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韩学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3 次 更新时间:2015-01-01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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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 (进入专栏)  

韩学本身体单薄,面皮白净。手指纤细修长,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中山装,黑布鞋,永远乾乾净净,文质彬彬。

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周旋应酬。许多人都说他是书呆子。他也确实爱读书,一编在手,与世无争,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打五七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不管政治上有怎样的风云,他都能安全地度过。娶妻,生子,入党,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人生的河流像油一般的平稳。这可不是一个书呆子做得到的。

文革中揪“白专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他也曾挨了一阵子批斗,油河上荡起波澜。书读不成了,就革命。那时革命队伍分裂成两大派,真枪实弹,仗打得紧。他当了一派的“作战参谋部部长”,运筹帷幄,军令如山,居然几仗下来,使这一派反败为胜,叱咤风云。人们目瞪口呆之余,才知道这个手无缚鸡之力,影子一般无声无息,走

路都要贴着墙根的人物,并不是很好欺侮的。

这麽玩儿了一阵之後,回到兰大校园,依旧无声无息贴着墙根走路,依旧一编在手与世无争。遇见以前在斗争会上打骂过他的人,文雅地笑笑,好像什麽也没有发生。历史系一位老教授遇见他,翘起大姆指,说,你可真是能文能武,“静如处女动英豪”呀!他还是文雅地笑笑,摇摇头,像是碰到一个幽默。

兰大的政治气氛,特别的封闭保守。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和他的妻子、化学系系主任左宗杞同被打成右派,死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文革中被揪斗,被人用铁钉钉进脑壳而死。类似的情况,各系都有,文科尤多。日久形成一个极左的传统。校园里学术空气愈来愈稀薄,文革後期,同一个行政机关差不多了。老韩一回家就闭门读书,几乎足不出户。好在他和夫人何凤仙(师大中文系教授)两个人文革前买的书,合起来有几万本。在那个书店里空着书架,图书馆被洗劫一空的年代,可以救个急需。

一九七七年,全国“拨乱反正”,各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又得要上马。破坏得特别严重的兰大,百废待兴。最是哲学系,师资凋零,课开不出来,许多专业缺如。要重建,等於白手起家。他临危受命,当了系主任、总支书记。先是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跑了一圈。摸索了一下当时的国内外哲学动态,比较了几个主要高校哲学系的情况。回来想突破以马哲史、西哲史、中哲史为经,唯心和唯物斗争为纬的模型,把“科学哲学”作为重点。

他对反对者说,唯心唯物的观点,不是马克思,而是列宁强调的。日丹诺夫以後才写进哲学教科书。那时可以无视质疑,现在不行了。比如量子力学,你能回避吗?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面对新问题。说到新问题,什麽费耶阿本德,什麽波普尔,什麽“证伪”,什麽“试错”,把老教师们吓得一楞一楞的。同时争取拨款,采购图书,补充设备,培训师资,开发资讯,拓展交流渠道,指挥若定。一下子就把架子搭起来了。

我同他素不相识,在酒泉接受劳动改造,已经好几年了。地方既偏僻,信息更闭塞,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以前读过我的文章,也听说过我的遭遇。那年冬天,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和汽车,赶到酒泉,又步行二十多里,在干校的田野上,同胼手踬足满面风尘的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冻得面皮青紫嘴唇发抖,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就走了,在沙路上留下长长一连串足迹。

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春天,他在校长辛安亭先生的支持下,把我这个当年的“极右分子”,调进了兰大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

这件事成了新闻,在兰大引起反弹。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我的原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写信给兰大,说我极端反动不可使用。甚至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也知会兰大党委,改革开放不要走过了头。所有这些压力,都集中到他的头上。他都顶住了,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那时调进兰大哲学系的“右派”,不只我一个。还有杨子彬、张书城等好几个人。这些人的调动,当时叫“归口”,意即落实政策以後回归到原来的专业口。那阵子各级政府除了“落办”以外,还有个“归办”。这两个地方的人都烦他。学校里的行政干部们也都烦他。我们这些人进校以後,什麽都得向学校要。大至分配住房,小至借个床板

桌椅书架,都很费周折。他怕我们受欺侮,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跑。自称老兰大,熟门熟路,实际上他去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有时争吵得面红耳赤,结果一无所得。他为此对我们感到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抱歉。

不全是干部们刁难,客观上也有困难。浩劫方过,什麽都缺。後勤工人没情绪,修补速度跟不上。登记排队没个限期,也只有等待。我接受友谊宾馆的条件,给他们画了幅油画,雪山风景,5:3公尺,换得在那里免费吃、住半年,解了燃眉之急。客房里有套间和浴室,他常来洗个澡,聊一点儿天,住上一晚。

那天他半夜才来。捧上一杯茶,往沙发里一埋,说,忙得都快异化了,这才复归自我。问他忙什麽,他说跳加官。最怕周旋应酬的他,这些年周旋应酬最多。最近又被兰州军区政委兼司令员萧华缠上,给他们开办了一个“军、师级哲学讲座”。充当唯一的主讲人,每个星期去炒一次炒了几十年的冷饭,并成为这个那个将军家里的座上客。“唱罢大雅唱卫风”,难受死了。

