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入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2 次 更新时间:2015-01-01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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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 (进入专栏)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於1944年,第一任所长是着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政权易手的翌年,1950年,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该所,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保留原班人马,仍由常书鸿当所长。

1962年我到那里时,所里有四十多个人,分别在研究部、石窟保护部、行政管理部工作。所长常书鸿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在敦煌的时间不是很多。

敦煌的日常事务,大都由他的夫人、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承仙负责。李承仙同时也是研究部主任,管业务,兼管人事、後勤、政治思想工作。

她原先是画家,在敦煌临摹壁画二十多年,精通业务。入党後当了领导,政治热情特高,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严格。是个急性子,心直口快。有什麽事,沉不住气,马上就问,马上就查,喜怒形於色。作为下属,你可以把她的脸,当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用不着猜闷葫芦,也难得。

研究所名义上直属中央文化部,实际上在所里领导一切的党组织,是敦煌县委宣传部的一个支部,归敦煌县委领导。县上有什麽活动,都要通知所里。所里有一辆中型轿车,我们全体--党员和非党员--常常坐着它,到二十五公里以外的敦煌县城去听各种报告:传达某个会议精神,布置落实某项政策,动员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学某英雄某模范等等,回来後讨论落实,都不打折扣。

我去以前,十多年来,一直如此。所以研究所虽深藏沙海孤岛,研究遥远的古代艺术,却并不与世隔绝。历次政治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皆火力充足。有时起步慢一拍,但没有走过场的。同事们相互揭批,积累下许多过节。表面上谦和礼让谈笑无间,骨子里都在较劲。

大学毕业不久就去劳改的我,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经验,对外间世界却不甚了了。到这里,以为是到了世外桃源。面对千壁画林,古木寒泉,和所有这些温文尔雅的好好先生,直觉得像在做梦,如坠五里雾中。

一天早晨,经过资料室门前,遇见史苇湘先生。他是所里资格最老的画家之一,四十年代就来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美术组调到资料室至今。那天见到我,他热情招呼,急速忙乱地掏钥匙开门,同时告诉我他是因为什麽所以来迟了,迟不到五分钟,并把手腕伸过来让我看他的表。从无时间观念的我

没细听也不想看,只是傻呼呼笑着示好。他固执地一定要我看了一下,说:“你看,不到五分钟,是吧!”我连说是是是,不明白是怎麽样,不是又怎麽样。

又一天,在林荫道上遇见考古组施娉婷女士。她和她丈夫、研究部副主任贺世哲两个,都是军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朝鲜打过仗,在大学教过书。觉悟高,见识广,工作能力强,是所里的业务骨干。那次遇见她时,她一手抱着一摞书,一手拖着一根枯树枝。招呼寒喧後,她说这根树枝已经枯了,是风吹下来的,她是顺便拾的。这不用说,一看就知道。我不明白,这为什麽需要解释。

像这样的事,经常都会发生。

每次讨论报告,大家发言都很踊跃。学习英雄事迹,气氛也非常热烈。有一次学雷锋,大家全都感动得哭,会议室里一片唏嘘抽嗒之声。施娉婷、贺世哲都取下眼镜,默默拭泪。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更哭出很大的声音,哭得眼睛鼻子通红,频频站起来到门外擤鼻涕,擤得喇叭似的山响。我没见过这阵仗,简直懵了。下来李承仙把我叫到所长办公室,说,有人反映你没有阶级感情,学习英雄事迹,别人都感动得哭,你两只眼睛滑溜溜东张西望。是不是那样?…

是?…那你想的是什麽?後来又有一天,李承仙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到阅览室看报,总是先看《参考消息》,後看《人民日报》,是不是事实?我说记不得了,我是随便拿的。她说怎麽每次都是先拿上《参考》?我说《参考》不能看吗?她说不是不能看,问题是为什麽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宣传那麽感兴趣,党的声音到反而不爱听?这是个什麽问题,你想过没有?回去好好想想,也别背包袱,以後改正就是了。

