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信: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理论模型及其分析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7 次 更新时间:2023-11-04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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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信  

内容提要:传统中国的某些朝代或者时段,市场已经高度繁荣,市场技术手段也相当发达。经济史学界认为,其中既可能已经存在朝市场经济演化的经济形态,也有可能存在着并列于市场经济的经济传统。聚焦于此,国内学术界形成了吴承明的传统中国交换理论、刘志伟的贡赋体系理论、龙登高的朴素市场经济理论和彭凯翔的传统中国民间市场经济论等不同看法。吴承明的交换理论模型,强调使用价值交换并非商品交换,不可能是市场经济,进而区分了传统中国商业中的市场经济传统和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交换,指明了传统市场中既含有向市场经济演化的成分,也存在着反市场经济的交换行为;刘志伟的贡赋理论模型,从本土经验出发,构建起一套分析框架,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意识形态不是Economy,而是王朝国家为实现统治而聚敛和分配财富的手段,传统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贡赋经济;龙登高的补素市场经济理论,重视的是生产要素的产权形态及其交换、民间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王朝国家对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彭凯翔的传统中国民间市场经济理论,注重传统中国市场运作的制度要素,充分论证了市场交易得以实现的制度产生历程及制度自身的运行逻辑。这些理论模型或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总结了传统中国的市场特质与发展路径;或从中国经验出发,建立符合本土实际的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对话的关于传统中国市场的原理性认识,均有重要学术意义。

关键词:传统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模型

一、导言

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公认的内涵和外延均十分精准的学术概念,它强调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价格是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信息风行全球的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生动形象地定义了市场经济,书中提到:“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中央计划者的决策被千百万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所取代企业决定雇佣谁和生产什么,家庭决定为哪家企业工作,以及用自己的收入买什么这些企业和家庭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价格和个人利益引导着他们的决策”国内也有学者从市场经济概念的形成及其衍化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涵义可以概括为:以维护产权,促进平等和保护自由的市场制度为基础,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自愿合作为前提,以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为特点,以市场机制导向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形态”这一定义指出,市场经济以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为默认前提,以产权持有人的自愿、独立且分散的决策为经济行为的基本方式,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以价格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基本导向,以法律等形式为保护其运行的基本依据

近代以来,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兴起,市场经济亦随之成为全球的主流经济形态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兴起是一体两面的过程,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凭借其法律体系,确立了排他的、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制度,确保了作为产权人的个体和企业依据市场信息处置其产权(物)的权力,产权人通过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如何消费,且均受法律保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得到了保障。因此,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范畴,与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其他社会制度亦分别有自己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的逻辑架构和分析体系,意味着并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中国是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体系的。

然而,近数十年来,亦有学者在探讨社会制度与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时,认为二者并非一个系统的两个侧面,而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可以自由组合。其中,赵冈就明确以产权是否转移为标志,来判断商品交换的性质是否属于市场经济,认为只要交换过程实现了产权转移,那就是市场经济范畴的交换。因此,他认为可以从传统中国商品交换高度繁荣的现象出发,判断当时中国的经济体系就是市场经济。

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市场及市场经济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讨论。这一讨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经济是当今人类最主要的经济形式,它从欧洲产生,并通过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在全球取得主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在主流市场经济体系的唯一可能来源。人类历史上有多种经济形态,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演化成市场经济,当然也可能与市场经济并列。传统中国的某些朝代或者时段,市场已经高度繁荣,市场技术手段也相当发达。经济史学界认为,其中既可能已经存在朝市场经济演化的经济形态,也有可能存在着与市场紧密联系且并列于市场经济的经济传统。对这种市场发达的传统经济形态,尤其是有可能演化成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吴承明称为“跨区域的日用品长距离贸易”,刘志伟则侧重强调其中国特色,名之为“贡赋体制”,龙登高特别注意其发展程度,将其命名为“朴素的市场经济”,彭凯翔在指出其独特性后,直接称之为“市场经济”。学者们命名虽异,实则异中有同,最核心的内涵均指向市场性质、发展水平,以及其在传统中国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资本论》与吴承明的市场交换理论

吴承明的研究脱胎于曾经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受马克思《资本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观点的启发,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当时有些学者不对商品、商品经济等概念作严谨的内涵和外延的分析,而是从商业发达的现象出发,总结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或萌芽于春秋战国、或萌芽于秦汉、或唐宋、或明清等不同结论,纷繁多歧,众说纷坛。在这一过程中,吴承明、梁方仲、傅衣凌等学者敏锐地发现,传统中国的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内在联系,从而各自提出了关于传统中国市场的独创性观点和理论。

