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勇:错位的学术反腐——“汪晖抄袭门”之中国学术界症候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4 次 更新时间:2010-10-16 14: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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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勇  

  

  内容提要:“汪晖抄袭门”虽然好像缘起于揭露学术腐败之行,但其总体演变动向却与学术反腐的目标相互错位,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场由所谓“左右派性之争”推动的学术打假秀。如何跳出意气用事的派性之争,直面汪晖抄袭门所关系到的思想学术界的制度性腐败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关键词:汪晖抄袭 腐败 知识分子反思

  

  一、引言

  

  “汪晖抄袭门”事件爆发后,立即兴起轩然大波,至今仍然是余波不断。这除了汪晖本身特殊的身份因素外,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我所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大多数人人心浮躁、无心或无力严谨治学,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已成制度化,对此虽遭学者们的公开或私下里的普遍指责,但大家却深陷其间,不仅欲拔无能,甚至乐此不疲;面对此种情况,以及其他严重的中国问题,国内的众多知识人们,包括不少著名学者,却缺少自我反省,并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所谓“左”“右”派性之争,从而导致自身、学界、中国问题的放逐。所以汪晖抄袭门的热炒,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的沉疴之表征,也的确寄托了人们想借此冲击腐败的学术界使其得以净化的用意。然而很可惜,按当下的情形,不管汪晖抄袭门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恐怕最终只会是一场打假秀,根本不可能伤及腐败体系,甚至还有可能强化腐败学术体系的合法性,并且使得中国学术思想,更进一步地远离中国现实的真问题。因为针对汪晖的学术打假,无论就其外表和内在来看,都存在诸多致命的缺陷,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位的学术反腐。

  第一,指控汪晖抄袭者的“先天不足”。王彬彬以及后续对汪晖涉嫌抄袭的指控,有不少本身就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既为此指控迅速堕入陈旧的“左右”之争埋下了伏笔,也为汪晖回避、逃遁预设了可能。

  第二,错位的“打假”。从学术反腐、打假的目标来看,选择汪晖,恐怕都不是非常恰当。因为以如此大的动静来穷追猛打“非典型性的个案”,不仅最多只可能触及中国学术腐败体系的皮毛,而且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地固化腐败的学术体系。

  第三,真问题的放逐。就对转型中国的前途来看,现在对汪晖学术的这种打假,既发现不了汪晖学术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同时又可能将其学术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启示性意义一笔抹杀,最终无益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健康发展。

  下面这将围拢这三个方面,以“汪晖抄袭门”为个案展开分析,对中国学术存在的问题,做一集中剖析[①]。

  

  二、错位的打假

  

  (一)指控汪晖抄袭者的“先天不足”

  王彬彬指控汪晖抄袭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事件似乎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所谓的“左派”“右派”的相互杀伐,这虽然与以往知识界派性的“恩怨情仇”有重大关系,但也与主要指控者本身所存在文革“造反派”式的文风有直接的关系。请设想,如果王彬彬一开始的揭发,如果是高度谨慎、实事求是的,如果他能注意将汪晖的抄袭之嫌与其学术贡献进行必要的切割,那么,就算是有媒体或他人想扩大此事,恐怕也难以像现在这么容易、方便地将其变成对于汪晖简单的讨伐[1]。因为如果媒体面对的是对一个复杂化、立体化汪晖的批评,那么就是想炒作也不容易[②]。从汪晖方面说,主要指控者的问题与一些参与者的党同伐异心态推波助澜而形成的热炒风波,恰给汪晖回避批评,逃避反省提供了口实,这在汪晖最近的答记者问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我这里只想补充的是,汪晖不仅将不无怯懦的回避美化为“坦荡面对学术批判”,而且甚至连已经存在的严肃思考一笔抹杀。说什么“至今没有看到对于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等行为的严肃批评”,由此制造出世浊独清的悲情。我不清楚汪晖所谓的“严肃批评”应该是怎样的,但别人不说,本人于今年7月17日就完成了《“造反”、“保皇”、“走资”、及其……》,并于7月18号将文章发给了汪晖,他在19号回信说已经阅过,而且我俩还进一步交流过意见。虽然此文肯定存在不足,而且第一稿还有一些文字硬伤,但我以严肃、公正的态度分析此事的努力,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二)错位的“打假”

