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17-07-28 14: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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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商言商”是传统社会商人当中流行的口头语至今仍不时看到人们使用这 一词语。而追寻其源头,至少必须上溯至20世纪初的清末本文着重探计“在商言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在商言商 政治参与 商人与商会

  

   (一)在商言商”的产生

  

   查检清末民初中国商人在不同场合下的言论与文字,都会经常看到“在商言商”这四个字。迄至目前,在商言商最早出自何人何处尚无从得知。它如何产生并得以广泛流传也难以知晓。不过,类似的句式古己有之只是并非针对商人。例如 《礼记·曲礼》即曾有这样的记载:“君命大夫与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庥,在库言库,在朝言朝。”后一般用于比喻专就所处的地位而言(1)。据此可以推论“在商言商”当是沿用古代的“在官言官”而来。

  

   “在商言商”一词的出现及其广为流传,并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令人重视的影响,大约是在20世纪初的清末与民国初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新兴商人群体产生,并且从居于传统的四民之末一跃成为新兴民间社会主导力量的反映。值得思索的是当时的中国为什么既无“在工言工”一词的出现,也无“在农言农”的产生?这显然与社会群体的重新组合及其各自的地位与影响紧密相关。在清末民初,商人的经济实力、思想意识较以往都有了新的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商人在自身组织程度上也大为增强,成立了商会这样具有明显近代特征的新式社会团体,并且开始以独立社会力量的新姿态登上社会舞台,在抵制美货等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另外还成立了许多从事地方自治的社团,不 仅在地方自治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而且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商人活跃的身影。再加上重商思潮在清末日益高涨,商人的时代使命感应运而生,由此更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与商对应的工,应该是指工厂主。商与工即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长期形成工业不发达、商业畸形发展的不正常局面,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影响,工业资产阶级都远不如商业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工商一直不分,往往是统称为商人,即使是工厂主也以“商”自称。所以,工业资产阶级在清末没有成立自己独立的社会组织,一般都是加入商会。换言之,当时的工业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自然 难以产生“在工言工”的言论与行动。至于“在农言农”未能出现,则是由于农民人数虽多,但却长期处于自在的落后形态之中,无法形成为有影响的社会主导力量。

  

   20世纪初清朝政府实施振兴工商、奖励实业的新政策,主动倡导和鼓励商人成立商会,但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的,又始终试图将商会和商人的行动限制在商务范围之内,不允许商人干预地方政务和过问国家的内政外交。清朝商部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对此己有明确规定,之后又三令五申,告诚各商会“会议之内凡所论断,一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并特别强调对这一规定“一丝不容稍溢”,务须“恪遵定章认真经理”(2)。在这里,清朝统治者虽未使用在商言商这四个字,但显然是力图将商会限制于在商言商的戒条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为在商言商产生的原因之一。

  

   另外,中国与西欧具有民主政治传统渊源的一些国家所明显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同时,一般民众也缺乏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能力,很少关心及过问政治。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基本上无政治参与的渊源和传统可言。商人因一直遭受压抑,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政治上无任何权利,加之其自身对政治不感兴趣,同样也不具备政治参与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所以,在商言商的提出并得以广为流传,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客观环境也不无关联。

  

   从当时商人的自身分柝,在商言商的产生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一种历史现象。如上所述,清末民初的商人虽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地位与影响也大为改观,己形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可否认的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大多数商人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 意识仍较为薄弱。对于商人的这一缺陷,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进行过批评。例如梁启超在 1910年即曾指出:“我国自昔贱商,商人除株守故业、计较锱铢外,无他思想。”(3)1912年他又在临时工商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强调“中国工商界最大之病,莫过于安分守己”,对政治十分淡漠(4)。孙中山在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此也深有感触,并曾十分感慨地阐明:“吾国商人鲜留心政治,孳孳营业,以求发财以为国政与商无涉,不知国政之良窳与发财有极大关系。”(5)正是由于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大多数商人才会在较长的时期内遵从在商言商的信条。

  

