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道德、逻辑与常识——读周志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与《阐释中国的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 次 更新时间:2020-02-16 23: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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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一位对大众文化有兴趣的年轻朋友,给我发来微信,说最近读了周志强教授的两本书,一本是《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一本是《阐释中国的方式——媒体裂变时代的文化景观》。年轻人肯读书,当然是好事,我于是表扬了他。他又问我是否读过这两本书。我只能很惭愧地说没有读过。他于是说,读了周教授的这两本书,满心困惑。这两本书,虽然主题、结构并不相同,但却严重重复。不是观点的重复,而是文字的原原本本的重复。这是怎么回事?读了年轻朋友的来信,我也觉得奇怪。于是买来了这两本书,读了一遍。读了之后,惊讶不已。

   这两本书都出版于2013年。《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下称《裂变》,抄录书中文字只注明页码)2013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阐释中国的方式》(下称《方式》,抄录书中文字只注明页码)2013年11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两书出版时间只相差二个月,说是同时问世也不为过。《裂变》的作者后记注明写于2013年4月26日,而《方式》的作者后记注明写于2013年7月29日,时间相差三个月。这说明,早一点问世的《裂变》的确成书和交稿在前,而《方式》的成书和交稿则稍晚。

   读了这两本书,我发现,实际上同一本书中也存在严重的文字重复现象。大段大段的文字,在书中出现两次,这现象在周志强教授的《裂变》和《方式》中都存在。至于《裂变》中的文字重复出现在《方式》中,则是十分严重了。不是每次都大段大段地重复出现,而是《裂变》中的文字往往成千上万、甚至整章整节地重复出现在《方式》中。完全可以说,《方式》是《裂变》的扩充版。可以认为,在《裂变》交稿后,周志强教授又用三个月的时间,将之扩充为一本新书。在《方式》的后记中,作者说明了写作此书的初衷,却只字未提这本《方式》与《裂变》有何关系。

   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学术表达和学术出版的方式,关乎的是学术道德问题,那么,在周志强教授这两本书中,学术道德以外的问题也很严重,例如,文理不通、逻辑混乱、常识错误等现象,就并不鲜见。

   下面对这些问题举例说明。

  

   一

   先说同一本书中的文字重复问题。在两书中各举一例。周志强教授的这两本书,都是把在报刊上零散发表的文章组装成专著模样。《裂变》没有明确标示章节,但设立了《国强民窘愈演愈烈?》《青年正在“消失”》《越来越需要“快乐”》《“微”抵抗还是娱乐自慰?》等十个专题,每个专题下设若干个子题。这专题就相当于章,而子题就相当于节了。

   《裂变》之《“微”抵抗还是娱乐自慰?》这一专题下,第一个子题是《“现实”有多美,“恶搞”有多恶》,其中写道:

   随着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中产阶级的梦幻打造着主流媒介的文化想象方式。自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中国社会就开始了自己的“造梦工程”。庞大的市场与灵活多样、不断变革的管理模式,生机勃勃的消费潜能与有条不紊的政治调控,这里面种种国家形象的良好设计,都与一个国家的总体梦想设计紧密关联在一起。我们不妨把这个国家的梦想设计称为“梦想召唤”或者“小康神话”。通过个人的积极创造,全面进入一个小康社会的梦想,也就凝聚为今天人们个人梦想中成功形象的政治内涵。

   梦想召唤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意义与价值的召唤模式。大众传媒对于种种个人成功者的形象设计和装潢,都是这个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从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方面看,“梦想”代表着进步、公平与富裕;从中国新的政治形象的自我设计来看,它意味着人文、亲民和理性;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来看,它又表征着对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呼唤与认可;而从中国社会的思想根源来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的象征。这也就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大众传媒为何不遗余力地打造各种白领生活场景。(第68页)

   这两个自然段,又这样出现在《裂变》之《精神分裂的途中?》这一专题下。《精神分裂的途中?》的第一个子题是《“国家主义”之后的梦想成真?》,其中写道:

   自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中国社会就开始了自己的“造梦工程”。庞大的市场与灵活多样、不断变革的管理模式,生机勃勃的消费潜能与有条不紊的政治调控,这里面种种国家形象的良好设计,都与一个国家的总体梦想设计紧密关联在一起。我们不妨把这个国家的梦想设计称为“小康召唤”或者“小康神话”。通过个人的积极创造,全面进入一个小康社会的梦想,也就凝聚为今天人们个人梦想中成功形象的政治内涵。小康召唤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意义与价值的召唤模式。大众传媒对于种种个人成功者的形象设计和装潢,都是这个小康工程的一部分。在这里,“小康”这个概念内涵变得非常丰富:从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方面看,这个词代表着进步、公平与富裕;从中国新的政治形象的自我设计来看,这个概念意味着人文、亲民和理性;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来看,这个概念又表征着对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呼唤与认可;而从中国社会的思想根源来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的象征。(第227页)