我安慰他说,你是你,所以才难受。难受不是异化。难受了就不异化了。要是高高兴兴,受宠若惊,那就麻烦了。他说,不麻烦,那就好了。许多人过得快快乐乐,我羡慕。我说,是,我也羡慕。他说真的吗?那麽我问你,你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愿意做一个痛苦的人吗?我说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去了,我还能说什麽呢?他大笑。我从没见他这样笑过。心想他可能在萧华家里喝了一点儿酒。似乎也闻到了一点儿酒气。

他说最近他给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早期马克思”,着重讲《经济学…哲学手稿》,很受欢迎。开头学生很少,後来越来越多。我对此很感兴趣,想什麽时候,也去听听。我告诉他,在马克思的书中,我最喜爱的,正是《经济学-哲学手稿》。当年去劳教,带了一批书,都被没收了,只有这本小册子,因为是马克思的,得以留下

。有空时,没别的可看,抓来抓去都是它。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看,感触特别深。每次重看,都有新收获。後来到五七干校,还偷偷摸摸写了篇《异化现象近观》,试着用这个概念工具,剖析当代中国。说着就翻箱倒笥,找出来请他给看看。

几天後他来时,忧思重重的样子。说,稿子我看了。你火气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真替你担心。这篇东西,你再不要给别人看了。任何人都不能给看!知道了吗?(我唯唯)记住了吗?(我唯唯)。说着把稿子交给我,叫收好,千万别丢了。说要是丢了,那就吃不完兜着走,没人救得了你。坐下来,喝了几口茶,缓和些了,他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些好走极端,思想偏激,情绪化的东西很多。做学问麽,怎麽能这样!我无言。他望着我,问怎麽不说话。我叫他说下去。

他说他所理解的“异化”,不光是存在和本质的分离,也是一种意义的失落。关键在“意义”。意义等於自我。所谓失落感、无力感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个体对於无意义的体验。问题在於,在这份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人生的意义问题,但却没来得及回答,留下了一块空白。那以後,直到《资本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来得及填补这一空白。後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去填补,反而把学说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是现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上不去,只能炒冷饭的原因,间接地也是造成许多人信仰危机的原因。

我说你想填补空白,是吗?他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空白都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你要填补,你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说人生是一场短暂的飘泊,所以意义才和自我同一。所以任何一种用整体来否定个体、用共性来否定个性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都不谈人生的意义,用谈论责任、义务、社会关系伦理道德来代替。这绝不是偶然的。要说这是空白,也只能算是逻辑体系上的结构性空白。或者说空白是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所谓“当其无,有辐之用”,你要填空,等於拆幅,那怎麽能行?

他微笑,摇头。说,他所说的意义等於自我,和我所说的意义与自我同一,不是一回事。正因为个体自我是短暂的飘泊,所以它只有作为族类存在物,才有过去和未来,才有广延量和能场,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大我赋予小我以意义。小我也只有在同大我的联系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意义。所以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责任、道德、社会贡献、发明创造等等,作为个体和整体联系的渠道,也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途径。费希特把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个人称之为“非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能够接受的。

我说,你这是把形而下的变成形而上的,把第二国际的经济实证论变成哲学。整体有很多层次,家、国、教派、物种都是。而那个超越时空的整体的整体,则是虚无。所以在终极意义上,只有个体才是实体。人生的意义,也只能植根於个体。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赋予的。带着愿望和情感,无须谁来批准。用佛家的话说,它是活在当下。当然,是以超越当下的形式。这个形式,作为创造物,可以是互相认同的坐标,但认同的结果,是形成不同的文明,而不是形成客观上的终极规范。

他问我美和丑有区别麽,善和恶有区别麽,得失有无进退成败有区别麽,杀人偷盗强奸诈骗是好事还是坏事…一连串的问题,都不等我回答,接下去就说,什麽规范都不承认,这就叫虚无主义,这就叫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两样东西是通在一起的。说时语调平静,但白净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从而我知道了,这个人虽然思想开放活跃,求知欲很强,对我们这些人很尊重也很爱护;虽然关心潜科学,向往自然与人文的互动,也熟知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却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要借调我到北京工作,兰大党委不同意。老韩主张放人,我得以成行。他是为我着想,说那边资料多些,信息流通些,文化环境也好些,去了对发展有利。埋没了那麽多年,该去闯一闯了。临走时,他嘱咐,那是个漩涡的中心,去了要特别小心。你搞你的美学,不要多管闲事。那篇什麽近观,再别给人看了。什麽时候不顺心了,你就回来吧。说时,一脸的忧思。

我没听他的话,到北京後不久,就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异化现象近观》。发表後寄了一份给他,附言道: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恳请谅解。

他收到後,寄来一篇文章,题为《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说是要交换交换意见。我把它推荐给《国内哲学动态》,不久就发表了。读者反应热烈,有叫好的,也有批评的。批评者说他太正统,“比卢卡契还左”。他来信表示,对於“正统等於左”的公式,很不以为然。

