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野草》的创作缘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23: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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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摘要:《野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1924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军阀混战进入特别激烈的阶段,中国社会也进入特别黑暗的时代,民众的苦难也变得特别深重。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鲁迅写下《野草》的第一篇《秋夜》。这篇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1924年9月15日当夜情景的写实,但却不完全是写实,而是写实与想象的融合,或者说是外界现实与心理真实的交融。《秋夜》是灵感到来、一时冲动的产物。当写作《秋夜》时,鲁迅并没有创作一部散文诗集的构想。《秋夜》写完后,鲁迅才觉得类似的文章可以写成一个系列,才有《野草》这部散文诗集。《野草》不但蕴含鲁迅对社会现实的感受、认识,更表达出鲁迅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感。

  

  

  

  

   1924年9月15日,鲁迅写了《秋夜》,这是散文诗集《野草》的第一篇。1926年4月10日,鲁迅写了《一觉》,是为《野草》的最后一篇。鲁迅为何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这样一部散文诗集,已有研究者从时代背景、同时代散文诗创作状况、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鲁迅本人创作经历等方面做了不同的阐释。孙玉石的专著《〈野草〉研究》《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黑暗,被认为是催生《野草》的现实政治原因。李何林出版于1973年的《鲁迅〈野草〉注解》,首先论述《野草》产生的社会背景,其开篇第一句便强调,鲁迅在《野草》的《题辞》中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而这“地面”就是“产生野草的社会背景”[①]。孙玉石在《〈野草〉研究》中,也对《野草》的产生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鲁迅创作《秋夜》的时候,在江浙地区发生了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十天。而1924年9月15日至11月3日,张作霖与曹锟、吴佩孚之间进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趁机发动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此后,段祺瑞重新成为中华民国执政府的总执政。孙玉石强调,从这时候至鲁迅1926年8月离开北京,北京处在段祺瑞政府的宰制下,“陷入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②]。

   黑暗的现实是催生《野草》的原因之一,“五四”时期散文诗创作已颇具声势则是《野草》诞生的另一种原因。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者,但在散文诗创作上却是步他人后尘。据孙玉石考察,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始于1918年,刘半农是最早尝试散文诗的创作者。刘半农最初的一批散文诗创作发表于《新青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大力倡导散文诗创作。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既开展关于散文诗的理论争鸣、探讨,也发表散文诗创作。文学研究会旗下的许多作家,诸如冰心、朱自清、许地山、王统照、徐玉诺、焦菊隐、王任叔、徐雉、孙俍工等,都有散文诗发表,而《语丝》《狂飙》等刊物也发表了孙福熙、章衣萍、高长虹等人的散文诗作品[③]。以往的研究者只是把同时代的散文诗创作状况,视作《野草》出现的文学背景,意在强调鲁迅在这样一种文学氛围中创作了《野草》。日本九州大学的秋吉收副教授新近出版的研究《野草》的专著《鲁迅———野草与杂草》,则在更深的层次上阐释了《野草》与同时代散文诗创作的关系。在该著的第一章《徐玉诺与鲁迅》中,秋吉收在细致地探究徐玉诺与鲁迅的关系后,指出《野草》中的不少篇什,在主题思想、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模仿了徐玉诺的某些散文诗作品[④]。秋吉收摘取两人作品中的片言只语进行对比,从而得出鲁迅的《野草》仿效了徐玉诺散文诗的结论。然而,这样的结论要让人信服,并不容易。

   不过,鲁迅的《野草》是明显仿效了一些外国作家的。散文诗是一种外来品种,先有对外国散文诗的翻译、介绍,后有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产生。既然中国现代散文诗总体上是外来影响的产物,鲁迅的散文诗创作当然也不会例外。李万钧的论文《论〈野草〉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对《野草》所受的外来影响有清晰的说明。鲁迅创作《野草》时,明显仿效了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其中蕴含的思想,也与尼采多少有些相通。李万钧还指出日本的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鲁迅的影响。鲁迅在创作《野草》的同时,也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压抑而产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表现这种苦闷、懊恼情绪的方法,则是广义的象征主义。鲁迅是比较认同这种观点的。在《苦闷的象征》中,厨川白村还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文艺创作中的梦幻情境,强调梦境与人类内心情感、欲望的深切关系。这些观点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鲁迅在创作《野草》时大量运用象征手法,频频写梦,都与厨川白村有关。李万钧更指出,《野草》中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明显受了《出了象牙之塔》中的《聪明人》和《呆子》的启发[⑤]。这样的看法是言之成理的。

   《秋夜》是《野草》之始,但却并不是鲁迅散文诗创作之始。早在1919年8月19日至9月9日,鲁迅便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以《自言自语》为总题的一组散文诗,它们是《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兄弟》,这才是鲁迅散文诗创作的最初尝试。1919年的《自言自语》与1924年开始创作的《野草》,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野草》中的《死火》实际上是对《火的冰》的重写;《野草》中的《风筝》则是对《我的兄弟》的重写[⑥]。

   尽管研究者从多个方面对《野草》出现的原因做了论述,但还是有些问题值得一说。

  

  

  

