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这是一个产生妄人的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6 次 更新时间:2014-06-30 13: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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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2014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百家小集”第一辑。五本书都是文化思想随笔集。分别是:王彬彬的《有事生非》、王跃文的《读书太少》、谢泳的《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智效民的《教育在民国》、丁东的《文化界遛弯儿》。

   小说家王跃文最近因《大清相国》而大热,随笔也很有特色,他自述,本书“皆为烟火琐屑,鸡零狗碎;偶尔妄谈往古杂事,也多为书生迂阔之见,当不得真;抑或感时论世,照例识见浅陋,常为大方所笑。然心底磊落,无私心杂念,哪怕所思所虑悖谬荒唐,亦不觉有无可之处。既然如此,心底是如何想,笔下便如何写。”学者谢泳的《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则谈论了网络时代、贪官、学历社会、稿酬标准、社会竞争、高官任命等问题。智效民致力于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他在《教育在民国》中说:“民国时期,教育是独立的,言论是自由的,权力是有限的,君子是不党的,地方是自治的,信仰是多元的,社会是开放的。”丁东的《文化界遛弯儿》写的是文化人,在不经意间绘制了一张当代文化名流交往图,从某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一部另类的学术思想随笔。第一辑中还有邵燕祥、朱正、钱理群、钟叔河、蓝英年、陈四益各卷,也将于近日推出。

   “百家小集”第一辑最有话题性的当属王彬彬的《有事生非》。他批评汪晖的文章酿成了“国际事件”,而批评刘禾、蔡翔的文章也掷地有声,曾在文化界激起千层浪。

  

   “汪晖事件”起因

  

   时代周报:2010年你写《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的起因是什么?

   王彬彬:汪晖的这本书,影响极大,被奉为经典,年轻人更是顶礼膜拜,但我一直未读过。那些年,研究生论文不引用汪晖似乎就不配称作论文。不读汪晖,指导学生都困难,于是就决定读一读。读着读着就发现了问题。一个学者,在一篇文章、一本书中,行文风格总应该是统一的,要么总体上是清通的,要么总体上是晦涩的。但汪晖的《反抗绝望》在晦涩中突然会冒出一些清通的表述,在绕来绕去中突然会出现不绕的部分,这就有点奇怪了。最初是发现对李泽厚的抄袭。李泽厚的书,我们这些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都读得很熟。汪晖书中有些话很像是李泽厚的表述,从书架上抽出李泽厚的书一查,不太费事就查到了对李泽厚的抄袭。发现第一例抄袭后,我确实很惊讶。但一个抄袭的人,决不会只抄一次,于是又查了其他几本书,又查出了一些问题。我的手段很原始,后来网友查出的例子,很多都比我查出的例子更有说服力。网友们甚至建立了一个“汪袭网”,专门发布汪晖涉嫌抄袭证。

   时代周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你有没有考虑到相关法律问题?同时参照国际学术惯例?

   王彬彬:法律和道德问题都考虑到了。既然明确地指控他人抄袭,就要准备承担相关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国际上认定学术抄袭的标准比我们严格得多。但即便是按照中国比较宽松的标准,也可以确认汪晖的抄袭。当然,对他人的学术抄袭和对他人的“知识侵权”是不同的概念。即便按照中国的比较宽松的标准,学术著作有数十字与他人基本相同却没有做任何说明、注释,便构成抄袭。但法律认定“知识侵权”却必须是搬用他人著作达到相当比例。在“汪晖事件”中,有人曾故意混淆这两个概念,以乱视听。

   时代周报:这篇文章引起反响之后,对你本人的处境有什么影响?

   王彬彬:肯定有影响。不过我不怎么考虑这些。在“汪晖事件”中各种攻击铺天盖地,对我都构不成伤害,还收到过几封谩骂和恐吓的信,也有人打电话谩骂恐吓。但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我本来以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没有什么好辩解的,但事情发展大出我的意料。从许多人的言论中,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下作、卑劣和无耻。

  

   “爬满了虱子”

  

   时代周报:随后的《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和《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剽袭问题》二文,你花什么样的功夫?