没过几天,她又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写反动诗,是不是事实?我没写,坚决否认。她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台宗悟後无来去,人道苍茫十四年”几个字,下面写着发现的时间、地点和作者高尔泰的姓名。李承仙把纸折掉半截,我看不到检举者的姓名,但我认得,那是我们美术组组长段文杰的笔迹

两天前到印稿房印稿,在落满灰尘的印稿台上,不经意用手指写了这两句龚自珍的诗。显然老段误以为是我的诗了。我到资料室找了一本《龚自珍全集》,翻到那两句,给李看。李说,不是你写的就好,说清楚就好了。你也别怪人家多心,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年(一九六三年),正好十四年,现在又正好在批判人道主义,人家以为是你写的,也很自然。你别计较那些个,无则加勉麽。

无则加勉,有则怎麽得了哇!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史苇湘让我看表,施娉婷解释树枝的来源,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都挺自然挺正常。是我尚未入世,所以才大惊小怪。

後来学王杰学焦裕禄,大家又都哭。我想学学不来,就两手按着脸,尽量低下头去。从手指缝里斜眼窥看别人,发现有好几双晶莹泪眼在闪闪地观察我。连忙把头垂得更低,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

红与黑

从62年到66年,所里的业务工作,包括研究、临摹、考古发掘、编辑出版和石窟加固工程,基本上都是为一项纪念活动作准备。

据唐碑记载,敦煌莫高窟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正好一千六百周年。所里计划在这一年,邀请国际国内有关的学者专家和宗教界人士,到敦煌举行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以期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的研究。

1964年,报上越来越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历史主义、让步政策、活命哲学、合二为一论、利润挂帅论、战争恐怖论、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的批判,也越来越密锣紧鼓。中秋节前,常书鸿从北京赶回敦煌,传达了毛泽东指责文化部和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决定纪念活动要突出政治,增加一个大项目: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洞窟。

经反复讨论,决定利用一个原有的、无壁画塑像的大洞窟,重新装修,在佛像的位置上塑一尊毛主席像,像後的正面西壁画中共党史,题为“万水千山只等闲”。南壁画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壁画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题为“六亿神州尽舜尧”。窟顶画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议决後,常书鸿说,插红旗要寸土不让,新洞窟就是一面红旗,插进这些古老的石窟寺群中,恰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美术组组长段文杰说,这是常所长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   保证完成。通过创作学习党史,通过创作提高认识,也是我们思想改造的好机会。

工程大,时间紧。美术组承担新壁画创作,任务最重。组会讨论时,常、李都来参加。要求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突出表现党的伟大。要求有装饰性,突出壁画的特点。讨论决定,由我先拿出一个小样,大家修改补充,再定稿。我没日没夜地赶了两个多月,赶出几幅示意图。但讨论会却一直开不起来。

李承仙找我谈话,说有人要搞垮新洞窟,我们要坚持顶住。这事拖不得,讨论不成就不讨论了,自己满意了就定稿,我们再组织人放大上墙。一九六五年一年,我一直在干这件事,赶出了四壁和窟顶五个小样。一面墙数百人,动态异而形式一,满壁生风,也真不容易。然而画出来,已经没用了。

一直埋头画画,都不知时移势易。原来所长办公室里,挂着一幅邓拓手书的赠常书鸿诗:“危崖千窟对流沙,廿载辛劳万里家。发蕴钩沉搜劫烬,长将心力护春华”。报上一点邓拓的名,人们就发现了问题。文革尚未开始,抽调出去搞四清的人都还没回来,所里人就自发地起来揭发“常李夫妻黑店”了。天天开会,先是说常书鸿“业务挂帅”、“唯才是举”,後来连“要把一切暗藏的邓拓分子统统挖出来”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邓拓分子”一词,是发言人贺世哲的发明,可惜後来没有流行。但是他说的另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却同後来流行全国的那句话完全一样。贺世哲说敦煌研究所不是没有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筹备一千六百周年纪念,所有的项目都是黑的,都是宣扬封、资、修,很黑很黑。一看形势不妙,临时加上个新洞窟,说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实际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更黑了。

