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初访英伦的敦煌渊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0 次 更新时间:2022-11-11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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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题记:本系列讲座总题目叫“满世界寻找敦煌”。我曾在1996年出过一本《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有一位香港学者写了一篇书评,在台湾《汉学研究》上发表。他说这本书里只有学术的内容,至于作者一路访问中的感受,我们是读不到的。那么,我今天想通过这一系列讲演,把我心中那些澎湃的心情,用我的记忆所及,给大家复述出来。


大体上按照我到欧美、日本调查的过程讲。每一讲的结构,先介绍这个地方的收藏,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去找材料。然后介绍调查过程,不仅仅是学术的调查过程,也有当时的一些旅行见闻。最后再介绍我的调查对于当年的学术意义是什么,我的收获是什么。

一 为什么要去英伦

英国有关敦煌的收藏最为丰富,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我们搞敦煌的人眼里,第一目标肯定要去英国。斯坦因1907年5月到敦煌,他是第一个进藏经洞的,带走了五大马车、二十九箱的东西。他拿的宝藏是最丰富的,数量也多,至少比伯希和多一倍。这里有唐朝皇帝写的敕书,有唐朝告身的正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书(图1)。这里有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早的带有年款的印刷品咸通九年《金刚经》,还有各种绢画、拓本、刺孔、连环画、针灸图等等。

斯坦因一共有四次中亚探险,他主要走丝绸之路南道,当时英国占据着整个印度,整个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南道都是英国的势力,北道是沙皇俄国的势力。斯坦因对和田地区的古代遗址做了系统的发掘,收获极其丰富。他在丹丹乌里克揭开了很多寺庙的房间,拿走了大量的绘画品,其中有一幅是丝绸公主带蚕种到于阗的故事,旁边有丝绸之神,有个织机。另外,他还在尼雅发掘到大量的佉卢文木简,他也收集了大量的印章,这些大部分是希腊式的。

斯坦因第一次探险主要在丝绸之路南道,第二次探险去了敦煌、瓜州,第三次又去了敦煌,还有黑水城、吐鲁番。第三次在1913年至1915年,他知道辛亥革命以后不容易进来了,所以他能拿的就拿走。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是受哈佛大学雇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已经有古物保护委员会,抗议南京的民国政府给斯坦因护照,最后把斯坦因护照吊销了,赶了出去。斯坦因前三次都有厚厚的考古报告,第一次两大卷,第二次四大卷,第三次的报告五大卷。

斯坦因的收获,吸引着我们这些研究西域、研究敦煌的人,所以我的第一目标就是奔向伦敦。

二 奔向伦敦

1984年,我作为北大历史系、中文系跟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交换生,到莱顿大学学习十个月,我当时是硕士研究生二年级。莱顿大学没有敦煌卷子,荷兰也没有敦煌卷子,但是荷兰位于西欧中心,到其他国家比较方便。我到荷兰后,1984年9月到1985年4月,一直在做各种准备。

1985年4月21日晚上21:25,我从莱顿坐火车到英吉利海峡边的荷兰角(Hoek van Holland),登上可乘坐一千多人的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邮轮前往英国。英吉利海峡风浪很大,我一下就晕船了。我买的是二等舱,所以赶紧睡了。

第二天六点起床,已经看见英国海岸。船上大部分是欧共体的人,他们拿着身份证入境很容易,听说对东方人入境检查很严。我后来走过几次英吉利海峡,被查过多遍,这一次却非常顺利,顺利过关,登上第一班去伦敦的火车。九点多到了利物浦街火车站(Liverpool Street Station),然后转地铁、汽车,走了几个街区,找中国使馆教育处。到了Drayton Green Road 51的地方,我一看是个卖菜的地方,有个老汉说你走错了,你找的是 Drayton Green 51,没有Road。到十一点,终于找到了位于West Ealing的教育处,我有荷兰教育处刘秋云老师的介绍信,教育处说可以住七天,每天3.5英镑。这太便宜了,伦敦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着这么便宜的住处,我当机立断买了饭票准备住七天。但是这个地方离英国图书馆太远了,大概要一个多小时路程,为了赶时间,我放弃在这儿吃早饭、中饭,整个白天在英国图书馆抄敦煌文书,图书馆五点关门之后我去旅游,晚饭也赶不回去。不过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收获很大。晚上,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都是不同地方来的留学生、进修老师,大家在一起聊天。有一个人指点我去剑桥可以找剑桥学生会主席袁亚湘,他肯定给你找住的地方。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这样跑的,只要有人报出一个名字,你找到他,他马上帮你忙,甚至管吃住。

