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小建:宪法对社会道德困境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9 次 更新时间:2014-12-29 09:13:22

进入专题: 道德困境   社会核心价值   宪法价值体系   宪法权利   宪法义务  

秦小建  

  

   摘要:  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具有个体普遍放松道德自律、价值冲突剧烈且不可公度和社会道德共识难以凝聚三重意蕴。其本质是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失衡。它内生于个体主义的现代社会结构,并因权力的价值中立立场的放纵,而蔓延成社会结构的整体病症。确证了个体主义和价值中立立场的现代宪法,顺应了道德困境的生成逻辑,不但无法做出有效回应,反而可能推波助澜。若要回应道德困境,而又不致淡化其卫护自由之传统功能,宪法就应以社会核心价值为理据,建构其与宪法价值体系的对接机制,进而指引宪法“权力-权利-义务”的结构调整,以期达致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重新平衡。比较而言,中国宪法具有的某些独特品格和相关规范,可以更好地直面道德困境。因此,可以中国宪法为思考理据,从如下路径回应道德困境:表达社会核心价值,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反思现代权利观念,规范宪法权利内涵;确证宪法义务价值,实施宪法义务体系。

  

   关键词:  道德困境;社会核心价值;宪法价值体系;宪法权利;宪法义务

  

   一 问题与思路

  

   时下诸多现实问题,均可谓是道德困境不同程度之显现:“小悦悦事件”以及一系列的“扶老”争议,是信任缺失和诚信衰退的直接体现;食品卫生问题,不仅体现为治理失范,更是社会道德的滑坡;权力腐败,从根本上说是权力伦理的异化;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及其种种悖谬,核心是市场经济伦理的失范;缠访缠讼等现象,也有缺乏道德约束而主张利益至上的偏颇权利观念的因素;冠之以维权之名的医闹、碰瓷、谋利型上访等不法行为折射的无底线道德退滑,已成法治治理的极大困扰;至于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的诈骗行径,早已化为社会治安难以祛除的痼疾。

   如涂尔干所言,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相互依赖,任何较严重的变化都会波及到整体。[1]作为人们共同生活和行为的内在标准,道德规范体系的破坏,无疑将社会置于整体困境之中。涂尔干在200多年前指出的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问题,即道德失范状态及更严重的道德沦丧,于转型中国仍有警示意义。[2]在以经济主导迈向工业社会的历史逻辑中,道德困境经社会有机体的交互感染而掺杂于上述诸种问题中。这些问题由其催生或助长,而其彻底解决,则根本上仰赖道德困境之化解。

   然而,对这一显明的问题,中国宪法学却鲜有关注。就宪法学研究而言,这一问题可转化为:道德困境能否构成所谓“宪法现象”?如果可以,那么作为宪法现象的道德困境,其宪法学逻辑结构又是何样?再进一步,宪法学研究应该如何帮助宪法回应道德困境?

   现行宪法颁行以来,中国宪法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然而,其关注重点仍停留于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两大命题,尚未延伸至时下已与二者紧密缠绕的道德困境。究其缘由,一则由于所处特定时期的特殊时代问题所限,二则是对西方经典宪法观念及其模式的附趋,三则源于对中国宪法本身独特品格及精神文明规范的忽视。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内生于中国社会结构、以中国宪法及其逻辑为思考理据的宪法社会哲学理论,在当下中国付之阙如,以至于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以中国宪法及其实践为主线提炼中国宪政法治原理、凝聚中国社会转型之价值共识、构建当代公共生活基本秩序的理论自觉。

   本文主要目标在于,阐明道德困境的具体表现及生成逻辑,证成道德困境作为宪法现象,描述其宪法学逻辑,论证以宪法正当性(效力来源)、宪法外部结构(宪法、法律体系与道德)和宪法内部结构(权力、权利与义务)为框架的宪法道德使命的理论,据此正视中国宪法的独特品格和价值体系,探讨中国宪法回应道德困境的具体路径。