接下来,《未定稿》主编林伟被撤职。原因之一,就是发表了我的《近观》。他听到消息,来信说,现在不比以前,整肃限在党内,你不是党员,不要紧张。要是有什麽麻烦,你就回来吧。我已处境不妙,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想到远方还有那麽一顶小小的保护伞张在那里,心里也踏实一点。

八二年我被赶出北京,又回到兰大时,他已因发表异化文章,拒绝检讨,被解除了哲学系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的职务。心脏病发,在兰州医学院住院。我走进病房时,他正斜倚着枕头,望着窗外寸草不生堆满杂物的小院子发呆。苍白清 的脸更加苍白清 ,透薄修长的手更加透薄修长,蓝色的血派清晰可辨。床头柜上,放着药瓶茶杯,还有一本打开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边框的眼镜,放在书页上。

我说,这麽伤脑筋的书,能看麽?他说没事儿,拍拍床沿,让我坐下。握着我的手,说我头发又白了许多。问他怎麽样,他说没事儿,住在这里,半是养病,半是逃难,免得麻烦。感觉到他手上的力气,和声音里的底气,反应的敏捷和思路的清晰,我放心了。

我为发表了他的文章向他道歉。说以为是正统,发出来有利,没想到反而害了你。他笑了,说,正统不正统,他们弄不清楚。主义只是手段,权力才是目的。这就叫政治。你看那些上层代表人物的所谓“观点”,有哪一个深刻到值得讨论的?解放派也罢保守派也罢,都是些各有靠山的官儿,谁是谁非要看站在哪一边,局外人掺和个什麽?做学问的和做官的,认真的和玩儿的搅在一起,能弄出个什麽名堂来呢?

我问他还研不研究异化,填不填补空白了?他说当然要。不管那些个,我走我的路。没有对於现实政治的人文超越,就没有学术。他说他已经计划好了,要写一本关於《手稿》的专着。我劝他先沉住气,把身体养好再说。他说没事儿,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想,能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种福气。

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矛头指向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我的五篇文章(《异化辨义》《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关於人的本质》《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受到批判,成了整肃的重点。中央点名,地方加码,兰大再加码,不让上课,不让带研究生,不让发表文章、出书。已出的一本,也被毁版。走不成自己的路了,精力都用来自卫。很羡慕老韩,真能“不管那些个”,一心读书。

几个月後,不知道形势发生了什麽变化,运动忽又莫名其妙地中断了。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麽样。校党委找我谈话,传达这个“中央首长的关怀”,让我恢复上课。我同意复课,但要求他们先为停课道歉。他们不肯,去找老韩,要求老韩出面,说服我无条件复课。他们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停课是对的。现在是新形势了,复课也是对的。要求道歉,是无理取闹。老韩问,为什麽你们自己不说。答曰说了他不听。老韩说,你们不管怎麽样都是对的,永远对。人家不管怎麽样都是错的,永远错。这种话,不管谁说的,都不会有人听。

他们没道歉,我也没复课,离开兰大,到了成都。听说他一直在抱病写书,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里,连中午饭都难得回家去吃,很不安。写信去劝阻,都没回信。两年後,收到他寄来的一大包书稿:《“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要我给写个序言。那时还没复印机,都是他亲自手抄,四十万字一笔不苟。附信中说,知道你看法和我不同,批评反驳都可以,这也有利於推进研究,不要客气。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手稿》的专着,出版後反响热烈。它从纷繁的资料中理出了一个异化概念发展的脉络,比较了这个概念的几种现代形态。在厘清了──例如海德格尔的伦理学本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心理论,东欧人文学派的客观关系论…等等异化观的异同,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以後,再返回马克思,分析它在《手稿》中和在马氏後期着作中的几种用法。不但为马克思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统一的逻辑,来概括许多不同资料的出发点。我的印象是,他比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了马克思。

在序言中,我说,一般人出书,都要请名人作序,抬高身价,拓展销路。像作者这样,找个小人物,还教指出错误,我没见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和风格,他的治学态度,他的自信,他的真诚,以及这本书的货真价实。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是只说了一半。没说出来的一半是:想起他的初衷,仍不免有一丝遗憾──他终於没能找到,那开启意义之门的钥匙。仍然没能填补,他自己信仰中的空白。

这也难怪。说到底,迄今为止,除了宗教家,有谁敢说,他知道人生的意义?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闭门读书,为现象学的流动无形感慨,为工具理性和本质主义的语义混淆犯愁。前几天收到他的信,把政府的腐败,社会上人文精神的衰落,大学校园和科研机关里的勾心斗角,连同西方国家的技术异化和工业东亚的社会异化,一股脑儿都说成是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是人类为实现个体和整体、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身统一所作的反面准备。他说,“我就是不相信,世纪末的时尚--後学解构潮流发给虚无主义的通行证,能够永远有效”。大哉斯言!

原收入《寻找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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