吴承明的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理论,核心在于传统的市场分类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市场交换理论。他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出发,结合二元经济理论,区分可促进技术进步的分工和基于资源禀赋的自然分工的差别,提出了传统中国的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与区域市场,以及特产与奢侈品的长途贸易和跨区域长距离民生日用品贸易等市场的差别,洞察各种商业现象的本质,建构起对中国传统商业的认识框架和理论模型,成为中国市场史研究中最有分析力的经典成果。在此基础上,他最终指出,唯有跨区域长距离民生日用品贸易可以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条件,它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传统。他说:“我国较早废除封建割据,较早出现全国性市场,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品交换确是比较发达的。”虽然“不能把我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但是它(指市场经济—引者注)源远流长”。可见,吴承明认为传统中国商业繁荣,出现了全国性市场,虽然这不能等同于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源远流长,意指传统商业具备了市场经济的源头,即市场经济的传统,而跨区域长距离民生日用品贸易就是这一源头。

具体而言,吴承明紧扣商品的二重性和分工理论来建构自己的中国市场类型及交换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沿用了亚当.斯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近代化的动力源泉,技术进步促进分工和商品交换,商品交换也反过来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因此,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史研究,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非常重视商品经济,甚至不加分辨地把商业等同于商品经济,把地域与社会分工视为商品经济的必然动力。但是,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吴承明运用商品的二重性理论,将一些历史学家混为一谈的市场中流通的物品进行了区分,并按照《资本论》的基本理论,指明了使用价值交换与交换价值交换对商品经济、对分工、对技术进步的不同意义。他指出,使用价值的交换,只是生产者之间的余缺调剂,产品进入市场前并非商品,它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生产的,并非源于社会分工而生产,因而其生产反而是反分工的,它的流通既无助于分工发展,也与技术进步没有多少关系,并不对商品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近代经济体系的形成产生促进作用。他认为,只有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和交换,才属于商品经济性质,才能促进分工发展、技术进步和近代化。

撰诸史实,吴承明指出,直到19世纪现代化产业与传统经济并存格局形成之前,“中国是一个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原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中,存在广泛的交换经济,包括商品交换、劳动交换和信息交换三大交换类型,而商品交换是其论证的重中之重。他睿智地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市场未必是由分工带来的,“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形成,并不一定靠分工”,这些市场与马克思“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市场会扩大”的论证逻辑没有联系,因而这些市场的扩大也未必能带来资本主义或者是现代经济。

那么,什么样的交换对促进商品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价值,什么样的交换可以促进商品经济和技术进步呢?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吴承明建构了传统中国的市场交换理论。他指出,传统中国的市场交换主要包括下列几种类型:

第一,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非交换价值的交换。它主要包括两个相邻的原始村落之间的交换和在地方小市场的交换。“两个相邻的公社,自然条件差不多,就不会有什么分工。不过是一个打了胜仗奴隶多了;另一闹瘟疫,牲畜少了;互相调剂而已。”地方小市场的交换也是这一类型的交换,“地方小市场,即农村集市,原来也是这样一种余缺调剂的市场。交换双方都是当地农民,交换的东西也大都是每家都能生产的,并不必需有社会分工。”吴承明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这种交换为“直接的产品交换”,“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它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价值)交换至少,它是作为使用价值,并不是作为价值(商品)而生产的,只是在交换时才表现为价值”,它们“虽然是商品经济的一个发展,对于整个经济的进步却为效不大”,因为“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满足自我需要,是反分工的,其出卖也是为了再获得使用价值,不是由于分工因此,无论交易总量多大,每个交换都有条件性,它们在生产上,得不到分工的好处”吴承明认为,直接产品交换,对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乃至经济成长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它在传统中国,规模却是不小的,宋代的商税有一半来自地方小市场,吴承明认为很多税收即源于这一交换。

