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秉曦: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规范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 次 更新时间:2018-03-28 02: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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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秉曦  

   摘要:  当前,由于宪法学界对现代宪法中来自不同传统、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公民义务类型存在混淆,致使公民基本义务概念常常被滥用。本文通过对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概念的历史梳理,认为应当在“公民宪法义务”之下,重新界定基本义务的规范内涵,并借助法律保留原则所形成的二阶段具体化模式实现其规范效力。

   关键词:  基本义务 宪法义务 法治国家 基本权利限制 具体化


一、  引论

  

   2015年11月至今,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十余起青年因拒服兵役遭受处罚的事件,引发社会热议。[1]由于该事件在根本上涉及对宪法第55条兵役义务的理解,属于公民基本义务的范畴,随即为宪法学界所关注。[2]

   然而,长期的“偏废与冷落”[3]使学界对于公民基本义务缺乏体系化的思考。其中,据于通说地位的“权利义务统一论”,因过分强调一项权利的行使必然伴随着一项义务的履行,客观上存在令基本权利被取消的风险,不免令人忧虑。而本世纪初受到学界热议的“基本义务否定论”则因背离了现行宪法对于基本义务的明确规定,有违宪法教义学立场。至于近年来颇为有力的“基本权利限制论”,其在“权利理解”的思维范式下将基本义务存在的意义解释为对于基本权利的一种限制,虽于论证过程中不乏精当之处,但该结论的解释力与可接受性仍有商榷的余地。笔者认为,基本义务实非基本权利镜像式的对应物,如将其仅仅置于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之内,有可能影响基本义务的存在价值。

   上述几种观点所引起的争议,与现代宪法背景下公民义务范围的扩大不无关联。我国现行宪法不仅规定了兵役、纳税以及服从义务等承袭自1795年法国“共和三年宪法”以来的古典义务类型,还纳入了劳动、受教育义务等《魏玛宪法》以来具有强烈社会国家导向的全新义务内容。笔者认为,这两种来自不同传统、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公民义务规定,无法在同一“基本义务”概念下等同视之,否则有可能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因此,本文拟回归我国宪法学中基本义务的形成历史,通过对宪法文本中公民义务规定的进一步类型化,重新界定基本义务的概念内涵,以期在实现基本义务条款与宪法整体体系融贯的基础上,提出一套面向实践的解释方案,协调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最终达成对国家所课予公民的基本义务的合宪性控制。

  

二、  我国宪法学中基本义务概念的形成

  

   “义务”一词,本非我国所固有,其由日本传来,[4]与作为“己所根据之务”的“本务”概念相对,乃“与众共之之务也”[5]。换言之,所谓义务,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诸成员对于共同体应尽的共同责任。基于这一义务的原初意涵,在近代宪法及宪法学传到日本后,该概念被用以对应1795年法国“共和三年宪法”以来,各国宪法文本中所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devoir)。而后,随着清季以来西学东渐,“义务”概念作为“和制汉语”经由西方宪法学而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宪法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称谓。

   (一)清末“臣民之义务”概念的提出

   据学者查证,最早在宪法学意义上使用“义务”概念的中国学者为梁启超。[6]他在1899年发表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中讨论了宪法上的“臣民之义务”,认为“义务者,略如名分职分之意”,“厘定臣民之权利及职分,皆各国宪法之要端也”[7],“如言论著作之自由、集会结社之自由……及其他重大之各权利,并纳税义务,兵役义务,及其他重大之各义务,皆须确定之”[8]。

   1905年后,随着清廷委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国人对西方宪制的认识日益深刻,“义务”概念在官方语汇中的运用亦愈发广泛。载泽在考察日本情形时便专门注意到,日本国中男女“人人皆知纳税当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9]。三年后,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其“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中进一步指出,“夫立宪之国家,皆有纳税、当兵之义务,以此二义务,易一参政之权利,君主得彼之二义务,则权利可以发展,国家得此一权利,则国家可以养成”[10]。

   正是在日本的影响下,1908年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于其附则第七项与第九项分别规定了臣民有纳税、当兵以及服从法律的义务。由此,义务规定首次见诸中国的宪法性文件。以此为依据,保廷梁在其《大清宪法论》中厘定了臣民之义务的基本类型,包括服从国权之义务、当兵之义务与纳税之义务,[11]从而初步构成了我国早期宪法学对于公民义务讨论的主要内容。很显然,这三项义务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借鉴自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12],故亦与法国“共和三年宪法”以来的古典义务类型相适。[13]

   (二)民国时期“人民之义务”概念的使用

   1912年,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始,民国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制宪历程,其历部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均规定有公民义务的内容,并统称之为“人民之义务”。

   对于人民之义务的本质,当时的学者多将其作为人民权利的对立面加以理解,认为“人民对于国家有如许基本权利,便应担负若干基本的义务”[14],“所谓人民义务,亦即人民所应牺牲之权利与自由,若避不履行,则国家不能存在”[15]。

