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论迟子建长篇小说《伪满洲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7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00: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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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摘 要: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以伪满时期东北的民间社会为主要表现对象,写出了伪满时期民间生活的继续,也写出了这时期民间生活的变化。小说让我们感到,日常生活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但恐惧已在生活中弥漫。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国家意识、民族观念与私人情谊、民间道德的纠缠、冲突。小说告诉我们,在被日本人牢牢控制着的伪满洲国里,人民的生活状态,远比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想象都要复杂得多、混沌得多。小说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也正是这些富有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支撑着这部七十万字的长篇。

   关键词:迟子建;伪满洲国;沦陷区题材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问世于新世纪初年,快二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写这样一篇文章,算是一种迟到的评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攻击沈阳的中国驻军,制造震惊中外的事变。数月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在占领东北全境前,日本关东军就有了在中国东北部建立一个由日本掌控的傀儡政权的构想,这个政权以中国的废帝溥仪为名义上的元首。于是,1931年11月,关东军把溥仪从天津先弄到旅顺,1932年3月1日,张景惠等人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所谓“建国宣言”,宣布立即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创建“满蒙新国”,以长春为首都,长春亦更名为新京。这就是伪满洲国的成立。日本人把溥仪从旅顺弄到长春,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伪满洲国以“大同”为年号。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的身份也由“执政”变为“皇帝”,年号由“大同”变为“康德”。这个“大满洲帝国”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如果从伪满洲国成立算起,东北四省和蒙古东部地区人民在这个由溥仪挂名的傀儡政权下生活了十三四年。而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正是以这期间东北人民的生存状态为题材的。

   伪满洲国人民的生存状态,与抗战时期其他地域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态肯定有很大的相同。同是生活在由日本人扶植的傀儡政权下,会有相近的生活境遇,会有类似的酸楚苦涩。但是,伪满洲国是宣布脱离了中华民国而“独立”的,在1934年3月,更是复活了“帝制”。日本人对伪满洲国的控制程度与控制方式,与对其他沦陷区的控制相比,有深刻的差异。伪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与汪伪政权与日本的关系,有很大的相同也有诸多的不同。日本人对伪满洲国的心态,是大异于对关内占领区的心态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是松冈洋右的口头禅,也是其时日本朝野普遍信奉的理论。正因为日本对“满蒙”有着不同于关内沦陷区的期许,所以对“满蒙”的统驭方式、掌控手段,也大有异于对关内沦陷区的方式和手段。而“满蒙”的人民这期间的生存状态,自然也不能与关内沦陷区人民的生存状态划等号。

   关于这个伪满洲国,我们或许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或者说,或许多多少少都具备了一点“常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常识”想象这期间东北人民的生活状态。把东北人民想象成每日每时都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呻吟,是最可能的一种想象方式。广大民众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日日愁眉不展,夜夜以泪洗面,饮冰茹檗、啼饥号寒:人们很容易这样想。这也是长期以来教科书一类教育材料引导和塑造的想象历史的方式。当然,也可能有截然相反的想象。即既然“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那“满蒙”就是日本的心头肉。所以,广大东北民众,这期间其实是生活得安宁的,比起关内生活于战乱中的人民,伪满洲国的人民可能有着更多的平静甚至富足。而迟子建的《伪满洲国》以七十万字的叙述告诉我们:这两种想象都是错误的,都是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的。这十三四年间,在被日本人牢牢控制着的伪满洲国里人民的生活状况,远比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想象都要复杂得多,混沌得多。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生活状态。而迟子建以七十万字的言说,表现了伪满洲国人民生活的难以言说性。我以为,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最独特的价值所在。

  

  

  

   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是以吉来的故事开头的。吉来是长春(那时已叫新京)市的一个九岁男孩,爷爷王金堂是弹棉花的,奶奶长年卧病在床,母亲已死,父亲在沈阳(那时已叫奉天)开当铺。吉来有一个姑姑,嫁到了抚顺的平顶山。小说这样开篇:

