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太:"一横一竖":新视域下的中国政改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 次 更新时间:2014-07-17 16: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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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太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实质的问题是"两个能否相适应"的问题,可以形象地比作"一横一竖"的问题。"一横"就是共产党领导或一党执政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即"有效执政"问题;"一竖"就是地方发展的多元化以及不平衡与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即"权力下放"问题。建立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党的执政向民主法治化转型,避免已萌生的"权贵资本主义",鼓励地方根据科学发展需要进行多元化探索创新,开启以"共同富裕"和"民主法治"为主要发展目标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破解中国政改问题的大思路。

   【关 键 词】政治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 民主法治 多元化市镇制 二次改革

   "有效执政"与"权力下放"

   分析中国的政改问题,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用政经辩证统一思维,也就是"经济政治学"和"区域政治学"双学科视角来审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事实上我们已经建立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区域发展的差距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同时这种市场经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这种多元化格局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多元化格局。这两方面既矛盾又统一的国情和关系,是我们当下分析中国政改问题必须审视的事实基础。

   目前中国政改最根本的问题,本质上是"两个能否相适应"的问题,可以形象地比作"一横一竖"的问题。"一横"就是共产党领导或一党执政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竖"就是地方发展的多元化以及不平衡与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定的政改方案,也是"一横一竖"问题。"一横"是"党政分开"问题,"一竖"是"权力下放"问题。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这"一横"问题逐渐转化为"有效执政"问题,"一竖"问题仍为"权力下放"问题。所谓"有效执政"问题,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要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相适应,本质上体现为中共的一党执政要真正回应并满足广大民众对"民生权"与"民主权"及其法治化的迫切需要,当然也包括国家政权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对法治权限内的"民主权"的实现,实质就是能否实现"民主执政"和"法治执政"问题。而"权力下放"就是为了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增强党和国家机关、各类经济社会组织的活力。但目前权力下放必须回应两方面的需要,一是要更加明确赋予地方各级政府依据实践需要和发展差距所进行的各类实践探索的权力,也就是在国家纵向关系上突破一元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允许地方独立自主地进行创新探索--这实质是"权力准入"问题①;二是要进一步加大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依据自身能力应获准的"市场准入"和"自治准入"的力度。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其中"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②,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这新"两个凡是",既确定了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③,也实际包含着市镇自治的应然逻辑和必然要求。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村社自治需坚持和扩展,市镇自治也将很快被提上改革日程。可以想象,当中国许多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达到或超过70%甚至更高时,发展多样化的城镇自治不仅会成为一种要求,更会成为一种趋势。

   "有效"和"放权",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一把手专权的家长制"导致的政治腐败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放大,"一元化大一统集权体制"导致的对地方以及下级多元化创新发展的权力遏制,这"一横一竖"两大问题所造成的政治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以及自由和公平发展的需要,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能否最终实现。

   "资本支配劳动"的企业改制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并不是单纯地由所有制关系、也就是私有制或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比重决定的,最根本的是由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企和公有制,国企以及公有制体量大小或是控制力如何,本质上并不决定生产方式的性质。生产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实质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资本为导向的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性质已经发生了实质变化。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了建立现代公司制即现代企业制度的构想,但那时政策导向的重点还主要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独立自主经营以及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等问题。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开始突破"公有制"在数量上占主体地位的限制,强调国有经济的实际控制力;并且实际提出了"抓大放小"、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调整国有企业产业布局,坚持"抓大放小";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完善和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则明确以产权改革为导向,主张"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股份制"本质上是一种按生产要素组合并分配的经济组织形式。既然"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而现代股份公司发行股票的主体是资本要素,资本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那么其分配机制必然也是以资本为主导,或实质上就是按资本分配。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无论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上资本主导或支配劳动已成为基本事实,在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上也都充分呈现生产方式以资本为主导的特征。据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讲,到2010年,民营经济已占中国GDP总量的55%以上,吸纳城镇就业的80%以上,现在已经形成"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的所有制结构。[1]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在京发布了一份《转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报告。这份有效样本为1883家各类中国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市场化用人机制正大力推进,企业薪酬按要素分配、向关键岗位倾斜渐呈趋势,总经理与员工平均收入相差3~15倍的企业有1061家,占总样本的61.2%;相差15~20倍的企业151家,占总样本的8.7%;相差20~25倍的企业有92家,占总样本的5.3%;相差25~50倍的企业有128家,占总样本的7.4%;相差50倍以上的企业111家,占总样本的6.4%。[2]2012年10月,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透露,"十一五"期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2007年时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3]尽管股份制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但绝大多数或基本上是"按资分配"。以股份制为主导的分配制度,必然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贫富差距拉大态势。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于2012年10月16日发表的一项调查,在面对面访问的3177名中国成年人中,"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中国正在变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受访者占81%。[4]

   总之,实行以按资本分配为基础的股份制,建立以法人治理结构为基本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以资本增值为导向的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成为近十年来企业改制的总特征。

   重塑市场经济与党的执政转型

   中国以资本化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如果按其相适应的需求,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发展逻辑,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上层建筑也或早或晚要逐渐建立起同西方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政治法律关系。保障权利和个人自由优先,公权力的民主授权、政党竞争以及分权制衡等,这些在西方看来作为"普世价值"的政治形式也可能是必然会到来的,因为这是以资本化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国家对上层建筑提出的必然要求和发展大势。

   但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上体现为政府调控机制不同,还体现在公有制在所有制中的地位和比重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在探索市场经济的功能作用、利益分配、生产组织和发展趋向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目前能够调整和深化改革的可以有四条:强化国有企业功能的公益性;提高劳动在企业监管和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和壮大共同富裕型经济组织;利用资本的活力和效率,同时防止资本负面效应的放大。这是我国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可以而且能够大有作为的着力点。

   比如既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和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为市场经济带来活力和动力机制,同时也可以考虑把国有企业改造成在性质和功能上主要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需要和公共事业需求的公益性企业,如同重庆市探索组建的"八大投集团"那样;除代表国家利益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外,大多数的国企既可以具有竞争性和营利性,又可以具有公益性和民生性。其次从市场经济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机制上做到既兼顾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又兼顾劳动价值及其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既发挥政府有规划的配置资源的制度优势,又不断提高劳动者对企业公有资产经营过程中的监督权和分配权,不仅要提高劳动在企业分配中的比重,更为重要的是加大和完善工人阶级参与监督国有资产和保障劳工权益的制度保障。在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的开放和完善方面,要增加国内市场和劳动者的参股比例;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更加鼓励劳动联合体和合作资本的共同参与,根据各地实际发展需要和状况限制个人资本对土地流转集中经营的过分扩张。"重塑市场经济"是建立以劳动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也应该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取向。

   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应该而且能够做到具有上述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这些特性也是能够保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求和一切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经济基础。只有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才能保留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追求的群体性和公益性,使共产党领导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而不是变质为不仅垄断政治权力更谋求超经济利润的一种权贵障碍,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应当追求的劳动权益的保障与资本活力的结合成为一种可能。

对于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不仅要重塑市场和法人,也需要对共产党执政的内涵和方式做出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经验证明,根据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等发展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仅仅实行"科学执政"还不够,必须把"民主执政"与"法治执政"真正落到实处。党权独断和高高在上的权力垄断性执政,以及由此造成的体制性腐败,已完全不适应改革开放30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需要。向真正的人民民主与法治化执政转型,党的执政真正学会运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实现执政目的,这是中国深化改革和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与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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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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