   王彬彬:随后的两篇文章是被逼出来的。先是有人公开发表文章,喝令我好好读读汪晖“成熟时期的著作”,我便写了《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后来汪晖委托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我发来“律师函”,要求我立即停止攻击并做出书面道歉,我便写了《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剽袭问题》作为回应。说实话,无论是最初的文章还是后来的两文,我都没有花很大的功夫。熟悉了汪晖的抄袭套路后,要查汪晖的问题实在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随时可以从汪晖著作中找出新的问题。至今仍有些人,在网上作一些卑劣的动作,想掩盖汪晖抄袭的真相,这其实是很愚昧的,很可能又在帮倒忙。

   时代周报:为什么这三篇文章在文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王彬彬:这应该与汪晖此前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有关。上世纪90年代开始,汪晖在学术界成了呼风唤雨、领袖群伦的人物。说汪晖是鹤立鸡群,那还不够表现其卓越,简直是凤立鸡群。这样的人居然与抄袭联系在一起,自然引起普遍的震惊。其实,汪晖在学术界升到如此高位,本身就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事。经常性的文理不通,是汪晖学术表达的痼疾。今年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写过两文批评汪晖的“20世纪革命史研究”,也指出过汪的文理不通问题。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其思维有着经常性的梗阻,逻辑感很差,这样的一个人,是如何被捧上天的,这是值得学术界好好反思。汪晖的成名作《反抗绝望》,基本思想有多少是原创的,从竹内好等日本研究者那里“拿来”了多少东西,也是值得鲁迅研究界研究的。至于被称为“成熟之作”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完全是一个“豆腐渣工程”。这部煌煌巨著牵涉面极广,讨论了许多大问题,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是专家门穷毕生之力研究的,汪晖有何等神通,能对些问题一一发表己见?这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各种问题之多,超出大家的想象,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可以说在华美的外衣下,爬满了虱子。如果看看汪晖的全部论述,那就更没法不惊异于其涉猎之广了。从大的方面来说,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历史等等,都在汪晖的研究范围之内,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好像出过这样的人,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样的人。一个话都常常写不通的人,凭什么有如此本领?汪晖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他们也学着汪晖的样无所不谈、无所不论。我曾说:这是一个不需要妄人但却产生了妄人的时代。

  


   批恶劣学风

  

   时代周报:2010年7月,学术界有多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调查汪晖涉嫌剽窃问题,后来有什么结果?

   王彬彬:有结果啊!结果就是汪晖光荣地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时代周报:你在2006年有《花拳绣腿的实践》与《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两文批评刘禾,当时有没有收到回应?这与2010年刘禾在“汪晖事件”中的表现是否有关系?

   王彬彬:可能有些关系。但即便我此前没有批评过刘禾,刘禾也可能跳出来。要弄清汪晖是否抄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组成一个调查组,把我和其他人的举证一一核查即可。多位学者联名呼吁相关机构调查此事,其实也有如果汪晖没有抄袭,那就还他一个清白之意。刘禾如果要还汪晖一个清白,也应该呼吁相关机构在调查后做出公正的结论。但她却完全不提调查之事,忽悠来一群根本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担保汪晖没有抄袭,这实在应该成为学术史上的一幕丑剧。刘禾网罗一批国际汉语文盲担保汪晖没有抄袭,可能对国内一些没有脑子的人产生了一点影响,但与汪晖的终于安然无恙肯定没有直接关系。我相信,相关机构不肯启动调查,决非是受了刘禾的忽悠。

   时代周报:你在2012年写《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又有什么样的深层原因?

   王彬彬:蔡翔这本书出版后在研究生中很有影响,还煞有介事地开过研讨会。我读过之后,觉得问题非常严重,蔡翔是汪晖的追逐者之一,从“问题意识”到行文风格都模仿汪晖。批评蔡翔,意在批评一种恶劣的学风,这就是深层原因。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今天中国学术界需要什么样的批评文章?如何建立相对健康的学术规范?

   王彬彬:今天的学术界,需要充分尊重常识的学术批评,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批评,需要讲道理而不讲情面、讲正理而不讲歪理的学术批评,需要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学术批评。今年杨奎松先生批评汪晖的文章,就是很好的学术批评。至于怎样建立起码的学术规范,那第一条就是: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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