   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儿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儿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儿又笑嘻嘻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他从点心铺子出来时嘴角上沾着芝麻,而迈出干果店时手里则抓着桃脯或者杏干。最要命的是误入畅春坊,老鸨会满脸堆笑地追到门口,冲着吉来吆喝:“这位爷别走,给你找个好姐姐裹奶吃——”吉来就偏过头对着裤脚肥大的老鸨说:“裹你妈的奶!”他出了畅春坊又进了杂货铺,无论是农具炊具总要上前摸一摸,结果摸一手的灰回来了……

   这开头的叙述,散发着浓郁的市井气息,这气息甚至有些令人陶醉。同时,寥寥数语,就精彩地表现了吉来的顽皮、淘气。这样的叙述强烈地吸引着我,但同时又让我暗生疑虑。我想,小说是叫《伪满洲国》呢!这是何等宏大、何等有气势的一个名字?敢如此为自己的小说命名,可真有点胆大如斗、胆大于身啊!如此命名的小说,怎么着也得一开始就是大人物、大事件吧?怎么着也得一开始就是血雨腥风、炮声隆隆吧?但竟以这样一个熊孩子在街头的调皮捣蛋开始小说的叙述,竟然一开始就营造一种有些醉人的宁静、祥和的市井氛围!迟子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读着读着,这种城乡细民的日常生活状态,不断地出现,并且是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出现。城市的人也好,乡村的人也好,仍然在忙着生,忙着死。男女仍然在调情、偷情;夫妻仍然在争吵、打闹;父子仍然在冲突;邻居仍然在走动;熟人们在街头巷尾相遇仍然在打招呼;乞丐们仍然在沿门托钵,过去拿着怎样的打狗棍,现在仍然拿着怎样的打狗棍;烟馆仍然在营业,过去的大烟鬼仍然来这里吞云吐雾;妓院仍然在艳帜飘扬,过去的嫖客仍然来这里寻花问柳……没错!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占领在继续。然而,生活也在继续。生活在继续,这是历史的基本面目。日本人的占领,伪满洲国的成立,并没有中断、终结东北人民生活的继续。何况东北是如此辽阔。同为伪满洲国的治下,不同的区域,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村庄,驻扎着日军,那么,日寇铁蹄的践踏,就是一种日常的体验。而有的村庄,或许日本人从未到过。于是,在《伪满洲国》里,有的村庄的人民饱受日寇摧残,而有的村庄则仿佛与日本人没有什么明确、直接的关系。东北又有了皇帝了,可天高皇帝远。生活,仍然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着。

   生活在继续,这是历史的基本面。意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明白历史的真相。然而,生活却并非完全按照原有的方式在继续,意识不到日本的占领对平民百姓生活的改变,同样不能明白历史的真相。已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吉来还在上私塾,这本身就是奇怪的。小说开头在叙述了吉来在街上的调皮捣蛋后,很快揭示了生活是以变化了的方式继续着。在街上瞎逛的吉来,遇到了在学校当老师的王亭业。王亭业作为现代学校的老师,本来是坚决反对吉来弃学校而进私塾的,曾几次上门试图说服吉来的爷爷,不要把吉来送进私塾,要送进学校。然而,现在他的看法改变了。他看见了吉来。这时,街上一个孩子一脚踩在驴粪蛋上,跌倒了,他的母亲连忙赶过去:

   王亭业见往来行人都把目光集中到那对母子身上,就对吉来说:“你不上学校也好,你不用学日本话了。”

