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太:中国应选择什么类型的民主发展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 次 更新时间:2014-07-17 16: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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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太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以一种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政治观,对目前比较流行的五种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发展的模式选择进行了回应和分析。认为:中国政改和民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党的执政制度的改革,重点要解决好满足民权需要、有效执政和依法治官的问题。如果能够在实践中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不仅会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也会创造政治发展的奇迹。

   【关 键 词】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领导 民主政治

  

   问: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问题总是纠缠不清。国际社会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政治体制改革自1989年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我不赞成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两个截然分开的主题进行分析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样的一种思维不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自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无论"器物"的引进、还是制度的效仿、或者文化的变革,无一不是与国家政权的力量和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分离过。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先有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后有代议民主政治,且市民社会与政权体系运作相对分离不同。我国建国后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都是在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这种状况在西方以私权为基础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邓小平曾提出这样一种政治观:"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①"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②"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③这种政治和经济有机统一的政治观目前很少有人讲,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观上的重要体现和宝贵遗产。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动用所有的政治组织和力量都参与到一件关系到这个国家和人民根本利害的大事,无论这件事具体涉及什么领域和内容,经济的、军事的、天灾瘟疫等等,这件事实际上都具有政治的性质。政治最浅白的解释,就是动用国家的强制力和一切政治组织的力量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需求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因此,我们动用全国之力进行的经济建设,虽然搞的是市场经济这件事情,但它所包含的国家和社会变革绝不仅仅限于经济主体所进行的资源交换和满足供求关系等方面,这里面包含着在政治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本质上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联动关系。并且对于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我们也是从政治的高度、从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发展大计、从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害这样的高度来看待的。

   从这种大政治观的视角,我国30年来在执政党和政府领导和组织下所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既是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更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评价这场变革的成败,归根到底要看我们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没有其他更为根本性的标准。因此,我认为,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最为根本的就是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满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就是与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是否相适应。适应了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成功的,不适合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甚至阻碍和干扰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就是失败的。这是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当然还有一个阶级性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是最终使少数人富裕还是使大多数人共同富裕?是最终巩固和坚持了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是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过这后一个阶级性标准最终要靠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来检验。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苗头和倾向,如腐败蔓延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以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正处于解决和调整的过程中,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仍是第一位的任务。

   问:目前有的学者提出并坚持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邓小平1980年在8.18讲话中提出的"党政分开",实质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难于向前推进?

   答: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党中央在十三大上确定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但如何评价这个讲话对于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意义,应该持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个讲话的核心主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也就是党的执政制度的改革。要点是主张"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解决把一切权力横向集中到党委、纵向集中到中央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政权组织职能和地方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历史经验意义的。确切地说,是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30年党在执政制度方面的历史经验、也包括总结党在建国前局部执政的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样的一个结论,对于解决共产党执政存在的普遍性或一般性问题具有恒久的指导意义。但也要看到,这样一个历史性结论所依据的执政经验是有局限性的。这个执政经验的局限性,一是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下,二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无论在军事斗争还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的问题都有很大的不同。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需要。也就是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使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急需解决法制规范的缺位问题,程序正义总是要有的,不然一种新经济秩序的建立靠什么作保障。所以,从1992年以后,有几大政改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一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建设问题;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从计划到市场,政府的职能和机构都需要重新定位和调整;三是权利保障问题,市场经济必然建立在对投资者和市场经济参与者的私权保障的基础上,没有法制保障的经济社会自由就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四是保持政治稳定的问题,即保持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不变,政改在这个基本框架内调整和完善。所以,我一再坚持这样的观点,以1989年到1992年为过渡期,从1992年开始,我国正式确立了发展、稳定、改革这样一种国家现代化大政策框架。也就是党的十三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是作为促进发展的第二位的核心价值,但到了九十年代,"稳定"升到了第二位,改革不仅要以"发展"作为目标,还要以"稳定"作为前提条件。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有碍于发展和不利于稳定的改革,是不能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策略出台的。

   因此,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调整的重大事件。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问题被现实地提了出来,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怎么改,如何调整,这本身是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经验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依据市场经济建设提出的现实需要作适时跟进的调整和变化。因此,如果我们仍以党的十三大政改目标作为取向和评价标准,似乎自1989年以来,在党政分开和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上,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大的改进,甚至在某些方面问题还更加严重了。这样的判断也是事实。但实际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一种新的经济体制秩序的建立,要求中央必须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相适应,因此,从1994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以保证中央财力以及对地方调控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我国大力推进全国的市场化进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公共事业经营方式和事业单位的各种制度创新尝试、民营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蓬勃兴起和壮大、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农村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和农业税的废除、实行并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和专项事业的财政转移支付、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和民生公共需求保障体系的探索尝试等等。尽管这里面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有严重的失误,但我国在全面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得到大跨越的发展,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而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些地方,更是创造了诸多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奇迹。正是由于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这四化的快速推进,与之相伴随的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公共服务问题,以及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必然引发的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选任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以及决策的参与、结社和村社自治的需求等等狭义的政治领域的问题,都被大量显性地提了出来。这就赋予了政治体制改革以新的含义和内容。实际上,当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就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单纯的权力配置问题,转化为权力效用的问题,由执政权本身的改革变成了执政权如何有效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保障权利的需要,也就是有效执政问题。而实现"有效执政"恰恰需要权力的相对集中,以避免权力内部的掣肘和无谓的消耗。因此,如何处理好"有效执政"和"权力过分集中"的关系,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结合点,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寻求答案。

   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无论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还是有效执政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都是围绕如何优化党的领导这一核心主题展开,优化党的领导就是解决党的执政制度的科学性问题。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所以,我多次主张,党的领导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更是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要用法制形式把它确定下来,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不能把党的领导原则仅仅置于我国宪法和法律制度建设之上,还要具体落实到可运作的法制和制度建设之中,使党的领导和执政有实际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和监督考评机制。这不仅对于落实依法执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迫切的实践意义,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优化党的领导和执政,也有重大的历史经验和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问: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点要解决哪些问题?与科学发展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民生建设是什么关系?

答: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目前最显性的体现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制和权力腐败的蔓延及社会化态势。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严重损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执政党的公信力,削弱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群众基础,更深层的政治危机是会严重威胁甚至葬送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果。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时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④这段话与邓小平1986年讲过的话几乎相同。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和制度创新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它巩固下来,而政治体制不断调整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这种被动的适应过程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种变是不动声息的自然的变,大有道法自然的妙处,既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不至于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可怕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对权利保障和参与诉求提出制度变革和相适应的要求,政治体制还顽固地不肯变革甚至与实践需要相对立,这种状况发生就是很可怕的。所谓政治危机,实质就是政治体制完全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权利保障和参与诉求的需要,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桎梏,那时离社会动荡和革命就不远了。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纠错甚至自我革命的能力和内在机制,不至于使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发展之间存在那样不和谐的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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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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