说到这里,文质彬彬的他,突然直直地指着我,说,是红还是黑,只要看看新洞窟创作是由什麽人挂帅,就很清楚了。他号召大家“解部麻雀”,先弄清楚这个人的反动本质。接下来大家的发言,矛头都指向了我。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夹边沟逃出来的恶狼,带着花岗岩脑袋,我来所後写的文章,都是大毒草。平时一言一行,都坚持反动立场。甚至有人说,我曾经用朱红大笔,在毛主席像上打了个叉叉。这一条如果坐实,我就够枪毙的资格了。

我刚结婚,渴望安全,十分紧张。常书鸿不在所里,急性子的李承仙,这次倒有静气,处变不惊,叫我安心工作。她问我新洞窟创作是不是革命文艺?

我说是。她说那就对了,你怕什麽!她说她前几天和窦明海(酒泉地委书记、四清工作团团长)谈过一次,窦说是红是黑,自有公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少数人的意见,不代表党的政策,叫她要沉住气。她说,本来麽,这还用说。

她的沉稳自信,还有窦的表态,使我安心不少。

一个多月以後,我们到敦煌县委礼堂,去听窦明海作报告。一贯笑眯眯的窦明海,这次一脸的杀气,在讲台上挥着拳头,说要砍黑旗,插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特别提到,“要砸烂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独立王国”。

我瞟了一眼在座的李承仙,她面无表情。回头又瞟了一眼坐在後排的贺世哲,他也面无表情。

在回莫高窟的汽车上,除了李承仙和我,大家都很兴奋,齐声地、反复地唱一只歌:

革命的风暴席卷全球,

牛鬼蛇神一片惊慌……

配合着汽车的颠簸,那“慌”字拖得很长很长,大家的脖子也扯得很长很长。头一抖一抖的,脚一踏一踏的,动作很齐,踏得车底板砰砰直响,车厢里灰尘弥漫。坐在我旁边的所长秘书、幽默健谈而善於放声大笑的李永宁,一面唱一面搂着我的肩膀,按节拍一松一紧一摇一晃,笑得满脸都是深深的皱纹。

如歌的行板

第一次见到施娉婷这个名字,是在兰州艺术学院教师宿舍的门上。我想像,这个人一定白皙颀长。後来在敦煌见到她,黧黑矮壮,江湖落气,总觉得不像。在四十来个人的全所会议上,她埋在靠墙的沙发里,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伸直腿架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脚底朝着大家,像一个颠倒的八字。八字左右,分别放着她的眼镜、茶缸、香烟盒、烟灰碟和笔记本。发言时闭着眼睛,不急不忙,可言辞机锋百出。批评所里的工作,尖锐而又雄辩。

她的丈夫贺世哲,倒真的是白皙颀长。带着大黑边近视眼镜,容止若思温文尔雅有绅士风。总是端坐在会议桌旁,十指修长如音乐家的两手放在桌上,扶着一个紫砂小茶壶。发言低沉徐缓,用词平和周延,都是商量的口气。但观点与乃妻完全相同,很尖锐。听他发言,我常想,纯绵裹铁,此之谓乎?

他们都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各有不少英勇事迹。後来到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教书做学问,也都各有创见,论文深刻严谨。但是书卷气不掩军魂,骨子里仍透着一股子大无畏战斗精神。婚後没孩子,精力除了做学问,都用来磨砺思想的刀锋。读书触类旁通,议事明察秋毫,论人入木三分,谈笑间常从鸡毛蒜皮上升到意义和价值的层次,理论素质如此之好,以致我常常觉得,他们不搞哲学来搞美术史考古,很可惜。