   “我们先生说了,中国人要说中国话,不学日本话。”吉来的话刚一出口,王亭业就把脖子左右扭了扭,四顾无人后,他说:“你说话的声音太大了,这样不好。以后在街上说话要小声点。别告诉别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王亭业见路人都把目光投向那对母子,才敢对吉来说出那句话,而吉来的大声回应,又对他造成惊吓。生活虽然在继续,表面看来没什么变化,但恐怖已经在空气中弥漫。吉来之所以敢如此大声地说出那番“大逆不道”的话,因为九岁的他还不知天高地厚。在吉来看来,生活没什么不同:“可街上的店铺还是老样子,流氓地痞该有还有,吃的用的也不是不能买到,他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王亭业眼里的生活则与吉来不同。应该说,吉来的感受和王亭业的感受都反映了生活的某种真相。一方面,生活在继续,仿佛什么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恐怖已经成为王亭业这种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在叙述、表现伪满洲国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时,迟子建没有首先让鲜血、死亡、子弹、刺刀这类东西登场,而是让恐怖这无形之物昂然出现在读者面前,是颇具匠心的。我们看见了生活在继续,仿佛什么都与先前一样,但是,在似乎与先前一样的生活中,出现了恐怖,而支撑恐怖的,正是鲜血、死亡、子弹和刺刀,甚至是比鲜血、死亡、子弹和刺刀更为可怕的东西。鲜血、死亡、子弹和刺刀,还有囚禁、酷刑等等,固然是伪满洲国时期人民生活中并非罕见的东西,但更经常性存在的,则是恐怖。恐怖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怖是与空气同在的,甚至恐怖本身已成为空气。迟子建的《伪满洲国》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民的生活在继续,但是,是生活在恐怖中。

   恐怖意味着可能的灾难,意味着随时降临的子弹、刺刀、囚禁、酷刑和死亡。迟子建当然不只写了可能的灾难。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大都受到日本占领的影响。王亭业因一首自己也不明白的“打油诗”而被囚禁、受严刑,最后精神失常,成为日军生化武器的实验品,妻子孩子也沦入悲苦的境地,实际上是家破人亡;吉来的爷爷后来也被抓去做劳工,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王小二因下乡收粮而被日本人夺去一只手,而他寄住的秀娟家,父母都因他的原因被日本人杀害,秀娟自己则沦为娼妓……十几年的时间,伪满洲国里,肯定有无数家庭遭到灭顶之灾。但是,这样的灾难,并没有阻断东北人民整体生活的继续。迟子建把这些灾难镶嵌在巨大而又平静的日常生活中,让人感到日本人的存在,像鱼肉中的刺,像饭中的砂,像道路上的陷阱。小说也可以有另一种写法,即淡化甚至略去广大民众的那种平静而庸常的日常生活,只写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压迫、残害,只写鲜血和死亡,只写子弹、刺刀、囚禁和酷刑,那样或许更能吸引人,也可能更能博得赞誉,但那一定不是真实的伪满洲国人民的生活状态。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酷的大屠杀,小说中只出现了一次,这就是平顶山惨案。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1932年9月15日,农历中秋节,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袭击抚顺,并烧毁日军在平顶山的配给站,采炭所所长、日本人渡边宽一被抗日自卫军处死,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人也被击毙。9月16日,日军将平顶山、千金堡等附近村庄居民3000余人赶到平顶山西南洼地,用机枪扫射,然后将尸体淋上汽油焚毁,并焚毁民宅700多座。是为平顶山惨案。《伪满洲国》开篇不久便叙述了这场惨案,吉来的姑姑美莲嫁的正是平顶山的矿工,全家都死于这场惨案。日本军人的残暴,固然令我们切齿。但小说中最感动我的,却是普通民众面对抗日自卫军的烧杀行为时的心态。中秋节的子夜时分,过完节的人们刚刚睡下,忽然附近火光冲天。配给站失火了,煤场也起火了。“火烧得很旺盛,半边天都是红的了,空中的月亮被映成了玫瑰色,看上去就像未出阁的少女的脸,粉面桃花的。”这样的从日本人的配给站和煤场烧起来的大火,当然令人们无法安睡。村人们都起来了。人们议论纷纷。知道内情者说,这是抗日游击队要去攻打抚顺,路过平顶山采矿所,“为了给小日本一个下马威而采取的纵火行动”。“有个矿工说游击队早几天就开始在杨柏堡一带活动,他们让住在工人宿舍的人带来采煤矿场的引火材料和煤块,缠上破布,用线绳捆扎结实,做成火把,眼前露天煤矿南面一带的火光,肯定就是火把引燃的。”村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面对这熊熊大火:

大家对这冲天的火光有些兴奋又有些害怕。兴奋的是一批勇敢的人能与日本人交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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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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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文坛》 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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