4月22日是星期一,我办好入住以后,放下包,洗个澡,换个衣服。我平常是一身学生装,到教授家里和博物馆,换成西装革履。我下午两点出发,四点来到了英国图书馆的东方写本与印本部。我还保留着当年英国图书馆东方部的宣传册页(图2),封面用了敦煌印本新样文殊的图,后来我专门写过新样文殊的文章。东方部当时在Russell Square,距大英博物馆很近的地方,走过去大概五分钟。

东方部有两个对我非常好的人,一个是马克乐(Mrs. Beth. Mckillop), 1975年到1977年曾在北大中文系留学;另一个是吴芳思(Frances Wood), 1974年北大历史系的“工农兵留学生”。我带着北大的导师张广达先生给吴芳思的介绍信去找她,她第一天不在,让马克乐帮我联络。马克乐当时快生小孩了,挺着个大肚子帮我跑各种手续。我四点到达,说要看敦煌卷子,她马上让馆员拿出了四个敦煌卷子给我看。五点关门,其实我只看了两个。第二天吴芳思回来了,带我进了地下书库,参观收藏敦煌卷子的地方,还有收藏甲骨文的柜子,里面的盒子把每片甲骨按照它的痕迹挖了槽镶在里头,保护得非常好。

后来的几天我只要在东方部,她们两个人就上上下下地帮我,比如说我要核对哪本书,她们就去书库里找书;我说这一页能不能复印一下,她们就去复印;最后我实在来不及看完要看的敦煌文书,问能不能拍几张照片?阅览室不能拍,吴芳思说到我办公室来,我就站在她的椅子上,自己拍了几张。还有我想找翟林奈(Lionel Giles)编的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目录,这本书在北京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一本,连北大都没有。我说能不能在你这儿找一本,吴芳思顺手在办公室拿了一本,扣了一个注销印给我。

以后一周,我每天早出晚归。早晨坐地铁,到Russell Square站,买一个面包,一杯咖啡,赶紧吃喝了之后,就奔英国图书馆的东方部, 9:30一定坐在位置上,吴芳思她们就帮我把卷子递出来,我看完一批马上换一批。

三 初窥敦煌宝藏

我当时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归义军史,我的硕士论文叫《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要把已知的重要文书校录出来;另一个是我跟张广达先生正在做于阗的系列研究,所以有关于阗的文书,我全部要过录到手。我在北京就看过斯坦因敦煌编号的所有缩微胶卷,在莱顿又精选了五十个左右的号。英国藏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是1953年至1954年日本学者榎一雄在伦敦大学教书时用东洋文库的钱制作的,后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据这批缩微胶卷印成《敦煌宝藏》。虽然有缩微胶卷或《宝藏》,但很多看不清楚。\r

我本子上记的第一件要查阅的是“S.329尾+S.361首?”,后边写“赵和平”,就是赵和平和周一良先生在做这个书仪,但他们从微缩胶卷上看不清楚这两个卷子能不能拼接,我出发前接到张广达先生的信,让我来调查。我拿出两个原件往那儿一放,严丝合缝,就是人为撕开的,斯坦因拿卷子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给裂开了,这种情况非常多。现在的人有了《英藏敦煌文献》,有了IDP,完全没有我们当时研究那种感觉。我们为了解决这么小一个问题,要花着旅费,跨越千山万水到伦敦去确定这件事,不确定就不敢说。这是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我的老师、我的师兄辈的事儿,我必须放在首位。

凡是写卷上有一点点油污的地方,那些字在缩微胶卷上是黑疙瘩一块,我们当年是录不出来的。不像现在IDP的照片,都清清楚楚,录文没有任何障碍。比如 S.4654《罗通达邈真赞》就是这样的情况(图3A、B)。1992年,我去香港在饶宗颐先生指导下,跟姜伯勤先生和项楚先生合作编了一本《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以认字的能力论,项楚在敦煌圈里是最棒的,所以饶先生请他把邈真赞整个儿录了一遍,之后交给我做第二遍工作。像这篇有油污的文本,项先生本事再高,短短的一篇邈真赞,还是留有大量空格的。1985年我在伦敦把最重要的邈真赞集全部抄过。项先生《罗通达邈真赞》录文的空格,我全部填上了。我拿了整理后的录文稿给饶先生看,他颇为惊讶,其实不是我的本事,是因为我在伦敦看到了原件。所以我们这本邈真赞集在很长时间里是最可靠的。