  

   二 道德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现代社会以自由为标榜,认为个体的自由选择是基于理性指导下的自在行为。在自由理性的现代社会语境下,道德从人们的共同生活准则被转化为自由理性的人如何自律的问题,被视为个体自律所彰显出来的品质。相应的,个体从古典一元道德权威中脱离出来,可自由选择不同生活方式,从而孕育出各种分殊有异的价值观念,形成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镜像。这一多元,是各种具有自身独特规定性的“内在价值”的多元,[3]它不仅是对相较于古典更为多样化的价值状态的描述,更蕴含着现代社会对于这些价值宽容而无偏倚的中立立场。

   个体自由被贴上“权利”的护身符之后,更无限激发了个体的能动性,构成现代性的内在动力。然而,一旦失去传统的道德约束,在权力价值中立立场的漠视下,个体能动就极易走向极端。加之,资本主义为满足无限欲求,不断将大众“工具化”,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的组织角色(马克思所言“人的异化”),作为补偿,资本主义不断促进大众享乐倾向,进而导致人的精神生活日益萎靡,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却。[4]而自由的市场竞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个体在庞大的资本面前不堪一击,生存的困难和欲望的难以满足,使得个人更加容易放弃原就不堪一击的脆弱自律,最终演化为普遍性的道德滑坡危机。由此可见,个体放松道德自律所致的道德困境,其实深藏于个体主义的社会结构。

   更深刻的是,即便那些能够严格自律的人,在现代社会下,同样会遭遇道德困境。由于缺少一个可以公度的尺度,各种价值之间就缺乏一个可供交流融合的平台,遂只能以永久竞争的状态存在。[5]权力为防止其对某一价值的偏好而伤害其他价值,只能遵循中立立场。这一中立立场,将道德自律交由个人,放纵了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导致人与人间的冲突日趋频繁。[6]以价值冲突呈现的道德困境,给个体带来了无从选择的“两难”。这一“两难”,是指在价值冲突中,无论如何选择,不管采用什么行为方式,其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不存在任何基于道德理由的解决方式,所有解决途径在道德上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普遍缺乏道德正当性。[7]多元价值虽为现代人提供了多种价值选择方案,但因失去了统一的价值评判依据,实则将现代人置于价值选择的“迷茫”之中。即使某个选择符合个体内心的道德判断,也有可能被持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他人加以拒斥甚至谴责。于是,社会道德评价陷入模糊境地,现代人生活在道德选择的“不确定”之中,似乎无法找到正确行动的方向,不可避免地做着在他人看来道德上的“错”事。[8]

   从社会秩序维系的角度而言,现代社会无法为频繁激烈的价值冲突提供恰当的解决路径,这就迫使个体只能以各种妥协折中来寻求自我解决。但这一过程却在不断消损着社会道德共识。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道德共识渐渐走向虚无,最终,人们在共同体中必将无所适从,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活在当下的享乐主义滋生。[9]社会道德共识的虚无使得传统的善恶判断失去基础,日趋模糊,人们的行为最终只能按照自身的道德判断来做出。在冲突愈剧无从消融、竞争激烈日趋分化的背景下,这就将现代社会进一步推入个体道德自律弱化和社会道德评价标准模糊的漩涡之中。

   身处转型期的中国,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复制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必然会面临西方不同发展阶段的错位与重叠。因而,在当下中国,诸种历时性的问题呈现出共时性姿态。相对于西方社会“线性”的道德困境演化模式,当下中国可能是一种个体普遍放松道德自律与价值冲突剧烈相互纠结,进而导致道德共识消损的更为深刻的道德困境。