第二,剩余产品交换吴承明借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指出剩余产品的交换是“生产者自用有余的产品,因商业活动使产品成为商品,”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样,“它原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因而不是以分工为前提这种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作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商品),这种商品交换,也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交换”吴承明指出,“见税什五”说明传统农业的剩余产品比例很高剩余产品的交换延续了很长时间,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城市市场,主要就是这种交换城市市场是由剥削而产生的市场,“是产品与收入相交换,即贵族、地主以其纯收入购买消费品”,“这种收入不论采取什么形式(赋税、利息等等),都不外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就是说,吴承明认为这种交易,很大程度是城居的地主收到货币形式的地租(或者再分配后的赋税和利息)后,与其地租实物之间的交换,即产品与收入的交换他进而指出,“这种收入所交换的商品如果是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它就会变成资本,导致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但是迄鸦片战争,它基本上是购买生活资料,即农民的剩余产品”,所以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没有意义他进一步指出,“由此所引起的商品流通有个特点,即它是单向的:每年由农村输往城市一定量的农副业产品,城市却没有回头货来支付农村因而没有实际的交换,所流通的也还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的商品所以,由此所造成的城市市场的繁华,主要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扩大),而不是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或长距离的特产贩运贸易一般认为,这是能推动生产的贸易形态但是,吴承明指出,在宋以前,这种贸易主要有三种: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和盐铁贸易前两种,“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而来,不是根据价值交换而来”,而且交换的“都是已生产出来或已存在的东西,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不以生产分工为前提,其交换的对象,又属特殊的需要,并限于特殊阶级因而,它们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是很有限的”,只有“盐铁贸易,可说是商品生产了,也可说是基于地区分工”,但是,“这种分工是先天的、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大批量生产造成的,故这种交换的作用须打个折扣”。

第四,长距离民生日用品的交换这是吴承明传统中国市场交换理论中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一种交换,也被他明确列入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中吴承明指出,“这时所交换的,已是以分工为基础、为市场、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东西了”,“商品交换获得完全的意义”。他说:“长距离贸易,并使某些地方小市场向大宗商品集散地转化,以至兴起一批著名的手工业镇市。明清以来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出现的。”那么,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类型的贸易呢?吴承明指出,明中叶以来,“民间手艺人之向商品生产者转化”,以民生日用品为对象的远距离贸易兴起,交换的就是他们生产的商品,这是“以分工为基础、为市场、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东西”。可见,吴承明心目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传统是从明中叶开始的。当然,他认为这一市场经济的传统,程度仍然是偏低的。“这时的商品生产,还是小商品生产。”“它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有质的差别”,它们规模小,生产者以谋生为目的,手工业没有大量从家庭中分离出来,没有形成内部分工,因而“在价格形成和分工上,就具有更落后的性质”。

吴承明的市场交换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的历史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极具分析性地廓清了传统中国市场上商品交换的不同类型,区分了传统市场各种交换的性质,探讨了其中具有市场经济传统性质的元素及其发展历程,指出了其发展水平偏低、相对落后的程度,从而揭示了高度繁荣的中国传统商业为何没有将中国带入近代化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市场交换史研究中最为杰出的理论建构。

近年来,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市场经济形成与演变的体系性理论在全球大放异彩,深刻影响了国际国内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也包括经济史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吴承明的传统中国市场交换理论,与卡尔.波兰尼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波兰尼结合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经典成果,撰成《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被认为是《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外,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史著作。波兰尼全书的核心,是证明市场经济一直嵌入于社会关系中,虽然它曾企图脱嵌,并由此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此后的经济大萧条,但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为此,他总结了从市场出现到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指出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有三种:互惠型、再分配型和家计型。“互惠,就是我为你做一些事情;到时候,你也帮我一些忙”;再分配型则会形成一个中心点,“中心点提供再分配的可能性,比如猎人打到猎物,放在一个中心点,没打到猎物的人也可以分到。当然这只有在同一首领管辖下才有效,仅适用于一定的地盘、社区里面”;家计型则“以家庭为单位决定自己的用途而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当成商品生产”。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以礼物交换、财物再分配或者家计生活等形式,实现市场经济体系下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的功能。不仅在东方、非洲和南美,“宽泛而言,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在这种体系中,社会关系和荣誉被人们视为最重要的东西,经济从属于社会,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的约束,市场并不作为脱离或者超越社会的单独运行机制或控制社会的运行,经济“嵌入”社会。