  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已经有不少辨析、争论的文字了,我不想再纠缠于此,而是想将对汪晖的指控放到中国学术机制中来分析,通过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定位,来透视中国学术腐败的的体系性,

  “抄袭”这个词并不陌生,但如果真要为其下一个普遍接受的与情与理与法都相符的定义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尽管如此,我想做学术研究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界定吧:引用他人著作的内容而有意不加以说明的行为即为抄袭。当然“引用”的程度在具体情况下会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是整本书或整篇文章的搬移,有的是多处地大段大段地抄袭,还有的是在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中,至少数次引用他人文字而又有意不加以说明或故意模糊作者权限的行为。至于说很少或并不直接引用他人文字,但却明知自己所思、所言借用了他人的思想却有意不加以说明的情况当然也应该算是抄袭。

  仔细辨析对于汪晖涉嫌抄袭指控的众多文字,综合判断,汪晖很可能涉嫌抄袭[③]。不过如果我们不只是要简单地判定汪晖是否抄袭,而且要通过对此的追究问诊中国学术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清不同性质的学术抄袭,客观公正地定位汪晖可能的抄袭行为。

  为此我们可能需要先对抄袭行为进行必要的分类,或许大致可以分出三种形式:(1)简单地抄袭、剽窃,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甚至连自己的任何劳动都不用付出;(2)部分抄袭他人的文字或思想,但有自己的思想;(3)存在抄袭他人文字或思想的情况,但其著作或思想,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对于推进社会的前进或问题的解决,具有较大或较重要的意义。这三种情况中虽然都存在着抄袭,但对它们的认识和处理是应该有所差异的。

  对于第一种,无任何可原谅性,处理应该非常严格,直接就应该褫夺当事人的一切相应学术资格,并从相关教学、科研岗位上开除。对于第二种情况,可以视抄袭部分与自己思考部分的比重,给予相应的处理,给予一定时间内的停职或部分资格的停职。至于第三种情况,只需要求当事人做出公开检讨,并给予一定的级别或工资降级即可,切不可因为其著作中存在着某些抄袭现象,而就将其学术思想一笔抹杀,使其名声扫地。

  按照一般的逻辑推断,三种抄袭的比例应该是第三种很少,第二种较易出现,第一种也应该较少。但是高校工作的经验恰恰让我感到,现在不仅第二种抄袭可能已比较普遍,第一种抄袭也并不希罕,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人向第一种抄袭状态加速坠落的趋,而且似乎越是领导、学术权威,越容易被此坠落之势所裹挟。或许说得夸张点就是,如果一个学者越是想(或有资格)成为领导或学术权威,也就越需要堕落为第一种抄袭者。这并不是说学界的领导、权威们比一般教师、研究人员道德水准更差,而是因为中国学术的官本位体制使然。中国学术高度体制化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但是学术的官本位化严格来说是九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形成的。高校或科研单位内部的领导或学术权威这两类人现在一般都合二为一了,只是各级学术权威但却无任何行政权力者少之有少,可说是几难寻觅。担任科研教学系统的行政职务者,同其他系统的同类一样,平常的行政性事务及相关应酬都是很多的,很难有较为充裕的时间进行读书、科研;但是这些人却又掌握了各级课题、项目、评奖、学术资格、名师、工作量的评定、授予、管理权,客观上具有为自己谋取课题、项目、评奖的便利,而且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往往获取了很多的项目资助或学术名誉。在得到项目资助后,其中的一些人往往又被诸事缠身,分身无术,但又需按时结项,于是只好将项目任务,全部或相当部分地分摊给他们的学生或其他研究者去做,最后再署上自己的大名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合作者”是否遵守学术规范,是否抄袭,但对于主持者来说,恐怕都难逃抄袭、剽窃之嫌,而且还有利用职务非法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之腐败之嫌[④]。当然,绝不是说所有的领导、学术权威都是如此,也有人在烦忙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之余,努力读书、研究、授课、做课题,即便是与他人合作研究,也会努力起到学术带头人或项目主持者的责任。不过这样的人一方面较少,另一方面得不到时间与精力投入保障的研究,学术质量则较难保证。在这样的学术体系下,不仅越来越多的领导或权威,堕落为恃权的抄袭者、剽窃者、学术垃圾制造者,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主动或被动地自己从事或协助他人进行学术腐败。也就是说,权力不仅用强力对学术研究实施监控,更以官位、职称、课题、评奖、名师荣誉、学位点等等来实施引诱、捕获,让我们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自动入套。