再举一个例子,S.389《肃州防戍都状》倒数第三行有个词——通颊,是一个吐蕃化的部落名字,但过去在传世史籍里没有任何关于通颊的记载。唐长孺先生在缩微胶卷上看不清楚这两个字,1962年发表《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时,就打了两个框。当时没有通颊这个概念,所以唐先生这么大学问,无从推测,只能画两个框。我提出原件一看,清清楚楚“通颊”两个文字,所有唐先生的框,我都填上了,后来写在我的硕士论文里。通过敦煌卷子,我们才知道当时河西一带有个通颊部落,这是新知识,所以后来我单独写成一篇《通颊考》,把所有敦煌西域文书里有通颊这两个字的,汉文的、藏文的,都找了出来。我在莱顿都准备好了,只要前人有录文的全部复印好,到英国图书馆上手就校。我当时校对前人录文或自己动手录的有关归义军的文书,还有《上都进奏院状》《张胜君状》《阴氏与和尚书》《归文牒》等等,最前面一件是归义军在长安设立的进奏院上给归义军节度使的状,是研究归义军的最基本史料。这些校录成果都收入到我的《归义军史研究》里了,《归义军史研究》虽然是1996年出版的,里面的文章大概是从 1985年以后陆陆续续发的。这一系列归义军研究论文的基础,就是1985年欧洲考察的收获,基本上我用的每一件材料,都看了原件。

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校录有关于阗的敦煌文书。过去我把英、法、中的敦煌卷子缩微胶卷翻过一遍,用过很大的功夫检出其中有关于阗的卷号,但很多图片看不清楚。

举一个例子,就是敦煌写本中的《瑞像记》。瑞像记是敦煌莫高窟壁画榜题的抄录,其中包括许多于阗瑞像。敦煌中晚唐开始流行瑞像,特别到了归义军时期,每一个归义军节度使的头上都是瑞像图,主要是于阗的瑞像。1986年我和张广达先生合写了一篇《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69—147页),就是研究我在英法校录过的四篇瑞像记,到今天仍然只有这四篇。

后来我利用英法调查的有关于阗的卷子,与张先生合作写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 1989年发表的《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84—306页),是这次调查成果的集中展现。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一批于阗使臣、于阗太子、于阗公主写的于阗语文献,关于这批于阗语文献的年代,在欧美属于伊朗学的于阗研究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和张先生一直跟他们打笔仗。后来我想,如果确定了于阗人什么时候在敦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于是我把在英法图书馆调查过的卷子里提到于阗太子、于阗公主、于阗使者、于阗僧人等都找出来,排出一个年表,把所有汉语文书及传世史籍中于阗的史料全部抄在上面,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于阗使者901年第一次到敦煌,然后到994年。我这次在英国图书馆校录的就有《归义军油面历》《入破历》《于阗僧龙大德状》《大宝国百辰追念文》《柴场司判凭》等,里面都有于阗的使者或僧侣来到敦煌活动的记录。既然于阗人在敦煌活动是十世纪,那么于阗语文献只能在这个时间里头,前后不会差太远。这篇文章出了之后,基本上把论战打住了,依据就是对有年代信息的汉文文书的彻底调查。

这些有关于阗的文章后来都收入我和张广达先生合著的《于阗史丛考》,最基础的工作是1985年在英法的调查成果。

我在英国图书馆还有一个收获值得一提。当时我们所看到的英藏敦煌缩微胶卷的编号只到6980号,其实6980号后还有几千个号,但是负责编目的翟林奈编不动了,他比定不出这些佛典小断片,特别是世俗文书的内容,所以留在后面待编目,英图也没有公布缩微胶卷。当时我最想知道6981以后的卷子是什么情况,吴芳思给我复印了一个草目,很厚的一叠,从6981到10000多号,上面已经比定了好多,用汉语拼音把这个是什么经,写在编号后边,吴芳思她们做了很多无名英雄的工作。她把这个草目复印给我,并说最好能够找到一笔钱,让我1987年来半年,把这个目录编一下,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我当时也拿到了个别的S.6981以后的重要文献的照片,如S.9123《孝经郑氏解》,是郑玄注的《孝经》,这是清朝儒生没有见过的,这里居然存有两个残片。这个照片不是我在吴芳思办公室拍的,是向英国图书馆正式申请的,他们拍好后寄到莱顿,大概有一二十张这样的照片。

