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小建:多向度的人与多维度的公法——《新政治科学》读后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03-04 15: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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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  

   摘要:  《新政治科学》是沃格林构建庞大思想体系的学术宣言。其反对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过度宰制,倡导一种回到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和理性传统,展开对人与政治社会的研究。沃格林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历史存在,不仅作为可供认知和实践的外部对象,还内含有一套社会的自我意义赋予——符号话语,表现为仪式、神话和理论。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这些社会自我解释的意涵、渊源和流变。现代社会话题转化为“人与公法”的命题,探索多向度的人与公法的多维度。除此,其讨论的“超越实在代表—存在代表—宪法法律代表—代理”的复合代表问题,也可能帮助理解中国宪法体制中代表问题。

   关键词:  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 社会自我解释 公法人

   导言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年)是20世纪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有人认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也有人这样评价他:“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第一个评价关乎其地位,第二个评价关乎其学术方法。就此我们可以预见沃格林的重要性。

  

   他出生于德国科隆,小学时举家迁入奥地利,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博士期间攻读政治学;曾游学于英国、美国和法国,后回到维也纳大学谋得一个薪水微薄的法学专业教职。后来,因为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其反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政治立场,辗转瑞士后流亡美国。在美国期间,曾在哈佛大学政治系担任为期一年的讲师,几次兜转后于1942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系获得稳定的工作,曾在1958年回到德国慕尼黑大学亲手创办政治学研究所,十年之后回到美国在斯坦福大学教书,退休后直至1985年辞世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居住。[1]在中国,对于沃格林作品的阅读和研究仍然比较小众,除出版的代表性著作(《秩序与历史》《政治观念史稿》《新政治科学》)以及三本引介性的书,中文文献对其思想的导论性论文都十分的稀少。[2]读沃格林也算是学术前沿了,尤其是对我们公法学专业来讲。

  

   《新政治科学》这本书是沃格林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讲座内容的结集。从其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本书可被视为具有纲领性和奠基性的学术宣言。沃格林也自称这次讲座是他在写作《政治观念史》(8卷本)过程中陷入“学术瘫痪期”(1945~1950年)之后的一次“突破”。[3]也正是在该书所形成的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他后来陆续写出了代表性著作《秩序与历史》(5卷本)。由于该书还只是一份展现学术雄心的宣言,因此,难免有一些灵光乍现的琐碎,与后来成体系性的思想相比,必定在理解上带来了一些困难。不过,琐碎也有琐碎的好处,那就是篇幅的小规模,也让我们没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去尝试叩开作者的思想之门。但若要真正地进入他的庞大体系,除了结合后来卷帙浩繁的《秩序与历史》的文本,其他一些导读性的著作也不可或缺。

  

   那么,就来讨论一下这份宣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就文本展开的意义而言,笔者的思路和逻辑并不难理解。首先,笔者反对一种陈旧的政治科学研究范式,原因在于这种范式陷入了对科学和理论概念的误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现代性文明危机在知识层面的反映,不但不能诊断和挽救这场危机,相反还加剧了此种危机而不自知。其次,作者提倡一种范式的转换或者重建,即用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理论,来描述、诊断西方文明危机的现象和问题的根源。最后,这种范式的展开就在于如何理解人的向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完善政治(包括法律的)秩序。当然,对于文本的理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就法学而言,尤其是宪法学而言,此种思想又带给我们何种启发。如果将此问题延伸开去,就是我们为何会选择沃格林或者类似于他的经典作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或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的作品去阅读,甚至看起来是在做“无用之功”。

  

   一、政治科学范式的“旧”与“新”

  

   所谓范式,是指在常规科学研究中,某个学术共同体所共同承认和应用的特定概念、理论和方法,其构成了研究的前提和模型,功能在于为未来加入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成员提供基础。“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4]因此,范式作为一种前提,常常处在不被质疑的地位,而一旦既有的范式被打破,某个领域的科学革命便由此产生。在这个意义上,沃格林的著作无疑是一场政治科学的革命,因为他提供了新的范式。而这场革命的宣言就在《新政治科学》的文本之中。

  

   (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及其后果

  

   沃格林所要反对的陈旧范式,就是在政治科学领域大行其道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实证主义,并不限于政治科学领域。一般认为,此种方法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的。此种方法倡导通过对经验和现象进行观察、归纳来获得客观的知识,反对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5]简言之,发现的任何知识都应该以经验作为支撑。孔德主张,社会理论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世界的永恒规律,基本方法是开展调查(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研究)和建构理论,前者可以提供经验材料,后者则将社会的永恒规律给揭示出来;并且,他认为人类知识和人的认知能力可以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三个阶段,实证主义是最高阶段。[6]实际上,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学的经典作品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在涂尔干(Durkheim)和韦伯(Max Weber)的著作里面,通常不是纯粹的理论叙述,还包括大量的历史经验材料。反映在政治科学领域,实证主义在今天依然很兴盛,比如我们这学期可能将会读到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分析了关于各个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的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用来佐证自己所提出的框架。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经验材料的观察和归纳而得出的知识或者理论看似具有经验支撑的客观性,但是,也可能会滑向一个极端,即材料的选择依据往往会受到研究者主观影响,如知识结构、已经设想好的理论。因此,实际上在实证主义研究中,往往会存在“强行让材料符合理论”的弊端,出现了对材料的“裁剪”。所以,经验实证主义研究常常会受到一些诘问。