在此基础上,波兰尼指出,在市场嵌入社会的三个经济原则之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非完全与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逻辑一致,荣誉与社会关系也是人们经济行为的准则之一。波兰尼认为,作为“人们为了交换或者为了买卖而汇聚的场所”的市场,其实很早就已存在。但是直到工业革命前,它们都是分别孤立与隔离地出现在远距离对外贸易与地方贸易中的,并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远距离贸易……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据此形成的地域分工的结果,……但这些贸易并不必然涉及市场。就其起源而言,对外贸易的性质更接近于冒险、探险、狞猎、海盗和战争,而不是以物易物。对外贸易可能既不意味着双边性,也不意味着和平,即使它具有这种意涵时,也通常是在互惠而不是以物易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的。”而“典型的地方性市场是这样的:家庭主妇从中获取部分日常所需,粮食和蔬菜的种植者、地方上的手艺人则在其中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一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这样的地方市场见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它们乃是地方生存的附属物。……从本质上说,地方市场是邻里市场,并且尽管对社区生活十分重要,它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显示出将当时主导的经济体系化约为它自己模式的迹象。它并不是国内或全国贸易的起点”。它们虽然具备以物易换的交换特征,但无力将自己的模式演化成具有主导性的经济行为准则。因此,“不管是远程贸易还是地方贸易,都不是现代国内贸易的起源”,而且,“城镇会尽可能树立障碍来阻遏资本主义批发商渴望的那种全国性市场或国内市场的形成”。

显然,波兰尼论述的前市场经济的市场形态,主要是由于自然禀赋而形成的远距离贸易和地方市场,这两种贸易,与吴承明所论述的长距离土特产和奢侈品贸易,以及地方小市场,极为相似。吴承明的传统中国市场交换理论,与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市场起源理论,形实俱异曲同工。同样地,波兰尼亦与吴承明一致地将商品定义为“被经验性地界定为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出来的物品”,吴承明据此探析商业对分工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即对市场经济传统形成的意义,而波兰尼则以此为基础,判断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自然物属性,进而论证这些自然物演化成商品的过程,也就是市场企图从社会脱嵌,形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过程。波兰尼将19世纪以来市场体系的这一巨变,视作1914年以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起源。波兰尼和吴承明从商品概念出发的延伸分析,虽然不完全一致,但仍有吻合之处,二者都重视其引导的经济与社会方向。波兰尼市场起源理论与吴承明传统中国市场交换理论异曲同工,充分说明吴承明理论的深刻性和前沿性。

三、梁方仲“一马当先”论与刘志伟的“贡赋体系”理论

吴承明之外,梁方仲、傅衣凌也对传统中国高度发达的商业提出了独具慧眼的分析结论。梁方仲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敏锐地发现明中叶“商业和商业资本有了‘一马当先’的迅速发展—它远远跑在农业或手工业之前,它的发展速度与后二者的是不相适应的。换言之,商业的繁荣并不是建筑在农业和手工业有了相同比例的增长的真实基础之上,而是虚有其表、外强中干的,它实际上乃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剩余产品增加的基础上的。梁方仲发现了与此相恃离的明中叶的中国史实,他进而分析指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一方面,“统治阶级从加紧剥削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了消费的胃口”,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带来大量白银,使得“银两、银元势力的抬头”。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商业活动既成为统治阶级生活的需要,又有了足够的货币媒介。因此,商业发展,商人增多,一部分粮长也演变成了商人,为统治阶级的消费服务。显然,20世纪50年代,梁方仲已经认识到商业资本使产品变成商品的过程,与吴承明后来的市场交换理论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为揭示传统中国高度发展的商业提供了极具分析力的解释。

梁方仲的理论,在他的再传弟子刘志伟那里得到了发展与完善。在继承梁方仲理论的基础上,刘志伟兼采马克思、波兰尼、吴承明、王统锋等人的思想,提出了“贡赋体系”(又称“食货体制”)理论。所谓贡赋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出于“治国安民”的需要,王朝经济的重心是聚敛“天生地出”的社会财富,而聚敛社会财富的运作,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的。“这是一个把自然财富与社会政治秩序直接挂钩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出于天地所生的自然财富的获得和流动,都以帝王的权力为要枢。”传统观点一般借用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定义古代中国的经济体系为自然经济,不过自然经济概念很难包容传统中国高度发达的商业。因此,学术界为了弥补自然经济概念的不足,或者重新定义自然经济,视自然经济的空间范围为可以实现产品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单元;或者提出农商社会等概念,使自然经济体系可以容纳商业的存在。但是,前者因为将自然经济的空间范围扩大而被批评,批评者认为如果自然经济范围可以以自我界定的方式来扩大,则可将全球视为一个自然经济单位;后者则被批评为拼盘式概念,缺少概念应有的内在精准逻辑性。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刘志伟从传统文献所呈现的观念和事实出发,提出传统中国经济体系是贡赋体系的观点,以求涵盖古代中国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形成严谨的学术概念,并希望据以“从中国历史的经验中,提出能够丰富和提升经济学理论的原理性知识”,“形成可以纳入现代学术体系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乃至不同于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史范式”。实际上,刘志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提出了逻辑自洽的理论,成为吴承明之外,国内学术界对传统中国市场体系最富洞见的理论之一。