讲了这么多学术的东西,也得让大家轻松一下。我当年还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还是有玩心的,所以我得空儿,特别是下午五点从图书馆出来,天还没黑的时候赶紧去玩儿。第一当然要去看白金汉宫的换岗,我当时照了不下十张换岗照片,觉得戴着这么大一个帽子多热。我还去了Big Ben、西敏寺、圣保罗大教堂、伦敦桥。在伦敦堡,有一个老汉穿着古代服装一路讲各种宫廷故事,最后走到一个小教堂里头,他说旅游到此结束,我一回头傻眼了,他的两个同事帽子一摘,拿着很高的大帽子往门口一站,不扔钱你是出不去的。一般扔二十便士就可以了,可是我当时没有换零钱,全身最小面值的是一个五英镑,五英镑对我来说可在伦敦住一天多,不扔的话出不去,所以我只好痛苦地往里扔了五英镑。只见老汉一鞠躬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语:非常感谢),他以为这么有钱的一定是个日本人。

四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的收获

我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就在滑铁卢桥旁边。4月25日我到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时,首先找滑铁卢桥,到跟前发现和《魂断蓝桥》电影里长得不一样,我问一个老汉,他说原来的桥被美国人一块砖一块砖地搬到一个庄园去了,蓝桥早就没了。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原来属于英国外交部,进馆要搜身。这个馆原是东印度公司的图书馆,它资助了斯坦因的探险,分得了一些跟印度有关的藏品,比如婆罗谜文、于阗文、藏文、梵文、佉卢文的文献,敦煌资料主要是藏文。我现在还保留着1985年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宣传册页(图4)。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管理员叫奥凯菲(Michael O’Keefe),也对我非常好。我当时还没学藏文,主要看有汉文的资料。我事先写好要看的号,吴芳思电话里告诉了奥凯菲,我去之后,他已经把我要看的文书全部摊在桌子上,所以我看得非常快。最主要的就是一件有关汉地僧人去印度求法的文书,后来我给《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写了《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955—968页),就是这次调查的结果。现在《英藏敦煌文献》的照片仍然模糊,IDP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学术的下一站是英国博物馆。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出来,敦煌文书在英国图书馆,绢纸绘画属于美术品,仍然放在英国博物馆。绢纸绘画上也有文献材料。我作为历史学者,最重要的是搜集文献材料。我要调查缩微胶卷里没有的三件敦煌文书,这三件文书背面有画,留在了英国博物馆。

4月26日我去英国博物馆访问,因吴芳思事先介绍,管理员龙安妮(Anna Farrer)热情款待我。她带我进了一个电梯,下到不知道第几层,一开门就是库房门。收藏敦煌绢画的库房里,有墙这么高的一个一个大木板子,上面镶了绢纸绘画,不是完全固定,抽出一个板子,板子两边就是大幅绢画,释迦说法图,文殊、普贤的大幅绢画都在板子上。这个库房一般人不让进的,安妮把板子一个一个拉出来,给我过了一遍,还让我照了一些照片,然后再到楼上。

在英国博物馆,我抄的主要有三件文书,一件是现在命名为《甲戌年沙州丈人邓定子妻邓庆连致肃州僧李保佑状》,是一封信,两边有纸画,是壁画的草稿图,我们叫敦煌白画。写信的人利用空白的地方打了一个书信草稿。背面整个是一张画,可以看出画的是文殊问疾图,是个草稿。古代的书信写好要卷起来粘合,页边上写上谁致谁。

第二件更重要,是《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北大像就是今天莫高窟九层楼里的大佛像。这个文书是966年曹元忠夫妇出资雇人修北大像的一个功德记。它抄在一张丝绸之路行旅图的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丝绸之路行旅图,多是胡人牵马图,胡人牵驼图,这里却是汉人牵马图,汉人牵驼图,证明中国古代的商人也是往外走的,这是非常少见的。

第三件是一个佛经目录,它背后也是画,因为有画,所以把文献留在了英国博物馆。

这三件文书是缩微胶卷没有的,我录入《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英国博物馆一节的脚注里。