1962年秋天,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带领刘开渠、王朝闻等一行十来个人,来敦煌开会,研究石窟加固工程的事。他俩递交了一份材料,说敦煌文物研究所民主革命不彻底,解放前的所长现在还是所长,旧班底没更新,党的政策贯彻不下来,成了沙漠里的独立王国。具体事例写了几万字一厚本,要求党中央派人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时机不凑巧,正值短暂的宽松期,党的政策强调团结。徐平羽看了材料,不置可否,在会上要求大家搞好团结,共同前进。此事不了了之,他们陷入孤立。

我是新来的,其中提到的事,除了一件,我全都不知道。那件事使我们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麽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像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像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糊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这篇文章我终於没写,帮他们做了些审稿和编排的工作。但是杂志也终於没有出来,因为常书鸿不批准。在写给徐平羽的材料中,贺、施提到这件事,说常不批准,就是不许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地研究敦煌艺术。我说这只是推测,假设不等於事实。他们笑笑,说,你不了解情况。

一天,在他们家吃饭,谈到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经历,贺世哲说,那是宝贵的人生体验,很难得的。他说鲁迅说过,有两种人要刮目相看,坐过牢的,上过战场的,有道理。我说,这话,可不像是你们说的。施说,你已经给我们铸好了模子了是吗?拿来看看。我说我不过是觉得新鲜而已。施说,这就是说,你认为我们不该新鲜对吧。我说,你别这样,何必呢,我没上过战场,对付不了。

施说,战场的景象,你没法想像。我请她说说看,她说没法说,只能说个感觉:残酷。静场片刻,贺世哲一脸的严肃,郑重地又说了一句,战争是残酷的!

我说,是,战争是残酷的。施娉婷说你说这话,同我们说这话,意义不同。就像小孩子说人生如梦,同老头子说人生如梦,意义不同。我说我也经历过一点儿战争……不是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吗?贺说,受政治的影响,不等於你就是投入了政治。我说我说的也只是感觉。三个人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有很多很多年,我都没这样笑过了。也许,我从来就没这样笑过。

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机动: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新洞窟创作陷入困境,他们替我着急,又怪我多事。说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急什麽。我说完不成是我的责任。他们说你既然完不成,当初就不该承担,承担了又完不成,怪谁。我说我没想到会这样,他们说你应该想到。

我问怎麽办,他们说很容易:放下就是了。给我说了一段禅宗公案:放下即实地。

找李承仙撂挑子,才知道放不放下,是个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许多不明白的事都明白了。以前贺、施挑战常、李,如同蚍蜉撼树,大家都疏远了他们。毛主席责骂文化部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下达後,特别是报上点名批判邓拓後,大家发现常李地位不稳,贺施有先见之明,又开始向贺、施靠拢。一些平时经常向常、李汇报情况的人,都改为向贺、施汇报情况,或者同时

向两边汇报情况。美术组讨论新壁画稿的会老是开不起来,不是偶然的。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关是非的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麽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要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後来“文化革命工作组”进所,宣布我所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有了一点点安全感。工作组五个人,其中有两个现役军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常书鸿被召回来了,抽调到外面搞四清的人也被召回来了。天天开会,中寺院内贴满大字报,揪出了一个“常、李、高、王黑帮”。高是我。王是王佩忠,老党员,所里的第三把手,前不久揭批常、李,他不遗余力,不知道怎麽也进来了。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是我。重新开始揭发,但都是炒冷饭了。工作组最重视的,是我在毛主席像上划了个叉这一条。他们当现行反革命案,追查得贼认真。恰恰这一条不是事实,揭发人段文杰的证词也前後矛盾,工作组定案时,没写入这一条。後来大家反工作组的时候,这成了工作组保护阶级敌人的一个例子,那是後话了。

接下来批斗常、李、王。叫我在家写检查。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那天晚上如厕,遇到常书鸿先生。说了这事,他大吃一惊,连声埋怨我太冒失。他说要是抓阶级报复,你就成了典型!我想想,也有些怕,颇後悔。半个月後又遇见常时,我告诉他对方毫无反应,看样子贺是毫不知情,说明工作组不信任他。常说,要是真的整他,也不会只是因为你那点儿材料,那事情就多了。