与吴承明从经济学基本概念出发来理解传统中国市场不同,刘志伟的目标是从传统中国的经济事实出发,提出一套在现有经济学中并不存在的概念体系。刘志伟指出,在历代王朝的正史中,关于经济问题的内容,主要在《食货志》中记载,而“食货”与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Economy)内涵有本质不同。他从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礼记》的财富观出发,结合《汉书.食货志》来分析中国本土的经济观念,即食货观念。他指出,《礼记》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的经济观,是自然财富观,对于王朝统治者来说,财富的收益原则是:君主有德,就能聚人,有人就会有土地,有了土地就会有财富。“‘食货,正是基于这种自然财富观而建立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所谓财富,是天地生出的自然物。食货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占有和分配这些自然物;而‘经济’则是基于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活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收益。”所以,“食货”与“经济”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系统。“食货”观念可以以《汉书.食货志》为基础来分析。显然,历代王朝编《食货志》,目的在于记录王朝国家的财政大事。因此,《汉书.食货志》的“序”明确说明其主旨,“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刘志伟据此指出,食货体制不仅是一种基于自然的财富观,而且将财富看成是帝王达成治国目标的根本。那么,帝王如何获取财富呢?《汉书.食货志》的要求是,“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库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日士,辟土殖谷日农,作巧成器日工,通财击货日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散民,地亡旷土”,即帝王必须在控制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基础上,让士农工商均“陈力受职”,兢兢业业,生产出财富。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又如何占有、分配这些财富呢?《汉书.食货志》以圣王大馬的例子来说明,说“馬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非,茂迁有无,万国作义”。刘志伟据此分析道:大馬“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建立起自然资源的控制系统。然后“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非,茂迁有无”,即根据各地所产物资征收贡赋,并通过市场实现财富的流通与分配。这是因为国土面积广大,各地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物资有流动的需要。因此,从“各因所生远近”这个出发点,“赋入贡非”自然会衍生出“茂迁有无”的机制,即赋税的流通需要利用市场。在这里,“赋入贡非”与“茂迁有无”是同一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分属“岁入经济”和“市场经济”。所以,在王朝贡赋体系下,“食”与“货”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经济学理念下理解的财政与市场的关系,而是中国王朝时期贡赋体系的基本特征。

那么,在占有财富并实现流通的基础上,财富如何分配呢?刘志伟根据《汉书.食货志》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指出,要实现治国安民的目标,财富的分配原则必须是平均。财富分配均等了,人群之间的关系达到“和”,就不会出现天地所生缺乏(寡)的情况,民就可以“安”了,而民安,则圣人之位就会守住而不会倾倒了。在财富分配的原则里,同样充分体现了食货体系与经济体系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与视角。

刘志伟进而紧扣贡赋与市场的关系,详细展开论述,提出了贡赋体系的6个特点,分别是:(1)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体制是中国王朝国家贡赋体制的基础,这一特征决定了贡赋输出地与王朝中央有很大的空间距离,因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由贡赋关系型塑的王朝政治地理体系;(2)王朝的贡赋体系是基于需求多样化和地域自然禀赋差异的物资调运供应网络来运转的,也与王朝对海上物产和西南矿产有很大的需求相关,从一开始就与市场流通不可分离,贡赋体制运作需要依赖市场机制来实现;(3)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格局,使王朝要解决长距离物资调运的问题;(4)王朝的贡赋,基本上是由赋税、差役跟土贡构成,运送目的地可能远至京城,这个成本可能非常高,甚至可以高过赋税本身;(5)实物财政体制的市场运作机制,市场在财政体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贡赋体制离不开市场运作,因而要以货币作为贡赋征调、储藏和会计的手段。

