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太:中国政治文明的个性特征与独特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 次 更新时间:2014-07-17 16: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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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太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都有自身独特的个性特征。传统政治文明的鲜 明特征是建立在中国人对"人性"独特理解基础上的"人治文明";当代政治文明的实 质是体现阶级先进性与代表性的党的领导机制。中国政治文明的总体倾向是强调政治主 体对政治过程的决定性作用与对社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代表,在法制规范与国家权力的 合理运用方面则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独创的这种政治文明对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具有非常现实的主导意义。

   【关 键 词】政治文明 人性主义 党的领导 世界前途

   一、"政治文明"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成就的正确总结

   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文明成就,对人类影响比较大的,主要不是在物质文明方面, 而是在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方面。中华民族创造的独具特色与优势的伦理政治文明,也 可称之为"人性主义政治文明"或"仁义主义政治文明",在政治哲学、政治过程与政 治制度方面主要有以下特性:

   其一是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来就不认为人是动物的一 种,恰恰相反,认为人就是人,人与禽兽有本质的区别。人性的本质特征就是那些超越 禽兽的属性与美德。这些属性与美德儒家把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但核心 是"仁义"二字。"仁"是同情心、包容心,是恻忍之境界。有了这种精神境界,人就 能如"天覆万物,海纳百川"。"义"是含在社会事物或行为之中的道理。"义者宜也 "。懂得并践行了"义"这种社会公认的是非、善恶的道理,人在世上行就方便得很, 如同有了路,不仅处处通行无阻,而且事事还会受到人们的称道与尊重。在现代语境中 ,仁是一种无比宽广能包容一切的情感的境界,义则是由道德决定的掌握事物内在法则 与必然性的科学的理性。仁义作为人性的基本概括,不仅是传统中国人做人的追求与是 非善恶的评价标准,同时也是传统中国政治生活与法律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与行动准则 。

   中国的人性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儒学所倡导的人性不仅仅是一种道德 的要求,更集中体现统治者的整体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群体的最大利益或根本利益。之所 以把仁义等概括为人的本质属性,一方面这些属性是不同于禽兽或超越禽兽的,另一方 面是这些属性所代表的人生秩序同时也代表当时统治集团以及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或最 大利益。孔子极力维护礼制并一生"克己复礼",是因为在他看来,礼不仅是人世社会 创制的有别于禽兽群的文明标志与制度成果,更为重要的是,礼所代表的是封建的宗法 等级秩序,核心是君臣父子关系。能否维护和实行礼制,这不仅仅关系到贵族集团的根 本利益,也关系到民的根本利益。孟子对仁义的提倡以及荀子对礼的提升、董仲舒对" 三纲五常"的论证、朱熹对理的具体内涵的阐发、王明阳对致良知的看重,等等,无不 是因为这些人性的规范体现着当时政治或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或最大问题,这些人性规 范代表着当时统治集团及其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或根本利益。(注:关于此观点的详细 讨论,参见陈红太《核心理念的实质与学术观点的批评》,载《船山理论范畴》,吉林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7-545页。)儒学的人性论既是一种人生哲学的理论更是一种 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其二是在君主专制的制度框架下面创建了一套不同于现代西方法治文明的"人治文明 "模式。所谓"人治文明"模式是指在国家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上,不是偏重法律 制度或实行程序的正当性建设,而是把政治主体自身的人性培养与仁义道德境界的提高 也就是成就君子或大人或仁人志士的人格问题放在一切政治过程的首位。所谓"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内圣外王"之道。中国传统政 治形态与政治过程体现的最鲜明特征,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首先是一个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问题,用现代政治学话语表达,近似于首先是政 治主体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注:现代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指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及评价等政治心理层面 的一些要素。传统中国成就内圣的问题是很确定的,就是儒学提倡的人性内化为人的政 治心理结构问题。)政治主体成就了君子或大人或仁人志士的人格,在自己履行政治责 任的过程中,把自己修养成的人性向外推,化做具体的政治的目标、政策与策略、政治 行为与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在儒学的语境中称作"推己及人"。作为一个执政者能做到 "推己及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一定会受到人们的肯定和称道,那 么这个主体的行为就获得了正当性。所以在传统中国以儒学为正统的政治评价中,政治 合法性主要不是来自程序或过程的正当性,而是来自执政者的行为是否符合人性,是否 符合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是否代表或体现了百姓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在人治文明 框架内形成的政治合法性标准。(注:这是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论题。现代西 方政治学关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讨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卢梭认为合法性来自"公意" ;派伊认为是"人民对统治的同意";韦伯认为来自"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 哈贝马斯认为来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程序的正当性也就是通过制度安排获得 合法性也是一种重要的意见。我认为合法性基础主要取决于:信仰或意识形态的认同, 制度的正当性或同意,政绩或利益实现的满意程度。)

