  科协举行同样大会,给哥白尼、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发奖。因为一切创造发明,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有人建议给马克思也发一奖,正在研究中。

这些文字,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看了真会莫名其妙。可在那时,它确实使我们三个,快乐了小小一阵。三十年后重读,直觉得换了人间。

1968年后,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份。

宰猪的那天,先生没事了,叫他来同我一起,给窦占彪做小工,在戈壁滩上汽车路沿途建造语录碑。我们的任务是备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装上马车,送到工地。当然他不能做什么,也无需做什么。但在毒日头下烤得发烫的戈壁滩上跟车,也够受。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的样子。还说他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相与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说到,那时候,两个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死了。

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这戈壁滩,一点儿没变。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困难得很。他说难归难,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我问他,听说张大千曾在这里临摹,你同他关系不好是吗?他说是,意见不合。但个人之间没什么。他说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有才气。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他说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有新意,都在变。他很佩服。

我说我喜欢张的有些泼墨山水,不喜欢他的仕女画,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这些话我很爱听,也很受益。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肮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

1969年,所革委会宣布,经上级批准,我们几个的案子,维持原判: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我所抽调了几个人,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有何山、孙纪元,还有我。在酒泉听说,韩素音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

与此同时,慈林被下放农村,死在那里。留下两岁的女儿高林。我带着孩子,离开敦煌,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也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

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愣,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着那一愣,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

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导。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一会儿,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慈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慈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逝世。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回到酒泉以后,写了四句《又呈常书鸿先生》,给他们寄了过去:“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寄出以后,又后悔:说到底我并不了解情况。如此轻率如此粗暴地,攻击一位有大恩于我的老人,这件事使我一想起来就惭愧。七十年代末,我平反后到北京工作,住在建国门大街五号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没提酒泉那信,也不知收到了没。

先生处境仍然不好。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那些人自有后台,争当所长的结果,不是贺世哲,不是何山,不是孙纪元,而是段文杰上了台。先生回不去,一直客居北京。他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许多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结果。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庙里烧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纷争与仇恨,焦虑与恐惧,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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