以上六个特征,(1)和(2)说明传统中国自然禀赋差异大,王朝对各地物产俱有需求,形成了物资调运的需要;(3)和(4)说明用调拨的方式实现异地物资的供应,成本很高,因而需要以市场以及专卖性质的市场来降低成本;这就形成了第5个特征,即市场在财政体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市场一旦发挥作用,则必需大量货币,形成了第6个特征,即货币经济的特征,并且货币在传统中国,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所论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成为贡赋征调、储藏和会计的手段,这是货币经济在传统中国非常发达的逻辑。基于上述6个特征,贯穿贡赋体制始终的,是贡赋运作的系统跟市场运行机制的结合。在这个体制下,一方面,始终存在一个有效的市场,尤其是长距离贩运,一直都有可观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就使市场的运作、市场的性质,以及市场产生出来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动力,不能简单地从一般的生产分工出发去理解。

刘志伟进而总结了贡赋体系下的市场要素。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商业活动,尤其是大宗商品和长距离贸易的市场,实际上是由贡赋体制的运作拉动的。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的市场制度,实际上也是贡赋制度的组成部分。从商品和商品供应者这两种市场要素出发,可以看到,“均输”“平准”,还有“和來”“禁椎”等制度都既是市场制度又是贡赋制度。而明清时期的开中、市舶和酒运制度,更是培育出食盐市场、外贸市场和粮食市场。明清时期的市场,其实是在贡赋供应链和流通链中发展起来的,贡赋收入透过市场才能实现,才能够获得城市居民消费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形成的所谓单向的流通,构成了我们理解传统时期市场的一个很基本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就商品而言,是由于贡赋运转而把产品变成了商品,尤其长距离贸易、大规模流通的商品;从市场商品的供应者来说,基本上都是乡村的小生产者,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生产的剩余,而是因为缴纳贡赋才进入市场。明代徐光启讲到松江小生产者之所以会有大量剩余产品投进市场作为商品,是因为重赋压力,为了纳税,他们不得不从事比种植粮食收益更高的商品性生产行业。而从消费者这一市场要素来看,明代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在京师,这个消费市场也不是由本地的生产形成的,而是财赋大量集中在京师的结果。因此,从商品生产、供应者和消费者三种市场要素看,市场都是由贡赋体制拉动的。这些市场,不是由分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流通而形成的市场。

刘志伟的贡赋体系理论,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献、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提出了有异于现代经济学的传统市场解释框架,对理解中国传统市场提供了深有启发的分析模型,是中国本土重要的原创性市场理论。与刘志伟理论有一定程度相似性的,是赵轶峰的帝制农商社会理论和程念棋的财政市场理论。

赵轶峰从帝制的集权性必然导致人口集中、都市兴起的角度出发,从逻辑上指出,帝制一定会带来商业的发达,并以明清的事实证明帝制时代中国商业确实非常发达。他进而指出,“这促使帝制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商业,以求实现较为有效的控制,并从中尽量获取较大收益。帝制国家从来不是商业活动的袖手旁观者,也没有仅仅充当维持秩序和收取赋税者的角色,而是在提供商业一般秩序环境的同时尽量将商业纳入帝制权力控制架构,在控制中尽量实现政府、皇室及权贵阶层利益最大化”。赵轶峰的帝制农商社会理论,重点在于解读传统中国帝制集权统治之下,商业高度发达的原因,进而据此给传统中国社会定性。这种对传统时期政权与市场关系的论述,在中国市场研究的学术史上,是很有启发的。当然,他的基本思路还是传统市场的演化问题,所以他认为,“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国家体系控制范围,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时代这种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体系虽有若干相似处,但并未进入同一轨道。”可见,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的市场虽属市场经济的范畴,却成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这无法使传统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体系。

程念棋的财政市场理论提出于20世纪90年代。受王家范的启发,程念棋系统研究了传统中国的整个市场交换,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市场可以分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生活市场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市场交换,其功能在于满足人们生活所需,但是其发展一直受制于财政市场;财政市场则是因政府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即政府财政需要,包括税收的货币化和市场化、食盐专营等而造就的市场交换。它对正常的商品生产和生活市场的进步有很强的阻力,导致农民在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与他们在国家财政市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造成了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上极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了畸形的繁荣。因此,财政市场上的“商品经济”越是繁荣和发展,乡村生活市场上的商品经营就越是萧条、萎缩。所以,程念棋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程念棋的财政市场理论,对认识中国传统市场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傅衣凌的“公”“私”论与龙登高的“朴素市场经济”理论