又半个月後,八月的一天,开全所会,叫我们四个也去。去了才知道,是要我在会上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

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到了,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麽。不但纷纷出来替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罪名比我的还重。

贺世哲处变不惊,安详从容。据理力争,义正词稳。但说不上几句,就被别人打断,一停下又叫他说呀说呀。他先是瞟一下,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着,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於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梳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了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哦,勇士也恐惧。

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

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

离人泪

十月下旬的一天,又叫我们参加会议。会场布置得很隆重,大红布横幅上,剪贴着十五个白色的宋体大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毛像两边,各有几面红旗。在座的还有几个陌生人,估计是什麽上级。

会一开始,工作组于组长就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高尔泰工资降三级;王佩忠工资降一级、留党察看;贺世哲不予重新登记(清理出党);施娉婷和其他几个人免於处分;还有几个受了批判的,不算犯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他说,党的政策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标志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生。现在我们可以交班了。我们走後,大家要团结在以何山同志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周围,紧跟党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

何山是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的学生,毕业分配来所不久,斗争性强,火线入党,取代贺世哲,当了我所文革组长。他说,我们所现在已经回到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今後一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把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传下去。

会议气氛热烈,大家纷纷上台,道忠心表决心,笑口高张,泪湿衣袖。我有点纳闷儿,几次扫院子经过阅报栏,好像北京那边早已在赶工作组了,这里却又这样,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看着几家欢乐几家愁,想起几个月前,那次听完窦明海的报告回来,他们在汽车上唱歌的情景,仍有毛骨悚然之感。结局如此,也可堪庆幸了。

工作组走的那天,我们正在下寺割草。汽车从上寺下来,开得很慢很慢。

车子两边,挤着三十多人,个个伸长手臂,侧身挪步,争相同车上的人握手说话。握上的手,久久不放。要说的话怎麽也说不完。说完了还要再说,和这个说了又和那个说。旁边的人也争着说。七嘴八舌,推推搡搡,趔趔趄趄跟着车走。车上五个人,都半个身体趴在车窗外,两臂抻得很长,在众多幌动着的手中握一会儿这个又握一会儿那个。这只手被抓住不放,那只手又抓住了另一个人的手。同时听几张嘴说话,都不知能不能听清。

这样车子和人群一同,徐徐向前移动。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出了山门,快到防风林了,才冉冉加快速度,扬起尘土。尘土里人们开始小跑。愈跑愈快,终於跟不上了,车子绝尘而去,才纷纷站住,喘着气,挥着手帕,翘首眺望。

直望到尘土消失,茫茫戈壁上只有云影的时候,才黯然往回走。经过身边时,都没看见我们。一个个眼睛红肿鼻子通红,脸上闪着泪光,无语抽嗒。

工作组走後,我们被送到农村劳动,在农民家中吃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冬季日短夜长,农事无多。晚上到大队部文化室集合一阵子,就着飘摇的风灯,读毛语录,听支书训话、队长调度,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散了会就回冢睡觉。因为到处都很冷,只有炕是热的。这样一天天过着,都不知天外有什麽沧海桑田。尽管刀光剑影记忆犹新,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

年底突然来了车子,拉我们又回到莫高窟。一下车就看到,两派对骂的大字报重迭覆盖,语言如火如刀。一派以何山为首,叫“革联”,一派以另一个工艺美院毕业生樊兴刚为首,叫“革总”。双方互相比赛忠於毛主席,互相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势如水火,誓不两立。据说文化革命工作组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对立双方,又一致地都反对工作组,都刷出大字标语“强烈要求把工作组揪回来批斗”。

个人的大字报更强烈,特别是那些工作组最信任、最喜欢、跟工作组跟得最紧的人,都说是“肺都要气炸了”,要求“油炸***”、“砸烂***的狗头”“把***剥皮火烧”。这些***都是工作组成员的名字,想起几个月前他们送别那些人的情景,我真的懵了。