   不过,对此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若将权利义务对待言之,则义务行使的目的便全在换取作为国家酬报的权利。[16]事实却并非如此。有学者指出,“权利义务本身不是目的,而不过是适应人类生存之手段。人类于生存,首先应当有不可免之职务,为完成某些职务,始有权利”[17]。此种义务优先论的观点在当时也颇为有力。

   此外,由于“十九世纪以后,个人主义发达之结果,已发生社会不安之现象”[18],传统的自由国家形象渐为社会国家所替代,以致该时期之“法律观念,为之一变,从个人本位而转移至社会本位,从权利本位而转移至义务本位”[19]。有鉴于此,以1918年《苏俄宪法》及1919年《魏玛宪法》为代表的现代宪法,在公民义务的规定上,较之过去,往往增设其内容、扩大其范围,除规定了兵役、纳税义务等涉及国家建构之古典义务外,更基于社会国家所强调的国家干预理念而将部分涉及个人人格发展、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乃至一定时期国家发展政策的社会性义务规范上升至宪法层面。如《魏玛宪法》便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义务”、“担任名誉职位的义务”、“受教育义务”、“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以及“土地使用的社会义务”等新的义务内容。[20]

   对于中国宪法学而言,这一扩张趋势在当时的国家立宪进程中反映有限,[21]但其整体理论被当时学界所接受。学者们依各自理解分别提出了五义务说[22]、六义务说[23]以及七义务说[24]等观点。

   (三)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义务”概念的发展

   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受到《魏玛宪法》第二章“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影响,有学者开始放弃了当时学界通常所用的“人民之义务”的提法,转而使用“基本义务(Grundpflicht)”的概念。有学者考证,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最初使用者为王世杰。他于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基本义务”[25],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26]其所谓“基本”者,盖指这些义务乃制宪者认为任何个人所不可缺少或不可免除。[27]换言之,此处之“基本”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概念,凡上升到宪法层面的公民义务规定均属“基本义务”,以此突出宪法区别于一般法律的根本性,以及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区别于一般法律义务的不可免除性。不过,在当时,“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之名词”[28]。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4年宪法制定以来,“基本义务”逐渐成为学界讨论宪法中公民义务规定的基本术语。[29]彼时,相当一部分宪法学教材、专著与宣传资料均采用了“基本义务”的提法,[30]而不再使用民国时期主流的“人民之义务”的概念。在“人民之义务”到公民的“基本义务”的术语演变中 ,一方面自然有政权交替的影响,不过,在更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宪法制定背后理论基础的变更。据考证,1954年宪法,尤其是宪法中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深受苏联1936年宪法的影响。可以说,该章就是“在借鉴苏联1936年宪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宪法观为基础,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31]。故而,可以想见,社会主义“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2]

   所谓“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它的核心在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一致性。“根据此观点的一个自然的推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具有价值上的同等地位。这种观点体现在术语上就是与基本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义务’”[33]。所以,尽管有学者认为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没有直接出现“基本义务”四字,[34]但基于制宪者的原意以及宪法第二章的规范体系,学界仍然坚持以前述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二分为通说,将“基本义务”作为宪法学中与基本权利相对等的基本术语广泛使用。[35]

   不过,随着近年人权价值之勃兴,“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有学者在承认基本权利的享有主体和义务的承担主体具有同一性的同时,认为两者在内容上是不对等的。[36]所以,那些“支持基本权利入宪的理由并不同样支持基本义务”[37],“公民对于某项基本权利的享有并不代表必须履行某项基本义务”[38],否则“极有可能导致用基本义务来否定基本权利的后果”[39]。但目前“权利与义务相一致”仍是学界通说。[40]

  

三、现代宪法背景下公民基本义务的内涵界定

  

   (一) 当前学界的主要观点及其局限

   以上三个历史阶段构成了我国宪法学中“基本义务”概念的产生与发展轨迹。在这一概念演变的历史进程中,笔者认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及政权的更迭,在不同的义务称谓之下,具体的公民义务类型的确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但如若祛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则“臣民之义务”、“人民之义务”与“基本义务”这三项概念,在功能意义上其实并无二致,它们均泛指由宪法所规定或者被认为应当由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41],笔者统称之为“公民的宪法义务”[42]。而对于这一层面的义务内涵,直至今日,学界仍从其与基本权利的关系着手予以界定,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1. 权利义务统一论

所谓权利义务统一论,要言之,即“对于个体自身而言,当一个人主张或者行使某一权利时,意味着负有一定的义务;对于他人而言,某一个体的权利须伴随着他人的义务” [43]。在中国宪法学中,这一观点首先作为一项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由吴家麟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44]并为现行宪法所接受[4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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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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