吴承明、梁方仲之外,傅衣凌也提供了关于传统中国市场特质的独到见解。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中,傅衣凌集中表达了他关于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观点。他指出,传统中国奴隶制、地主制、自耕农和其他各种经济因素长期并存,在此基础上,在中国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呈现出“公”和“私”两种系统。一方面,“公”的国家系统凌驾于社会之上,权力似乎绝对与无限;另一方面,实际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却是“私”的乡族系统、同业系统和行会系统。实施社会控制的同时,“私”的系统还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服务。与多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控制体系相适应的是,财产所有权形态、财产法权观念和司法权的多元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直接影响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演变,导致虽然商品经济发达,却无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傅衣凌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是西欧经验无法阐释的另一套体系,证明了中国的市场体系不能用西方逻辑来解释。

龙登高近年的研究,继承了傅衣凌的多元结构理论。他提出了传统中国的商业体系属于“朴素的市场经济”的观点,成为关于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的又一深有启发的解释模式。龙登高早年从商人、商品、商路等要素出发,透过经济地理和区域市场的布局,研究传统市场的基本形态,论证其整合程度。随后,他又开辟了服务市场的研究,并进入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尤以土地市场为研究重点。他发展了傅衣凌财产所有权多元化理论,进一步指出,土地私有产权、法人产权、国有产权并存于传统中国,土地市场高度发达。第一,土地权利可以分层次、分时段地独立存在并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产权形态,其相应的交易形式构成地权交易体系。其中尤以“典”的交易形态最为复杂,显示出土地市场的发达。第二,凡此不同层面产权形态的实现形式,都可以通过投资与交易获取,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规则,并得到政府和法制的规范而具备法律效力。第三,通过契约来表达的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在民间源远流长,并得到历代政府或法律的认可与规范。第四,在土地私有产权基础上,又衍生和发展了法人产权。在这里,龙登高以傅衣凌“公”与“私”的观念为基本分析方向,深入分析了私人产权与法人产权在传统中国产权体系中的具体表现,重点研究了法人产权,指出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及其公共领域实行间接统治,农民与士绅拥有独立的私有财产,民间组织拥有独立法人产权的财产,在此基础上,士绅、民间组织提供基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民间组织以法人产权拥有独立的财产,并以董事会制度公开透明地经营。产权制度构成社会的基石,从普遍和长期的角度来看,私有产权以契约为表达,农民的土地房宅产权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而民间组织数十年、数百年延续,法人产权基本上不受侵扰。就工商业而言,家族企业在清代绵延一二百年者不在少数。官府着重于官僚体系典章建设,民间自主根据各方契约行事,所谓“任依私契”。官府不重视民法建设,但绝非不保障契约与产权,反而高度尊重民间惯例,甚至还有抵赦条款。这种种情况,推动了传统中国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发展。除了盐和十三行外,粮食、纺织品、铁器、药材、文化用品等大宗商品流通均不受政府控制。而且,传统中国金融市场同样高度发达,朝廷、地方官府经常以其资金通过民间金融机构“发典生息”,寺庙普遍经营放贷。据此,龙登高认为,传统中国有一个“朴素的市场经济”。这一讨论,对学术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市场,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五、经济制度分析与彭凯翔的“民间市场经济”理论

上述关于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的理论思考,大多与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谐熟现代经济学理论,又对传统经济史文献极为谐熟的彭凯翔,用近10年时间,对传统中国市场展开了精深的研究,撰成了《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一书,独立提出了“传统中国民间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成为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绝佳之作。

彭凯翔以大量的笔记、契约文书、商业账本、报刊、档案、数据库等史料,展开对传统中国民间市场的研究。众所周知,关于传统中国的市场,前人的认识与评价,差异极大,要解决这一分歧,彭凯翔认为,不应该预设一种传统经济模式,也不应该将传统简单地对应到某一历史阶段,而应该从市场在现实中展开时所面对基本条件出发,去认识传统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应该代表了前现代经济所受到的一些基本约束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形态。这些基本约束条件,“首先当然是交通通信技术,它和地理环境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交易的范围、速度等时空属性,乃至塑造了经济生活的基本节奏”,而且,“交易过程并不是等价交换这么简单,评量、交割等细节都麻烦不断”,还必须处理“交易实态中的货币、度量衡问题的讨价还价中的各色名目”才能达到交易,显然,交易过程受到诸多障碍。那么,传统中国市场如何解决这些障碍,从而实现交易呢?彭凯翔认为,“民间以自组织的方式,努力维持了区域市制的稳定”,并通过可靠的行市和相对稳定的市制,使价格机制得以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使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工具。其结果是,不仅商品,而且信息、劳动乃至资本等资源都得以纳入市场经济当中。而民间自组织,是在中国传统的礼法体系以及习俗约束之下形成的。所以,传统市场紧密结合到社会当中。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与古典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不同,民间自组织构成了其中“看得见的手”,并因此造成了其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特征。