   说第68页的两个自然段原原本本地重复于第227页,当然言过其实。还是一些字句的变动的。第68页中第一个自然段的第一句话和第二个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在第227页中没有了。还有,第68页的“梦想召唤”,在第227页变成了“小康召唤”;第68页的“文化工程”,在第227页变成了“小康工程”。还有一些细小的差别。但说第68页和第227页的这两个自然段,文字表达基本相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不可能是两次写作的无意间的雷同。任何人,两次表达同一种意思,遣词造句也不可能相同到这种程度。前面说过,周志强教授的这两本书,都是将零散发表的报刊文章组装成专著。这样的文字雷同,只能理解为两处文字本来存在于两篇独立发表的文章中。但两篇文章中的文字雷同,也绝不是无意间的巧合。这两段话,本来在一篇文章中已经写过了,在写另一篇文章时,周志强教授将这两段话粘贴过来,又有意识地做了些文字变动。这样的文字重复,出现在两篇独立发表的文章中时,逻辑的问题还不突出。但是,当它们作为一部专著的部件相隔很远地同时出现时,逻辑的问题就很显眼了。这两段话,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专题和子题下(实际是不同的章节中),那么,这些专题之间到底有没有逻辑关系?如果有逻辑关系,这关系是怎样的?如果根本没有逻辑关系,又何必把零散发表的报刊文章组装成专著的面目出版?

   再举《方式》中的一例。《方式》专著的色彩就更强烈了,可以说具备现代学术专著的一切形式条件。有导论,有章有节,有余论,有参考文献。第四章《快乐依赖与傻乐主义》的题目下,设了二节。第一节“从娱乐到傻乐”的名目下,则有“娱乐的政治”和“娱乐与市侩主义的泥淖”两个小题目。在“从娱乐到傻乐”这个题目后,周志强教授先进行了一番总论,然后才论述“娱乐的政治”和“娱乐与市侩主义的泥淖”两个子问题。在总论中,周志强教授写道:

   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快乐”已经成为不能被指责的东西,一旦指责就是高高在上无视老百姓的生活,就是精英主义的伪善,就是假惺惺......(第141页)

   在第141页,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最后的省略号也是原文所有。这几句话又原原本本地出现在“傻乐与市侩主义的泥淖”这个子问题里:

   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快乐”已经成为不能被指责的东西,一旦指责,就是高高在上无视老百姓的生活,就是精英主义的伪善,就是假惺惺。据报道,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第147页)

   这段引文最后的省略号是我加的。原文这一段很长。第141页的那个独立自然段被用作了第147页至148页的一段很长论述的开头。相隔这么近,在同一个小节里,这样原原本本的文字重复,也是很怪异的。在《方式》的后记里,周志强教授感谢了许多报刊,因为它们“刊登了书中的大量内容”(第245页)。这让我们知道,《方式》也是零散发表的文章的组合。周志强教授在将零散的报刊文章组装成学术专著时,看来一般不是将单篇文章整体地安装在专著里,而是把单篇文章拆成若干个部分,变成若干个部件。这样一来,哪怕一篇一两千字的报纸文章,也完全可能裂变成几个部分,出现在专著的不同章节里。这种组装当然是在电脑上操作的。以这样一种方式在电脑上组装专著,文字的重复,就是很容易出现的现象。

   前面说,《方式》是《裂变》的扩充版,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方式》本身是由零散发表的报刊文章组装而成。而同样的一批文章,又被用作了组装《方式》的材料,这样说更妥帖。《方式》与《裂变》的高度重复,正是使用了同一批原材料所致。也举些例子。

   《裂变》中的第22至25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81至183页;

   《裂变》中的第43至45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40至142页;

   《裂变》中第77至79页部分,被拆成几块,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62至177页;

   《裂变》中第113至119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92至197页;

   《裂变》中第189至191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90至192页;

   《裂变》中的第191至197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97至202页;

   《裂变》中的第129至132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33至35页;

   《裂变》中的第155至161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07至111页;

   《裂变》中的第161至162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05至106页;

   《裂变》中的第164至172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17至123页;

   《裂变》中的第176至178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47至49页;

   《裂变》中的第105至109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49至52页;

   《裂变》中的第182至189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53至59页。

   以上只是举例而已,并不是两书重复的全部。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书,以文字相同的方式如此大面积重复,关乎学术道德问题。而将多年间零散发表的报刊文章同时组装成两部学术专著,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逻辑。周志强教授在将零散文章拆开、重组时,手法扑朔迷离、高深莫测。这不禁让人生出这样的疑问:学术专著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组装吗?如果可以,学术表达自身的逻辑还要不要?

   顺便指出,对于《方式》与《裂变》在文字表达上的高度重复,周志强教授没有在任何场合做过任何说明。

  

   二

   在周志强教授的书中,语言表达中的文理不通、逻辑混乱和常识错误等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也举些例子。

   《裂变》全书开篇,写的是“高速路口的政治隐喻”,说自己开车在河北黄骅高速路收费口遇上拥堵:

   在这里,没有人对收费的多少产生异议,也没有人对高速路变成了龟兔赛跑的状况表达不满。人们似乎已经对这种现象麻木不仁了。面对无数车辆堆积,公路局的人员却感受不到任何情绪方面的压力。

   有趣的是,车内的怨气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在等待通过收费口的一个多小时内,我看到了两起车辆碰撞的事故。人们不断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焦躁的面孔写满了诅咒和无奈。

显然,人们之所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高速路收费站这种“高收费、烂服务”的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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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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