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鹏 刘世军等:从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百年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20: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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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

   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并且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开始出现根本性的改变。现在,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同时,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在逐渐上升。中国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此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如在科学、技术、环保、卫生、艺术、体育、娱乐等方面。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但是,这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淡化会产生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这是由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大有提高,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总的说,目前社团的作用,从内部来说,主要表现在行业中的自我服务,利益协调和行为自律方面;而对外则是与各种行政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交涉,来维护行业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刚刚萌芽,但它已预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因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问题。

   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民主的发展,从制度层次来说便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而通过民主来表达利益则是要以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达,是以个体的利益意识的成熟、利益表达要求的相当强烈、对利益表达方式具有较好的选择能力、对利益问题解决的时效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对解决利益过程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协商与妥协、对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认同、对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有高度的共识,等等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逐渐提供的。很显然,由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从根本上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利益被社会所承认才会有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只有个人成为社会的本位,个人的权利才会为国家和社会所尊重。正是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才形成民主运作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这个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各种前提条件,便组成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所以,从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前提的角度来看,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民主发展的推动,正在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此外,我国的政治决策机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方面也在发生变化,它们对我国的政治结构也在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西化”与“化西”的两难: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回顾

   如果把1898年看作中国政治现代化革新的发端,那么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一个世纪的风雨不断冲洗着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崎岖与坎坷。拣起那些残留的历史碎片,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其始终在“西化”与“化西”、“激进”与“渐进”、“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艰难行进。

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逻辑特殊性

   近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逻辑必然。历史地看,这一过程既具有政治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诸如政治结构的变革,政治功能的调适、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认同的提升、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取向、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等等),同时又体现出了自身的逻辑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对外缘式挑战的回应;政治现代化的模式以西方政治文明为参照;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以政治现代化带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是由渐进到激进,由改良到革命。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洋人用坚船利炮催生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变革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是西学东渐,其过程表现为由“器物”到“政治”再到“文化”。其间,政治救国逐渐演变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景观。从戊戌维新、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是寻求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而且是企图通过移植西方政治文明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有学者总结说:欧洲民主化遵循的是由“自由平等→议会制度”这样一条逻辑,而中国的民主化“则是一开始就从政治制度着手,先提出立宪主张,而后才出现自由平等思想,遵循的是议会制→自由平等这样一条恰好与欧州相反的逻辑”。今日看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逻辑特殊性,带有强烈的政治浪漫主义色彩。

二、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结构性冲突

   一般而论,体制与观念间是互动的关系,不应相互剥离,但这一关系在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却发生了变异,观念与体制相互剥离,制度与制度之精神互相排斥,致使宪政变作了镜花水月,帝制颠覆了共和,军阀专制代替了政党政治。君权被打消,民权却未见勃兴;人治被批判,法治却并未建立;权威观念不断消解,权利意识却并未增长;全能政治被唾弃,有限政府却少有发展,所有这一切又构成了近代政治现代化转型中的结构性冲突。如何解答这一体制与观念的“二律背反”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人的一块撕心裂胆的心病。用政治学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的症结集中体现为“传统与现代”、“制度移植与制度生长”、“文化供给与体制需求”的冲突以及“政治制度与经济地理环境”之间的矛盾等。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可以看出,尽管观念与体制经常不能统一,但是,观念的变革又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外部资源。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价值观逐渐丧失其法统地位,西方各种思潮和近代观念潮起潮涌。其中尤以进化论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等为甚,一种完全异质的政治文化冲垮了秉受“天命”的王朝观念。在西方政治思潮的示范、刺激之下,政治实践领域的变革此起彼伏,观念的变革充当了制度变革的先导。

三、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两难困境

   西化是近代政治浪漫主义的发端,同时也是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开始。在西方强大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所作的最深刻反思是学习西方,回应西方;在认识到西方之强大实非兵器,而是政治时,便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政治文明,企图用西人之政制来救中国之落后,所以,以西方进化论为指针的政治观成为新政治理论的基石,政治学也成为了时代之显学。这一学习西方政治、引进西方政治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向传统政治宣战、反抗传统政治和背叛传统政治的过程,而在这一新与旧、中与西的激烈振荡中,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开始其沉重的现代化转型。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方政治传统是陌生而新奇的。但它在中国的渗透与传播直接刺激了古老帝国的传统,当西方文明以咄咄逼人之势击败天朝之文化精神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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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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