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许多往事都来到心头。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在巴黎，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大受震撼，下决心和雕塑家妻子一同，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回国后任西南联大教授，四处奔走，争取到各界支持，于１９４４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了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人烟稀少。边陲绝塞，道路艰辛。生活极其困苦。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文化部文物局管辖。因无人可以取代，仍由他担任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付所长。不久，也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比他小三十多岁，同他无亲无故，只是在书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２年，从劳改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找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寄到敦煌。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他看信后，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看了我的人事档案。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
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巨大障碍。这事卡了很久，后来先生争取到文化部付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一概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几次。他告诉我，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需要人，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公安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
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读经、读史，做卡片，积累足够的资料，不要急于求成。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急不得，你要沉得住气。
敦煌的工作，非常忙碌。先生雄心勃勃，要整修加固石窟保护工程，要编辑出版一百八十大本《敦煌全集》，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３６６—１９６６）。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临时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面，也难得多谈。
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文革一来，把我这个右派劳改犯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的一大罪行。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更多更大的问题，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常李心腹，黑帮一分子。每次斗争他们，我都要在旁陪斗。不是要打倒的对象，而是一块被拾起来用以砸烂神像的石头。当文斗变为武斗时，少不了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我的新婚妻子李慈林，带着我的文稿笔记，到城里娘家躲避。一个人胡打海摔，比两个人相看受辱，心理上也较易承受。
在以往的历次运动中，他们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也整过不少人。现在他们被整，人们都来打骂。但是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也不是一贯反对他们的贺世哲、施娉婷，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叫孙纪元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让登高望远显山露水。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象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孙纪元和文革组长何山同属一派，叫“革联”，与贺世哲、樊兴刚麾下的另一派“革总”相对立。两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都想从昔日的当权派那里，获得不利于对方的材料。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把他俩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去住。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难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伤势骇人，怕会瞎掉，半夜里溜进他们的小屋，看望了一下。回来睡不着，想了些话，押了个大致的韵，第二天夜里抄好，送了过去：
呈常书鸿先生
昔年此地荒凉绝，寒日苍茫驼铃哀。
山连大漠势欲沉，黄沙簇拥古楼台。
十里危岩走狐兔，千壁丹青生霉苔。
尊前别却繁华梦，先生辛苦万里来。
发蕴钩沉出奇瑰，卧听檐马亿佩环。
惨淡经营白发生，茫茫去日如飞埃。
大匠心事在笔端，不知祸从天上来。
党祸株连及童稚，万人为鱼网不开。
弟子入室搜荩荚，书成蝴蝶画成带。
血染华发泪染襟，愁来哪得一徘徊。
毁誉要须千载定，何用一夕计成败。
笑指山前风景异，加固工程起楼台。
阅尽四百八十寺，雕拦石级通崔嵬。
况复文章千古事，先生著作人咸爱。
华夏正声入画图，尺纸千金传四海。
千古荒诞难遭遇，好戏过后欲看难。
凭寄语，劝加餐，壮心未可一寸灰。
玉关芳草年年绿，豪情也应久弥恢。
且向冰天练奇骨，万紫千红待春回。
李承仙说，先生看了，直流泪。眼睛好起来时，他给我回了个信，伤痛里夹着幽默，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说他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回信说，被敌人打击不可怕，被自己人打击才可怕。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打击者，把那使众生不饱的力量，当作自己人呢？我说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伏维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秘密联系也不难。毕竟是沙漠中的一个孤岛,毕竟全所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老小，总数也不到一百，平时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们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内一阵一阵，外面四周也还是冷清。大串联时，他们去走遍全国，只留下少数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说话仍不方便，但是交换个信件是不成问题的。利用写信之便，我们有时通报一下情况，有时谈谈看法，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是一大愉快。这些信件，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个便条。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过境迁，读来伤心。
那时我们每人每月只三十元“生活费”，平时连肉菜都不敢吃。１９６８年初，旧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的小屋里去，一同过个年。打开铁皮炉子上的沙锅，居然有一只鸡。热气蒸腾，浓香四溢。我惊喜之余，忽又惊恐：气味关不住、又传得远，如果引起注意，招来突击检查，后果不堪设想。有一阵子，我们研究商讨，如果来人，在这屋里怎么躲藏。发现哪里都藏不住，只得带上一只鸡腿，匆匆离去。留下一张字纸，给他们开开心。这篇只为两个读者写作的东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明年的新闻——拟预言
一月零日 毛主席下令对苏联实行军管，军管组驻在位于中苏边境的赤塔。因此苏联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转移到赤塔云。
一月一日 苏联《文学报》改名《卫东》杂志，复刊发行。刊文揭露托尔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纳放债收租，剥削农民的事实，并复印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该文编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纪念这个大地主，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学全无敌战斗小组在席吕塞尔要塞的夹墙里搜出大量信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通过一个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亚勾结一贯为沙皇效劳因而获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迎接中国国庆，日本革命委员会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成立大会都拍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称为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两篇社论，表示祝贺。
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红卫兵在洛克菲勒家抄家，抄出黄金２８．５３吨，决议在纽约港口被毁的自由女神象原址，树一毛主席金象，连不锈钢底座在内，高一百公尺。
十三月三日 牛津、剑桥、哈佛等校联合庆祝教改胜利，介绍经验云：基本教材是毛选四卷加农场劳动。
某月五日 国际体育协会举行学毛选模范授奖大会。历届奥林匹克各项冠军获奖。学不好就不能得冠军，能得冠军就证明学得好。有人建议给香港马会的常胜马发奖，以别有用心罪被捕。
同日 科协举行同样大会，给哥白尼、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发奖。因为一切创造发明，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有人建议给马克思也发一奖，正在研究中。
这些文字，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看了真会莫名其妙。可在那时，它确实使我们三个，快乐了小小一阵。三十年后重读，直觉得换了人间。
１９６８年后，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份。
宰猪的那天，先生没事了，叫他来同我一起，给窦占彪做小工，在戈壁滩上汽车路沿途建造语录碑。我们的任务是备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装上马车，送到工地。当然他不能做什么，也无需做什么。但在毒日头下烤得发烫的戈壁滩上跟车，也够受。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的样子。还说他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相与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说到，那时候，两个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死了。
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这戈壁滩，一点儿没变。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困难得很。他说难归难，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我问他，听说张大千曾在这里临摹，你同他关系不好是吗？他说是，意见不合。但个人之间没什么。他说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有才气。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他说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有新意，都在变。他很佩服。
我说我喜欢张的有些泼墨山水，不喜欢他的仕女画，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这些话我很爱听，也很受益。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肮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
１９６９年，所革委会宣布，经上级批准，我们几个的案子，维持原判：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我所抽调了几个人，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有何山、孙纪元，还有我。在酒泉听说，韩素音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
与此同时，慈林被下放农村，死在那里。留下两岁的女儿高林。我带着孩子，离开敦煌，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也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
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愣，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着那一愣，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
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导。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一会儿，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慈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慈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逝世。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回到酒泉以后，写了四句《又呈常书鸿先生》，给他们寄了过去：“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寄出以后，又后悔：说到底我并不了解情况。如此轻率如此粗暴地，攻击一位有大恩于我的老人，这件事使我一想起来就惭愧。七十年代末，我平反后到北京工作，住在建国门大街五号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没提酒泉那信，也不知收到了没。
先生处境仍然不好。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那些人自有后台，争当所长的结果，不是贺世哲，不是何山，不是孙纪元，而是段文杰上了台。先生回不去，一直客居北京。他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许多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结果。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庙里烧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纷争与仇恨，焦虑与恐惧，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