彭凯翔深刻地指出,传统的政论中市场几乎从未被明确地视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这是因为在礼法社会下,包括市场在内的经济事务很难被实证地阐述,但是,“如果仔细地剥开这些包裹,就会发现在为礼法所统治的公共领域之下,民间却以自组织的方式进行产权界定、订立行业规则、提供度量和评价等市场服务”。而且,价格在小规模的交易中,会成为人们之间的一种默契,而一旦交易规模扩大,人们不可能不再精打细算,不去探索习惯之外的套利空间,也不可能不去比较、分析,以对真正的均衡价格作出判断。当价格异常偏离人们所习惯的水平时,是难以被默契地接受的。所以,市场是一种隐晦的、不事声张的社会存在,它已经悄然渗透到了传统中国人们日常行为的深处,乃至人们的心智模式,传统中国市场以自组织和与自由主义原则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式在发展。显然,彭凯翔关于传统中国市场经济的认识,侧重于民间经济层面,他建构了一个民间经济从交易到市场的制度发展逻辑,详细论证了民间市场制度运作的内在机制。在这方面,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与刘志伟的理论配合,对学术界认识传统中国的市场,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彭凯翔曾指出,在传统市场发展水平的评估上,前人观点差异较大。在这方面,吴承明认为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停留在以粮食为基础、以布(以及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而李伯重和龙登高则通过区域分工、商品流通、商人资本、劳动流动等问题,指出到19世纪初,中国已形成了全国市场。曹树基则通过对凭票和钱帖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中国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它本身就是商业资本主义。而此前,陈春声则通过对清代最完整的经济数据系列—米价展开数理统计与分析,指出18世纪传统市场的整合程度,达到了同期法国的水平,证明了传统中国市场的发展水平。不过,陈春声认为,这样的市场整合程度,并不代表传统中国的市场在性质上等同于市场经济,因为传统中国的市场受到了大量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方面的讨论仍在持续当中,新的研究必将继续产生。

六、小结

传统中国的市场是向市场经济演化的传统因素,还是与市场经济并列的另外一种经济体系,或者是二者的结合?这是学术界关于传统市场体系研究中至关重要的课题。到目前为止,这一研究依旧众说纷坛,最主要的理论模型有吴承明的传统中国交换理论、刘志伟的贡赋体系理论、龙登高的朴素市场经济理论和彭凯翔的民间市场经济论。

吴承明的交换理论模型,强调的是使用价值交换并非商品交换,更不可能是市场经济,从而区分了传统中国商业中的市场经济传统和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交换,指明了传统市场中既含有向市场经济演化的成分,也存在反市场经济的交换。刘志伟的贡赋理论模型,从本土化的角度出发,构建起一套分析框架,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意识形态不是Economy,而是王朝国家为实现统治、聚敛和分配财富的手段,传统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贡赋经济。龙登高的朴素市场经济理论,重视的是生产要素的产权形态及其交换、民间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王朝国家对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彭凯翔的民间市场经济论,注重传统中国民间经济从交易到市场的逻辑,总结了民间市场运作的制度要素,充分论证了市场交易得以实现的制度产生历程及制度自身的运行逻辑。虽然四位学者的学术背景不完全相同,切入角度也不一致,理论架构也各有特色,理论的完备性和体系性也不一定等量齐观,但都富有启发意义,对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传统中国市场,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关于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的研究众多,本文只是择取其中影响较大者加以总结,挂一漏万,谨请有相关研究的学者谅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中也有一些关于传统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著作,比如赵冈的《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和刘光临的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 2015)即为代表,而斯波义信、万志英、王国減、伊愁可、邓刚、和文凯等一大批海外中国学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此问题或多或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样值得参考。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讨论。

黄国信《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理论模型及其分析价值》《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05期,第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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