两派分别贴出大字报,勒令常、李、高、王四个阶级敌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号召其余被批斗者起来革命,揭露工作组的滔天罪行。这个敌我界线是怎麽划的?为什麽敌对双方那麽一致?我都不知道。贺世哲一回来,就成了“革总”的领袖。他依旧那麽温文尔雅,容止若思,从不使用暴力语言,有儒将风。众人信报,令出必行,大大压倒了何山一派“革联”。

工作组的人早已回了各自的单位,没法揪。我们四个,成了两派共同的敌人,被轮流抄家轮流批斗。过去是文斗,现在是武斗。两派比赛革命,同时也就是比赛仇恨,比赛谁打人打得更凶。常书鸿、李承仙经常被打得血淋淋地满地爬。打他们打得最凶的,恰恰也是那些他们从前最信任、最喜欢、跟他们跟得最紧的人。

牛棚志异

那些年所里乱得翻天,都搞不清发生了些什麽事情。牛鬼蛇神没有信息来源,坐井观天,更是眼花缭乱。两派斗争,弱势的革联战胜了强势的革总。常常出现新面孔。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支左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来去去,都不知孰先孰後谁是谁。两派革命群众出去串联,外地的红卫兵进来串联。越串联越斗得凶。以为是你死我活了,却又“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为总算有了秩序,却又更乱了,出现了更多的阶级敌人,要来个“清理阶级队伍”……帽子五花八门。常书鸿叫走资派、三反分子;李承仙叫地主婆;樊兴刚叫坏头头、现行反革命;贺世哲叫漏网右派、摇羽毛扇的人物、翻案派;施娉婷叫变色龙、小爬虫;史苇湘、李其琼、孙儒涧和我一样,叫老右派;李贞伯有海外关系,叫特务;段文杰有断袖之癖,叫流氓,又曾脱党,叫叛徒。其余诸公,或为反动权威、或为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或为历史反革命,或为阶级异己分子,或为经济犯罪分子,或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各得其咎。

除我们四个以外,他们在进牛棚以前,都参加过“大串联”,到全国各地跑了一趟,累得半死。那时不得不去,现在人家问他们为什麽混进串联队伍,搞什麽反革命串联去了。并要他们按里程退还“国家的”火车票钱。没工资,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

牛鬼蛇神分男女两批,在两处集中居住。其中有好几对夫妻。除常、李,贺、施以外,尚有孙儒涧夫妇,张峨沙夫妇,万庚育夫妇。他们每天可以在一日三次的“请罪”、吃饭和晚上“政治学习”时见一下面。如有外头的红卫兵来串联,必开斗争会,那就免不了要彼此看到对方挨打了。

一日三餐饭前,我们在食堂毛主席像前集合。排成两行,齐声背诵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等等之类,约十数条。然後向毛像三鞠躬,同时大呼三声“向毛主席请罪”。常书鸿不能站立,跪着叩头请罪。在我们身後的六张圆餐桌上,有些革命群众在吃舨。早上请罪毕,就围到管生产的孔金桌边,听他分配一天的劳动任务。

晚上八点,再到饭厅集合,学毛选,互相揭批。起初,打人的和被打的坐在一起,颇尴尬。当着被打者的面骂自己反动,更难启齿。时间长了也就皮了,不在乎了。但攻防之间,也颇费精神。两个多小时下来,都很累。

睡下以後,汽车司机王杰三常来叫我们去卸车。有时他去拉煤,後半夜才回,要我们卸完煤,把车子打扫擦洗乾净。我们睡不到觉,第二天还得按时起床干活,很难受。有一次大家建议他通过孔金统一安排任务,他眼睛一瞪,说,通过他干吗!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你们知道吗?天天学毛选,咋学的?!

