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崇科的《广州鲁迅》，首先显示了朱崇科没有起码的造句能力，甚至连许多常用词都用错了。这本《广州鲁迅》完全是拼凑而成。大量引用( 直接和间接) 他人观点，是朱崇科基本的拼凑方式。而在朱崇科这本《广州鲁迅》中，自己的同一番话反复出现的现象，更是屡屡出现。朱崇科多次提及和引用房向东的《孤岛过客: 鲁迅在厦门的135 天》一书。朱崇科在借助房著时，多处做了注释，但是，在仿效房向东解读鲁迅生活中的某些细节时，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及房向东，让人认为这些解读完全是自己的创见。这也是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广州鲁迅》在涉及鲁迅生平时，常识性错误之多，也让人惊讶。

　　 【关键词】: 朱崇科; 鲁迅研究; 《广州鲁迅》

　　 一

　　 平时逛书店，见到关于鲁迅的书都会翻翻，如觉有点意思，就会买下。前些时候在书店见到一本名为《广州鲁迅》的书，作者朱崇科。书的封面右上角印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字样。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8月出版。书的版权页之后，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出版说明”。这个“说明”强调: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这就意味着，这本《广州鲁迅》是经过严格评审的国家社科基金一类重要项目，这当然让我肃然起敬。但翻到“绪论”，读了两段，却疑虑顿生。“绪论”这样开头:

　　 鲁迅( 1881 年 9 月 25 日—1936 年 10 月 19 日) 先生担任正教授的时间并不长，如果以聘书的有关事实为标准，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颁发给鲁迅的教授聘书( 1926 年 2 月 1 日，国文系) 开始到中山大学1927 年 6月 6 日同意鲁迅辞去教授职务为止，周树人教授时期也才断断续续维持了 1 年零 4 个月。这期间分别包括了北京女子大学时期，厦门时期和广州时期三个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8月版，第 1 页，以后抄录该书时只注明页码) 。

　　 这全书开头的第一段，就读得我一头雾水。“先生”是对鲁迅的敬称，但既然加了敬称，“鲁迅先生”就是一个整体，怎么能从中间剖开，插入生卒年? 学术著作，本不应加这类敬称，但既然一开始加了这种敬称，就应该一直敬下去，怎么后面又不敬了? 在大学的职称序列中，并无“正教授”这种名目，只有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样的称谓。所谓“正教授”，是并非正规的口头说法，只是在刻意与“副教授”区别时才可能有这样的口头表达，而鲁迅并未当过“副教授”，特意强调其“正教授”身份有何必要? “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了 1 年零 4 个月”，这是一句话，但在一句话中却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叫“鲁迅”的人接受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聘书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而一个叫“周树人”的人将“教授时期”维持了“1 年零 4 个月”。“鲁迅”即“周树人”，这是常识，但这两种称谓难道是可以这样任意变换的吗? “周树人教授时期”，又是什么意思? 如果“教授”是名词，此语便不通; 如果“教授”是动词，就与“正教授”这种职称无关，同时也与实情不符。“分别包括了……三个阶段”，则不通至极。“分别”是分头、各自的意思，几个人各自做某件事，或某个人同时做几件事，才能“分别”，例如，“张三和李四分别去北京和上海”; “老赵今天分别与小孙和小钱谈了话”。北京时期、厦门时期、广州时期是同一个鲁迅先后当教授的时期，何须“分别”? 而在“分别”后面还加上“包括”，就更是荒谬。

　　 朱崇科接着写道:

　　 如果从大学教授教书育人的视角来看，这三个时段中，广州时期则更为专业，鲁迅同时还担任了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学校组织委员等职务，北京时期则是活动和事件远远多于教学实践，而厦门时期居中( 第 1页) 。

　　 这段话在文法意义上的不通暂不说，只说它表达的观点。在朱崇科看来，一个大学教授，如果仅仅是一个“教授”，是“一介平民”，那在“教书育人”的意义上，就不能算很“专业”，必得同时还有一官半职，才是更“专业”的“教书育人”者。换句话说，大学里的那些有着教授职称的主任、院长、处长、校长，在“教书育人”的意义上，是比任何一个仅有教授职称而没有官衔的人，更为“专业”的。

　　 这样的观点有点让我茫然，于是决定把这书买下，好好读一遍，看到底说些什么。通读全书，我为有这样的学术著作而纳闷不已。

　　 读《广州鲁迅》，我最惊讶的是朱崇科的语文水平之差。许多常用词语，许多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词语，朱崇科都用错了。用词不当，是文理不通的表现之一，但文理不通不仅仅只表现为用词不当，更表现为文法意义上的错乱，或者说表现为造句能力的欠缺。坦率地说，朱崇科没有起码的造句能力，句子要么残缺不全，要么骈枝赘疣。语无伦次、文法意义上的错乱，不是偶尔一见的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全书就是由文理不通、语无伦次的文字连缀而成。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书中有大量的引文。更准确的说法是，全书是用文理不通、语无伦次的话，连缀起一段又一段引文。要在朱崇科自己的话中，找出一句文从字顺的话，是很难很难的。