  在这种软硬兼施的控制下,学术良心的坚持、思想独立的追求,不仅相当困难,甚至都好像是不识实务,自讨苦吃。因此毫不奇怪,具有相对独立、自主、公正的学术共同体自然就不可能形成;而自主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又使得我们不得不以外在性的“量化体系”来评判个体或群体的学术水准并规约其学术行为,从而使得广大高校教师或学者,成为忙于挣工分的“社员”。但极具讽刺性的是,在这样的学术空间中,恰恰是那些被人们广泛诟病的量化评价指标,不仅看上去而且实际也最具“权威性”和“公正性”,给了那些还想努力认真做学问的人,保留了某些生存的制度缝隙,使他们不至于完全陷入对权力的依附[⑤]。总之,也就是说,教育科研机构、学术界、学者个人,三者已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腐败依赖共同体”的关系。因此毫不奇怪,所有在这种“腐败依赖共同体”内存活、并获得了一定学术身份和名誉的人,恐怕没有谁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与学术腐败毫无瓜葛。我知道这样说,肯定会得罪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领导、权威或朋友,但这正是中国学术界令人悲哀的现状,而且我自己也是其中未必全清的一分子。

  汪晖当然是学术权威,而且不是一般的学术权威,他是不是官-学一体者,我不清楚,但根据他现有的研究成果及社会反响来看,可以肯定汪晖应该与许多各层级的大腕们不同,他很可能只涉嫌前述第三种抄袭。而现在几乎所有指控汪晖抄袭的人,都没有区分上述三种不同的抄袭,而是笼统地谈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并且各方还都将事态最终结果的定夺,寄托于腐败运作的权力核心,这样不仅加深了借抄袭问题将汪晖学术思想的意义一笔抹杀的危险,同时也回避、遮盖了中国学术腐败体系化、结构性的本质。

  

  三、汪晖学术的意义

  

  按照本文一开始列出的问题顺序,现在应该讨论第三点——“真问题的放逐”。不过为了真正触及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大致看看汪晖学术的意义。汪晖的学术思想所及非常广泛,难以概括,但其核心则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现代性悖论这一总视角。其理论来源虽然源自境外,但却是由汪晖首先引进中国,为理解当下中国的转型以及更为广阔的现代中国转型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理论范式。其核心即为,超越简单的中国/西方、本土/全球、传统/现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激进/保守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转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现代性悖论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辨证、有机地把握。这一理论范式在汪晖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中朦胧触及[4],1994年已然成型[5][6],而到1997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重新在大陆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人们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几乎一致地认为,它对中国当下问题所作的“反思是全面的和发人深省的”[7]。虽然这一文章给中国思想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为紧接而来的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也恰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汪晖的中国问题全球现代性悖论的理论视角为转型中国问题的理解,开启了全新的格局,使得原有的诸多问题,具有了极为不同的意义[8],其影响至今。只要不心存偏见,这是了解近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发展的人,恐怕都无法否认的吧。

  从这个角度看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可以说是汪晖关于传统中国现代转型问题总思考的全方案的具体再现,展示了中国问题全球现代性悖论范式的意义。这一范式所具有的普遍性指导意义,又在近两年来汪晖有关西藏问题、琉球问题的思考中得以更充分地显示。

  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惨痛地切开了中国族群关系的伤口,让长期存在但又人为遮蔽的中国族群问题触目惊心地暴露了出来。虽然,汪晖并不是“民族问题”专家,但是他的相关思考却一下就将具体的族群冲突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这一关键点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历史-现实、中国-西藏-西方、中国-琉球-日本-西方等多方位的复杂关系结构在了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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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争鸣》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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