   中国传统的人治文明有排斥法治文明的倾向。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有治人然后才能 有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注:《荀子·君 道》。)法本身有个良莠的问题,有个执行过程受主体与文化生态制约的问题。所以在 人与法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政治更重政治主体的状况对政治过程与结果的决定性作用。 把人或说统治集团自身的治理看作是决定政治清明与好坏的决定性因素。法是人制定的 ,也需要人来执行。没有合格的符合政治责任与政治目的需要的主体,无论什么样的法 律制度都可能被扭曲、被曲解利用,好法可以转化成坏法。况且中国古代语境中的法, 其主体是履行惩戒功能的刑法,是"禁然于已行之后"的,是没有劝戒或教化功能的强 制性规范。孔子对此就讨论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法解决不了人人向善,或者说不能解决实 现人性或光大人性的问题,而人性体现的是统治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或最大利 益。人治是大局,具有全局性与根本性,而法治是由人治决定的,法治的前提是人治。 有人治而后才能有法治,才能有政治。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中,"人治" 历来是君主或统治集团关注的第一要务,与人治相关的事务如意识形态的控制问题、选 材的科举与育人的礼教问题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而法治问题,如立法 的问题、执法与司法问题、法的正当性问题、法的执行程序与方式问题等等一直包含在 人治政治的框架或体制之内。

   其三是传统中国创建了一套以行政权为主体的皇权制度。中国在制度文明建设上所走 的道路是完全不同于世界其它文明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性是以皇权为中心, 以行政权为主体,由行政权统摄立法权与司法权,实行"行政治国",并且从中央到地 方实行高度的集权统一。(注:王惠岩先生把这种权力结构看作是人类创制的三种主要 政体之一。其他两种权力结构是三权分立的政体和立法权高于行政与司法权的政体。见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拓荒之路》,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45页。)这种政治制 度的优势是政治主体比较单一,从政的官员比较少,社会的管理成本比较低;(注:据 统计,中国汉代到明代官员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为:西汉百分之零点二二;东汉百分之零 点二七;隋百分之零点四二;唐百分之零点七;元百分之零点零三;明(宪宗)百分之零 点一三。大致平均在千分之五以下。见金观涛、刘清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 版社,1984年,第25-26页。1978年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 二点一,1996年是百分之三。见章原编著的《重塑政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 年,第52-53页。)政治关系也比较简单,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官阶制,从皇帝一人到七品 县令,这样实行政治动员就比较容易,行动效率高;皇帝主宰的行政权管理的范围也极 其有限,除治安防卫、收缴赋税、审案断狱、儒教科举等,社会的自由空间比较大。( 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 次,即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族组织特别发达。在这种宗法组织内部有自己的家法族规 ,其效力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与保障。)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由于儒士、官僚与地主基 本是一体化的,即知识、权力与财富实现了有机的结合,所以,不存在信仰危机、制度 合法性危机与社会整合危机等问题。也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使得中国传统政治 制度成为人类历史上存在最长久的制度。但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行政治国模式的主要问 题是皇权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为什么天下就是你皇帝一人的天下呢?所以明末清初的士 大夫如黄宗羲等对这种一人专制的皇权制度提出极大的怀疑与尖锐的批评。(注:参见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法》等篇。)其次这种制度还有一种极大的 危险性,在这种制度下面,政治的清明与好坏完全决定于以皇帝为首的各级官吏。某一 个地方能否形成公正太平繁荣的社会环境与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决定于当地执政的 官吏。老百姓无可奈何。这种把社会的治乱兴衰完全系于执政者个人的体制有致命要害 ,那就是必须解决好执政者自身的修养或建设问题,也就是选任贤良的成败决定政治的 成败。而在君主一人专制的体制框架下面,这又是个悖论。因为仅靠科举考试还不足以 作到选贤任能,人际之间的各种关系形成的人际结构以及由此派生的任人唯亲,在君主 一人专制的框架下面无法避免。所以贤人能否当其政也就时时都存在问题。如何使社会 最先进分子或仁人志士当其政,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也不 可能得到解决。人类历史证明,这个问题只有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下面才能得到解决。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把传统中国创造的政治文明的特征概括为:理论基础是儒 家的人性学说,制度框架是皇权至上的行政权主导,过程形态是以人治为中心,真谛是 寓政治于人生过程。传统中国所创造的这种政治文明形态,完全是别具一格的,有独特 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个性,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并吸取其经验教训。可见不讲政治文明不 足以概括或表达传统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不足以代表或体现中华民族伟大而 悠久的文明传统。

   二、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人民民主制度

   有的学者已指出,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是民主的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也同样是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注:参见胡伟: 《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解放日报》2002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 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50多年的政治实践的探索与检验,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 人民民主制度或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从它目前体现出的各种性质与优势而 言,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已经创建了一种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 作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替代模式,这种民主政治模式不仅在中国有它独 特的优势,而且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它的作用与影响还将继续扩大。

人类至今所创立的民主制度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模式: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现 代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中国的人民民主制。(注:古希腊的民主制之所以称为城邦 民主,是因为这种民主与城邦这种特定规模的地域国家有某种必然的关系。现代西方的 民主制之所以称作自由民主,是因为这种民主制是建立在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 基础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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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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