   在《月夜里的鲁迅》一文中,我曾说:《野草》写于1924年9月15日,查万年历,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七,中秋后的第二天,应该有很好的月亮,只不过月出稍稍迟一点。这一晚,鲁迅送走了来访的客人,提笔写《秋夜》,而时间已经不早,一轮圆月已在空中。所以,《秋夜》中枣树的树枝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其实是当夜的写实[⑦]。不过,如果把《秋夜》视作写实,也有难以解释之处。应该说,《秋夜》是写实与想象的融合。在阐明这一点之前,我想先指出:长期以来,《秋夜》中描述的情境,在研究者心目中并不是很清晰;抒情主人公“我”与“野花草”“枣树”的空间关系,在研究者眼中是有些模糊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⑧]。这是《秋夜》奇特而著名的开头。有的研究者解释说:

   这里的枣树是全篇传达作者情绪的主体性的形象。它既是鲁迅生活的现实中自然景物的真实写照,当时鲁迅所住的居所确然存在着两棵枣树;同时又是全篇主要揭示的孤独的战斗者精神世界的一种艺术象征。作者没有直接地说:“我家的后园有两株枣树”,而是用了现在的这种类似繁琐重复和非同寻常的表现方法,是有他表达思想的特别意图的。[⑨]

   《秋夜》里说的是“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怎能变成“后园有两株枣树”?这两株枣树是长在“我”的后园的墙外,并不属于园内的景物。当研究者认为可以说成“后园有两株枣树”时,是把这两株枣树想象成园中景物的一部分了。在《秋夜》中,“我的后园”里只有在繁霜欺凌下瑟缩着的“野花草”,战士一般的枣树是在园外。两株枣树是在小院里还是在院墙外,有着不能忽略的差别。

   确实可以试着回到鲁迅写作《秋夜》的现场。1923年8月2日,鲁迅搬出与周作人共居的八道湾寓所,迁往租住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⑩]。同时,鲁迅开始四处看房,拟购新宅。1923年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第廿一号[11]。1924年5月25日,由砖塔胡同迁居装修好了的西三条胡同新居[12]。《野草》就是在西三条胡同写的。

   西三条胡同第廿一号原是很破旧的小院,鲁迅买定后进行了改建,改建费超过了购房费[13]。这座小院,北房堂屋向后接出一小间房子,拖到三间北房后面,像拖条尾巴,鲁迅即居此小屋,并戏称为“老虎尾巴”。鲁迅睡觉和工作都在此室。小屋北面是两扇大玻璃窗,占了整个墙面,而窗外是一个小小的后院,院内有一眼水井和几株小树。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14]

   许钦文在《在老虎尾巴》一文中也回忆说:

   象在《野草》的《秋夜》上写的,后园有着许多花木和虫鸟。“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已成为大家爱诵的句子。“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从北窗到后园,连晚上都很热闹的。[15]

   鲁迅1924年9月15日日记:“昙。得赵鹤年夫人赴,赙一元。晚声树来。夜风。”[16]这一天白天是阴天。“赴”即“讣”,得到赵鹤年夫人的死讯,赙金一元。晚上,有客人来访。客人走后,时候已经不早了。日记特意记述“夜风”,说明风刮得不小,而不小的风当然能吹散阴云,于是夜空很蓝。俗云“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有时候则是十七这天最圆,农历八月十七的月亮,当然是很大、很圆的。送走客人后,鲁迅推开书房兼卧室的“老虎尾巴”的后门,走到后院。在十分明亮的月光下,鲁迅先是抬眼看见院墙外的一棵枣树和另一棵枣树,然后仰观天象,看见了蓝得有几分怪异的天空,接下来看见了稀疏的几十颗星星在诡异地眨眼。鲁迅又低下头,看见院里的野花、野草。野花草在有些寒意的夜里,显得柔弱、可怜。鲁迅于是又抬头看枣树,这回看得更仔细,他看见枣树身上最直、最长的树枝利剑般刺向天空。这时候,一只夜游的鸟发出一声怪叫从头顶飞过……此情此景,令鲁迅心中涌出丰富而复杂的感受,使他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转身回到室内,写下《野草》中的第一篇———《秋夜》。

   我认为,《秋夜》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夜的写实,而《秋夜》中的“我”,也就是鲁迅自己。粗读《秋夜》,容易想象成“我”在书桌前看见后园外的两棵枣树,看见天空的“非常之蓝”,看见枣树的树枝直刺天空,看见月亮逃跑似地躲开枣树……但情形并非如此。鲁迅,或者说“我”,是站在后院看见院里院外、天上地下的种种事物,有了无限感慨,随后才回到室内,一气写下《秋夜》。这一层,《秋夜》里是说明了的:“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鲁迅,或者说“我”,是在深夜的院里站了许久后才回到房里,这一点往往被研究者忽略。

  

  

  

如果认为《秋夜》的景物描写完全是当夜的写实,却又有明显说不通之处。在《秋夜》中,夜已经很深了。蓝得怪异的天空对着园中的野花草恣意地洒下繁霜:“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还有,“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这些显然不可能是写作《秋夜》当夜的景象。中秋节前后的北京,气候还远没有进入深秋。气象资料显示,北京的农历八月,白天平均气温是摄氏26度,如果是晴天的正午,还会有些许炎热感;夜晚平均气温也有摄氏15度,虽然有些凉意,但不至于有寒冷之感。北京无霜期近两百天,初霜时间通常在农历九月底。所以,鲁迅写作《秋夜》的农历八月十七,北京还不可能有繁霜洒下,地上的野花草还决不可能在寒冷中瑟缩、发抖,枣树也不可能已经落尽叶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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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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