五 剑桥拜访贝利(H.W.Bailey)教授

最后说一下我的剑桥之行。在教育处,有个朋友给了我剑桥中国留学生会主席袁亚湘的门牌号,告诉我你到剑桥找袁亚湘,他肯定给你找住处。1985年4月29日星期一中午12:40,我到达剑桥,找到袁亚湘住址的大门,摁门铃没人应,我就去各个学院溜达,看了牛顿的雕像和那棵苹果树。过一会我又去摁下门铃,一直到傍晚的时候,终于碰到一个学生也来找袁亚湘,于是带我到数学系,找到袁亚湘。剑桥有五十多个中国留学生,袁亚湘打了一圈电话,那天没人出去玩,也就没地方住,于是他就发给我一睡袋,说你委屈一下,在我这睡。他准备了些睡袋,为的是接待各路来的留学生。我想反正我就待两天,就凑合一下在睡袋里头睡了。现在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袁亚湘,是中科院的院士、数学家,很了不起的人物。

剑桥的贝利教授是研究于阗语首屈一指的大家(图5),全世界第一号人物。我去剑桥唯一目的就是拜见贝利,什么其他目的都没有,只要见到这个人就满足了。我在荷兰的导师许理和(Erik Zrcher)教授研究中国佛教史,他在剑桥最好的朋友是鲁惟一( Michael Loewe)教授,就是《剑桥中国史》汉代部分的主编。许理和给他写了封信,说有一个中国学生要去剑桥找贝利,你帮他联络一下。鲁惟一就约了贝利,电话告诉我第二天在他所在学院的克莱尔堂(Clare Hall)见面。第二天我就像古书里的年轻人一样,提前四十分钟就在克莱尔堂门外等着他们。鲁惟一说他十二点下课,大概还差十分钟的时候,远处走过来一个高大的人物,一米九的样子。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上看到过贝利的半身照片,我知道这就是贝利。他那时已经退休了,八十多岁,穿着一条快磨破的牛仔裤。贝利原来是梵文教授,1938年发誓要做于阗语,改行做伊朗语了,然后从全世界范围调查于阗语的卷子,把每一件于阗文文献转写成拉丁文字,然后拟翻译成英语,再出一本字典、一本语法书,最终完成全部于阗语的事业。1975年因为他对学术的卓越贡献,被女王授予爵士(Sir)头衔,地位非常高,是英国皇家学会常年的会长。

我心目中不得了的顶天立地的人物,忽然走到我面前,让我激动不已,我赶紧上去寒暄几句。然后鲁惟一也来了,我们三个人进了餐厅。按照剑桥的规矩,餐厅里老师在台上吃饭,学生都在台下。我们三个人一进去,所有老师站立起来,不管是在吃饭还是在等饭的,都站起来迎接贝利,所以贝利在学界的地位不得了。我就坐在老师们吃饭的长条桌的最顶头,左右是鲁惟一和贝利,这顿饭吃得非常光荣,可惜当时没有手机记录下来。吃完饭鲁惟一走了,贝利带我去了他家(图6)。他家住在郊外,二层的小楼,我当时以为是个图书馆,其实就是他的家。

贝利非常善谈,精神很好,一下午不停地谈他的研究工作,询问我一些中国出土文物的情况,还前后为我来找书。他有两个助手,是荷兰人,见了我也很亲切。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是和张广达先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179—209页),因为张先生的名望,被翻译成法语。所以我当时就是拿着这篇法语文章,还有一篇中文文章送给他,而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两大提包的书。贝利送了我很多书,特别是两卷本的Opera Minora,是他在伊朗出的论文集,外面没有卖的,贝利手里也没有几本,他当时给了我,我太感激他了。他还给了我Khotanese Text I-III的合订本,还有 Saka Documents,是于阗语一张一张的图录。他有四个大台子,排着他的抽印本,一共有七十多种。他说你随便拿,我不管内容一种抽一本,拿了七十多本,最后提了两大袋的书(图7)。我从他家走到袁亚湘那里,累得喘不过气来。我回到北京,跟季羡林先生汇报,说拿到了七十多个抽印本,季先生对我说:怎么不拿两份!


(附记:《满世界寻找敦煌》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演基础上,根据录音而成的文稿,感谢博物馆及整理者的出色安排和细心工作)


编辑后记:蒙本文作者提供多幅新图,本公众号推送时重排图序并据作者意见订正个别错误。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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