  

   沃格林反对的也是此种实证主义之弊端。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已经丧失了对原理的意识,是对科学和理性概念的重大误解。之所以如此,源于实证主义的两个基本假设:其一,对外部世界必须采用数学那种精确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才能获得成功;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于判断理论相干性的标准。这两种假设导致的问题是:“对现实的研究,只有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时才有资格称为科学,以其他术语表述的问题都是虚假问题,尤其是不该问不能用现象科学的方法来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不能通过典范方法来探索的存在领域是不相干的,或者更极端地说,这种领域并不存在。”[7]这些假设一旦运用到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出现了十分扭曲的现象,它们表现为“琐碎知识的堆积”“在有缺陷的理论下摆弄材料”“方法论运动中去价值判断”。

  

   第一,对经验事实不加区分的过度强调,会造成一种“事实之间的平等主义”。什么是重要的事实,什么是不重要的事实,就会变得模糊不清。结果是大量研究项目的涌现、高额研究经费的投入。当然,好处是提供了很多的“饭碗”。[8]

  

   第二,在对事实的解释中产生“破坏后果”。很多研究在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前提下,就强行展开对材料的解释。很多现代的理论都试图通过解释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都能够在古典的哲学传统中找到支撑自己观点的东西。[9]

  

   第三,去价值化的研究方法隐藏了行动背后的价值判断。这种方法,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研究中达到了顶峰。在韦伯看来,应该驱除一切价值判断,然后进行客观的描述,价值判断都是魔性的。他说:“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交给某人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交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他想要做什么。……无论如何,只有在相信有价值的条件下,主张价值判断的尝试才具有意义。但是,对这样的价值的有效性作出判断,这是信仰的事情,此外,也许是对生活和世界根据其意义所作出的思辨考察和诠释的一个任务,但肯定不是在这个地方所应当从事的那种经验科学的对象。”[10]可是,这种方法依旧面临非科学性的责难:一是在研究过程层面,如前所述,研究人对材料的认知、选择和分析都受到本人价值观的影响;二是在研究对象层面,事实上,社会中的所有行动者背后都有价值观念在驱动,如果忽视这种价值观念,对社会事实的认识本身就是粗糙的。

  

   实际上,沃格林之所以会形成独具一格的研究,就在于他发现了他的学术偶像韦伯所存在的问题。因为事实上,韦伯已经注意到对行动进行文化价值解释的重要性,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其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但受限于实证主义的方法,他自己也无能为力。沃格林就此评价道:“韦伯知道他想要什么,但不知何故就是不能突围而得之。他看到了应许之地,却不被允许进入。”[11]其原因在于,韦伯没有提出新的范式。

  

   实际上,更重要的后果,是方法论上的落后,导致无法对现代性的危机作出有效的评估和呈现。尤其是对那些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所出现的思想理论,对它们的审视其实也构成了对现代性反思的“一扇窗口”。

  

   (二)新的政治科学范式及其结构

  

   在对实证主义的问题加以揭示过后,沃格林提出了自己所倡导的新的范式。这个新范式也由一些在概念上的设定、思想上的中心观点以及方法上的步骤组合而成。

  

   第一,如何界定科学。他认为,真正的科学是能够获得一切真理的知识探索,反对用方法上差异界定知识的科学性。他指出:“科学是为了求得关于各种存在领域之性质的真理的研究。在科学中,凡是有助于这一研究取得成功的,都是相干的。只要关于事实的知识有助于对本质的研究,事实就是相干的,而只要方法能被有效地用来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方法就是适当的。”[12]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实质上歪曲了科学探究的古典传统,哲学式的思考方式被遗忘。

  

第二,如何界定政治科学。他认为,真正的政治科学应该是将政治原理和历史哲学原理相结合,而不是分开。这样浑然一体的理论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Plato)对于政治科学的科学性追求中。[13]好的政治科学也总是能够洞察到时代的危机和病症,并将一系列的问题解释出来。新的政治科学也必须如此,其不在于“新”而在于找回遗失的传统,而重建,就是“回到对原理的意识”——“诸种原理必须通过一种从时代的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把我们丰富的经验知识全部纳入考量的理论化努力来重新获得”。[14]在此,政治科学不仅是原理或者理论的层层累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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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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