　　 朱崇科也不懂基本的学术规范，甚至标点符号的用法、注释的做法，都经常出错。学术著作，当然可以引用他人的论述，但引用也有一个限度，尤其直接引用，不能过多。但朱崇科的《广州鲁迅》，一方面是大量地间接引用他人观点，也就是用自己的话转述他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就是用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他人论述。间接引用姑且不论，光是直接引用，就多得令人不可思议。如果统计一下《广州鲁迅》中的直接引语，即使不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也肯定在半数以上，而这是对学术规范的严重违反。实际上，朱崇科这本《广州鲁迅》，更合适的书名应该是《关于“广州鲁迅”的言论汇编》。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本《广州鲁迅》是七拼八凑而成。书中的每一章，都没有内在的逻辑，全书更不成系统。大量引用( 直接和间接) 他人观点，是朱崇科基本的拼凑方式。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朱崇科的这本《广州鲁迅》有三十多万字。但鲁迅在广州毕竟只有数月时间，即便把他人关于“广州鲁迅”的言论都拼凑在一起，也很有限。为了凑篇幅，朱崇科便不断地重复引用。一般说来，他人的同一段话，在同一本书中，不应以加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两次以上，但此种直接引语的重复，在这本《广州鲁迅》中并不鲜见。而朱崇科更常用的重复方式，是反反复复地转述他人的同一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早已成为关于鲁迅的常识。翻读这本《广州鲁迅》，你会发现朱崇科总在颠三倒四地说着同一件事，总在绕来绕去地表达着同一种观点，总在原地踏步地强调着一些常识。如果说，重复引用他人的同一段原话是不讲规矩的行为，那自己的同一番话，在书中重复出现就更是对规范的严重违反了。如果说，重复引用他人原话的现象，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还能偶尔一见，那自己的同一番原话在书中反复出现，则是极难见到的现象。而在朱崇科这本《广州鲁迅》中，自己的同一番话反复出现的现象，屡屡出现。如果说，同一个看法，重复出现是很难避免的，那文字表达总会不同，而朱崇科重复的是同一种文字表达。长达几百字的同一种文字表达在《广州鲁迅》中的重复，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常见现象，有多处文字甚至出现三次以上，这实在堪称奇观。

　　 这本《广州鲁迅》中，常识性错误之多、之奇，也是十分罕见的。一本研究鲁迅的学术专著，连鲁迅生平中的许多常识都搞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这本书虽名曰《广州鲁迅》，但朱崇科用了很多篇幅谈厦门时期的鲁迅，这也无非是为了凑篇幅。翻读到《广州鲁迅》中的“厦门鲁迅”时，我的目光放慢了。朱崇科多次提及和引用房向东的《孤岛过客: 鲁迅在厦门的 135 天》一书。房向东出版过多种关于鲁迅的著作。这本《孤岛过客: 鲁迅在厦门的 135 天》，2009年1 月由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出版。房向东对鲁迅生活中的某些细节的解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朱崇科在借助房著时，多处做了注释，但是，在仿效房向东解读鲁迅生活中的某些细节时，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及房向东，让人认为这些解读完全是自己的创见。这也是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

　　 不是说朱崇科完全没有自己的看法。在引用、转述、借助他人观点之后，朱崇科也会有所发挥。然而，朱崇科的“借题发挥”，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往往令人感到朱崇科对鲁迅其实没有基本的感觉。

　　 下面，举些例子，谈谈这本书的谬误。

　　 二

　　 前面说过，朱崇科的这本《广州鲁迅》，以加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他人的话，保守地估计，篇幅也占全书半数以上。翻开书页，触目皆是引号，像一群蝌蚪静静地停在水洼里。以加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他人的话，在前面的某人“说道”、某人“论道”等提示语后面，应该用冒号，这是小学语文课上的内容。但这本《广州鲁迅》，所有的某人“说道”、某人“论道”等提示语与直接引语之间，都是逗号，冒号这样一种标点符号，对于朱崇科仿佛根本不存在，这也是很让人纳闷的事情。

　　 标点符号的问题太小，不说也罢。现在举一些常用词语错用的例子。

　　 1、“反思”

　　 “反思”本是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现在则成了汉语中的日常用语，朱崇科喜欢用“反思”，也是在日常用语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的。所谓“反思”，指思考过去的事情，对过去的事情重新认识。所“反思”的事，必须是反思者亲自做过的事。一个人只能“反思”自己的过去而不能替他人“反思”，更不能替古人、前人“反思”。但朱崇科并不懂得这一点。先举一例:

　　 多数研究不能更立体而多元地反思鲁迅文本的丰富世界( 第 23 页) 。

　　 这句话把“鲁迅文本的丰富世界”作为研究者“反思”的对象，但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只能“反思”自己过去的研究，而没有资格替鲁迅“反思”。这句话的不通之处也并非只有“反思”的错用。“立体而多元”的“反思”是怎样的“反思”，不可想象。“反思”有着从过去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之意，而“文本的丰富世界”如何成为“反思”的对象? 即使把主语换成“鲁迅”，这句话仍然不通。再举两例。

　　 宋云彬写道，“我知道鲁迅先生没有和他的故乡失掉了关系……”仔细反思这句话，也可发现其要求中的不实之处，实际上，鲁迅是真正活在广州的( 第 168页) 。

　　 在这里，朱崇科是替宋云彬“反思”。这番话的不通也不仅在于“反思”的错用。

　　 “要求中的不实之处”，也是不通的说法。“要求”有合理与否之分，没有实与不实之别。

　　 反思廖、鲁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在粉丝———偶像的互动关系中，鲁迅对待粉丝们是相当仗义的( 208页) 。

　　 “廖”指廖立峨。在这里，朱崇科是要替鲁迅和廖立峨“反思”二人的关系。这句话的不通，同样不只有“反思”的错用。这是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在谈到鲁迅与任何人的关系时，都应该把鲁迅放在前面，所以“廖、鲁关系”的说法非常违反常识。“fans”译为“粉丝”后，就成了不很“正经”的词，作为学术表达的用语，十分不当。在“廖、鲁关系”中，只有“廖”这一个“粉丝”，说鲁迅对粉丝“们”相当仗义，让人莫名其妙。

　　 2、“矗立”

1927 年 1 月 19 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