   在当下中国,传统遗留的宗法价值、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与现代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体主义价值,发生着持续性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可理解为个体主义价值对宗法价值和集体主义价值的冲击。后二者因之碎片化,而个体主义价值却不足以为国人提供新的价值指引,转型中国无奈身处核心价值交接真空中。各种非理性的价值趁虚而人,价值关系呈现“非理性多元”之杂乱无序局面。在此价值关系的作用下,当下中国弥漫着信仰缺失的随波逐流;利益之争主导着价值之争;在缺乏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公共权威的情况下,“难以说清道理”似乎成为人们一个共同的感慨。在缺乏共识和认同的社会,人们开始失去向心力,极易走向极端的个体认同,从而陷入各种唯己主义所致的道德困境之中。这一困境的最终结果,便是以最高价值消散、人生目标低俗化、人们无度索求而拒谈付出、非道德主义泛滥等为表征的道德危机。

  

   三 道德困境作为宪法现象的证成及其逻辑

  

   作为现代社会基础规范的当代宪法,[10]确认了生成道德困境的个体主义和权力的价值中立立场。据此,当代宪法确立了“国家权力一公民权利一义务”的结构,建构起一套以逻辑自洽、普遍适用、程序中立为核心特征的法律体系。这一规范主义的经典宪法理念、结构与体系,恰恰顺应了道德困境的生成逻辑,因此注定了,现代宪法非但无从有效回应,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推着道德困境。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揭示道德困境与现代宪法的内在关联,据此阐明作为宪法现象的道德困境及其逻辑结构。

   (一)消极无为的权力价值中立立场

   “权力一权利”结构的预设是,国家权力的良好运用是达致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必要路径。权力的良好运用,首要要求权力不得滥用。随着社会情势发展,权力干预经济生活,似已成趋势。不过,权力对于道德文化生活的退避三舍,却一直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底线价值而备受珍视。[11]可以看到,现代宪法在政治经济事务上可以从消极的“夜警国”走向积极的“福利国”,而在道德文化领域,却一直严守保守主义的价值中立。即使是在堪忧的道德状况下,他们也丝毫不放松这一立场,而只是在价值中立的框架下尝试补强自由主义的道德观。[12]这固然由于价值中立是自由主义的底线,不可僭越;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思想家意识到道德困境与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如果放松价值中立立场,那么极有可能危及现代社会结构之基础,进而引发联动效应。

   现代宪法在道德文化领域坚守的中立立场,实则出于对权力介入价值冲突的严重不信任态度。这与其在特定历史时期承担的反抗神权和王权、证立资产阶级革命正当性的特定历史使命息息相关。就现代宪法的产生而言,保障个体权利是其产生的原始动因。为实现这一目的,打碎封建王权和神权对于个体权利的压制是其首要任务,而这种压制又以道德权威的强迫性统治为支撑,因此,彻底粉碎道德权威是现代宪法的迫切使命。对于“权力滥用可能复归道德独裁”的担忧,犹如悬梁刺股,深刻警醒着现代宪法。

   不过,现代宪法的这一态度,却颇有“矫枉过正”之嫌。它不清楚,权力价值中立,虽降低了权力道德独裁的可能性,但其代价却是权力对于道德困境的碌碌无为。对于处于价值选择迷茫中的人们而言,通过恰当制度设计而为的道德指引,有时却是增进个体福祉的“利器”。不仅如此,这种道德指引,对于共同体的发展,同样不可或缺。更何况,不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在涉及公共政策合法性判断时,权力价值中立立场更像是“掩耳盗铃”:价值中立作为程序性的框架,并无法阻止客观存在的价值排序—程序中立仅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形式要素,而公共政策必然要立足于明确的价值判断。在更多的时候,由于各种价值的侵略性,为了确保现代社会的精神自由和多元价值并存局面,权力的价值中立,往往沦为价值冲突的平衡术。现代国家疲于应付着永不停歇的价值冲突,但始终无法给予人民所需的确定价值指引,亦无力培育良好的多元价值秩序。

   (二)偏斜的“权利一义务”结构

现代宪法以个体权利为基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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