其实除了他,别人有什麽事,也爱叫我们做。电机房工人候兴,是所里学毛选的标兵,为证明工农兵无所不能,用雕塑室的材料,在院子里塑了一尊“毛主席像”。连底座高过三米,立正姿势,肩平体直如五根圆柱,上三下二垂直并立。对称地分贴在两边腿上的手指亦等粗等长。头略似毛像,但小如篮球。脚手架一拆,见者骇然。完了把我们通通叫去,轮流给此物喷漆。喷漆机锈得很紧,压起来很吃力。每人只能压五六下,力气小的只能压两三下。我们二十几个围着那物站成一圈儿,顺时钟方向徐徐移动,轮流压。常书鸿不能站立,跟着爬,轮到他时,也压一下。候兴拿着喷枪上下梯子,两眼放光,时不时大吼:“鼓劲压”!显然体验到了,作品出世的快乐。他喷了一层又一层,转身时喷枪偶或掠过我们,在我们身上、头上或脸上,留下薄薄一层水洗不掉的小白点。我用上衣包着头,从一个小孔里看世界,看那些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家们弯腰低头鼓劲努力的样子,像看西洋景。

这几年我一直在看西洋景。不光是有趣的事儿多,这些事儿也拉开了我同环境的距离。起初我是当事人,众矢之的,革命舞台上不可缺少的配角。後来主角们打起架来,把配角撇在一边,我就变成了局外人,得以观戏。

开头,只有我一个敌人,其余都是人民。後来,揪出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再由四个增加到二十五个。请罪的队伍浩洗荡荡,超过了所里人数的一半。

敦煌县成立革委会那天,城里召开万人大会。把我们也拉去,同全县的阶级敌人一起,戴高帽,挂黑牌,站在司令台两边示众。长长的好几排人,高帽 的森林,郁郁森森。我们这一排里,除了常、李、贺、施,还有酒泉地委书记窦明海,敦煌县委书记王占昌,以及一大批党政官员,看到他们都成了我的同类,我有一种怪异荒诞之感。

台上的人讲话,都无不口口声声,要把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永世不得翻身。但我知道,这已经做不到了。打击面如此广大,“万人丛中一身藏”,我有一种安全感。相信自己的命运,不会比一个此刻正塞满广场、挤坐在黄土地上朝我们挥拳头喊口号的人民群众,更坏到哪里去。

我想,如果林彪周恩来也像刘、邓那样倒掉,让红太阳脐脂自烧,说不定除了安全,自由也可能来到。

那天天气很好。红旗飘飘像海涛,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我“众中俯仰不材身”,做着美丽的白日梦,居然也感到了,一种节日的喜庆。

形势莫名其妙,只有不闻不问。反正叫咋咧就咋咧,等待处理就是了。政治学习完了,回去也就睡了。

有一阵子,常常半夜五更,被外面的鞭炮声和锣鼓声惊醒,那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在庆祝和宣传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最新最高指示,有的叫他们到农村落户;有的叫他们到干校改造;有的叫他们把被他们打倒的老干部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这些“特大喜讯”,使他们欢欣如狂,敲锣打鼓放鞭炮,又唱又跳。

为了紧跟,为了别人都能紧跟,要尽快使它家喻户晓。什麽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就什麽时候庆祝宣传,分秘必争。由於本地和北京的时差,他们常常在深夜里互相叫醒,飞快地起来行动。

有一次凌晨两点,我们正在卸煤,他们庆祝宣传的游行队伍从不远处经过。两个人抬着一块黑板,上书最新最高指示,走前面。几个人敲锣打鼓走後面。再後面十几个人跳着《忠字舞》跟进。黑暗中看不清舞姿,隐约像是京剧里的跳加官。配合着鼓点,舞曲的节奏似乎更为急促:

忠忠忠、忠忠忠、忠於毛主席

无限无限无限,永远永远永远

每过六七十米就停一下,锣鼓歌舞齐息,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黑板,把上面的字大声念一遍。然後一阵鞭炮,同时锣鼓齐鸣,队伍继续前进。这样停停走走,从中寺出发,上寺转一圈,然後到下寺,再转回来,起码得两三个小时。我们卸完煤回去,睡下以後才听到,隐隐然有锣鼓声自下寺而来,愈近愈响。

我纳闷:那些地方根本没人,夜静山空,林深石黑,他们去向谁宣传?枕上琢磨,这必是上头的统一安排,城市农村都执行,他们不敢打折扣,所以就树林里转了一圈。我想像,那些夜游的小动物,狐狸呀,跳鼠呀,猫头鹰呀什麽的,在惊逃到安全的地方以後,转过身来,侧着脑袋观察这惊天动地的一群,於无声处,一定也同我一样,纳闷儿捉摸不透,他们是什麽意思。

按照最新最高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因无老干部可以结合,主任暂缺。原文革组长何山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领导一切。从此所里的全部工作,除继续搞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以外,就是“三忠於、四无限”、“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迎九大。

所谓“三忠於”,是“忠於共产党的领导;忠於毛泽东思想;忠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是“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这项活动是仪式性的。他们把会议室四壁漆成橙色,东墙上画了个红太阳,放毫光。太阳上画了个毛头像,军帽红领章。下面

一排向阳花托着三颗红心,三颗红心上写着三个黄“忠”字。每天早、晚各一次,他们在这里集合,立正,手捧红宝书(紧贴心脏部位),面对黄“忠”字,齐声大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

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连喊三遍毕,再三遍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後唱语录歌,朗诵语录,学毛选。今天该做什麽?从毛选寻找答案,

也就是向毛主席请示。这个仪式的名称,就叫“早请示”。

下来“抓革命、促生产”,办案的办案,消毒的消毒,事务繁忙。敦煌的宗教文化,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留着就得消毒。消毒就是革命,也是生产。做好消毒工作,就是对“九大”的献礼。大家把许多纤维板裁成报纸般大小,钉上边框漆成红色,再用黄漆宋体字写上毛主席语录,挂到洞子门上进行消毒。

洞窟数百,工作量极大。语录不是从语录本抄的,是直接从毛选里找的,有针对性。比方针对254窟的萨朵那伺虎图,选了“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那段话;针对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选了“看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那段话。为要选得合适,

他们反复读毛选,反复讨论。为确定哪一条更适合哪一个洞,有时吵得面红耳赤,务必让将来的参观者进洞之前,先打个有效的防疫针。

我去扫洞子,看到洞门上这种做工精细的语录牌慢慢增加,很佩服他们的细心和耐心。当然重复之处,牵强附会之处,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之处,也还是很多。这不能怪他们,壁画丰富,毛思想贫乏,能够做到这样,已极难能可贵了。

所里的日常工作,还有一项“备战”。这项工作我们有份,挖防空洞的事全是我们的。他们每天下午,进行民兵操练,也很紧张。下班前还要到会议室,向毛主席像汇报一天的工作。这项仪式,叫“晚汇报”。

“晚汇报”的程序,和“早请示”相同,只是学毛选一项,改为交流学习心得。早上学的,用了一天,有什麽提高?什麽成绩?遇到什麽问题?发现了什麽敌情?哪些事没做好?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节目做完,往往晚饭

时间已经过了很久,牛鬼蛇神们早已做过请罪仪式,吃过饭,准备晚上的政治学习了。

那年冬天,进山开荒回来,我除了扫洞子,还得给所里的伙房备水。每天清早,挑着水桶,带着镐、铣、纤钎,到树林外的冰河上破冰取水。当冰河和它对面的雪山,依次从黎明前的蓝色变为紫罗兰色再变为银红色的时候,我就把伙房的水池子挑满了。胡子眉毛和帽沿子上结满冰花,浑身上下热气腾腾直冒汗。坐在炉子跟前烤一阵子,锁上门,把钥匙送还管理员,才进洞去。管理员在会议室参加早请示。门窗紧闭的会议室里,炉火通红热雾蒸腾,满屋子人挤人,一片朦胧。我一敲开门,就爆炸出一团团炎热酸臭、饱含人气煤气香烟气和强烈油漆味的云团,浓得化不开,像固体一样。

每次,当门又关上时,我都要一下子跳开,心里想幸亏我不是革命群众。

 

原收入《寻找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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