   在清末民初,绝大多数商人的另一突出缺陷是其独立性仍较为欠缺,以致于不得不经常将在商言商作为一种保护自己的工具。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商人实力增强和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以商会的诞生及其影响的扩大为主要标志之一。但是商会能够得以成立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清朝政府实业政策的变化,受制于统治者态度的转变,因而对官府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清末就有人指明:“吾不谓中国之不宜立商会,而惜中国商会不能如欧美之完备。”“中国虽立商会,而事事皆仰成于官,断无能久之理。”(6)由于受到独立性不强这一缺陷的制约,无论是商会还是商人,通常都会小心翼翼地寻求政治上的平衡,不愿在政治上与官府发生比较尖锐的矛盾冲突,自然也就会主动地宣扬在商言商,以便得到官方的认可,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然而也需要指出,所谓在商言商,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身为商人只谈商事不过问政治和其他问题。但实际上它在清末民初却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近代商业文化中的独特政治色彩。在论及中国近代商人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时,有关论著一般都会提到在商言商,但大多是给予否定性的评价。例如有的论者指出:近代中国商人“缺乏政治责任感的典型语言是‘在商言商’,这是清末民初资产者的口头禅和基本信条。对大多数资本家来说,在商言商不过是只做买卖莫谈国事,对于一些商会领导人来说,在商言商是要过问‘商政’,但不涉及与商没有直接关系的纯政治”(7)。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方面看在商言商都可以视作考察和分析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思想与行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一方面,大量的事实表明,在商言商在许多重要的场合下,往往是商人拒绝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活动最常用似乎也是最充分的理由,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在有些特定的场合和事件中,它又巧妙地转变成为商人逾越商事而干预政事,或是向官府提出自己种种要求的依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对在商言商不能简单地统而论之,一概予以否定,而应该区分不同的场景与事件,对在商言商所反映出的内含及其影响,分别作出具体分析与评价,否则就会失之片面。下面,我们即依据有关史实,主要通过近代商人成立的新式社会团体——商会略作具体论述。

  

   (二)在商言商”的消极影响

  

   在清末许多商会成立之后,在所定章程当中对其职能的规定确实无一涉及商务以外之事,而是将致力于保护商业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宗旨。例如广东总商会章程规定:“本商会为众商业之代表人,凡有损益于商业之事,必尽力团结整顿提倡,或诉地方官,或达商部,设法兴除以副商战主义。”“本商会一以振兴商业为代表,如事非关碍商业利益者概不干涉。”(8)不难看出,广东总商会的简明章程中虽未用“在商言商”这四个字,但所表述的实际意思却基本上是相同的。清末民初商会的领导人在日常言论中则经常提及在商言商。例如1913年上海总商会总理周金箴就曾公开表示:“商人在商言商,惟以保持实业、发达商务为唯一宗旨。”(9)从其理直气壮的语气可知,在当时的商人看来,在商言商对商人而言,是顺理成章甚至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并无什么见不得人或是应该遭受指责之处。正因为如此,清末民初的商人常常是不加任何掩饰地宣称其在商言商的态度与立场。

  

   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在商言商也确实经常成为商人拒绝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的理由。例如1910年的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前,设在上海的华商联合会事务处曾号召各地商会和广大商人积极参与,许多商会都纷纷响应“各省学会、商会与京中国会请愿会遥相应和,或即开会,或拟上书,或任运动同志,或拟公举代表以接续请求者,不一而足”。(10)然而,有的商会领导层内部对是否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的意见却不一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不少人认为国会请愿之事超出了商务范围,商会不应参与。

  

   例如天津商务总会起初态度比较积极,于1910年2月即邀集永平七属商会的总理和商董数十人两次开会讨论、先是决定“由天津、永平、保定商界发起,号召全省商界定期来津大开会议,公举代表继续请求国会”(11),后又“议决直接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并函约各省商会继续吁请”(12)。但到,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前夕,天津商务总会会董之间的意见却产生了严重分歧。在讨论天津商会是否列名发起此次请愿活动时,多数会董主张不应列名,其理由即是“商会应办商务,他事不应办,国会事重,商人不够资格,更不能办”;有的甚至强调商会“不但不必办国会,商界以外之事均可不办,以符名义”(13)。这显然是部分商会会董在其实践活动中对在商言商的具体诠释。虽然当时也有会董指出:“商会正宗原为保商而设,不应干预他事。然现在时局,所有商民均遭困难,皆由官府之压力,由于国家之专制,非开国会不能将专制压力挽回。现在虽立议、董两会及咨议局,均未见出效果,皆由于未立国会,不得不请求速开。请开国会商界亦有担负之责。”但持此看法的会董也担心商会如列名请愿国会将受清朝农工商部怪罪,提出“倘若商会诚恐大部阻难,仍须由商民出名为正办,较比商会出名尤为妥善”(15)。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天津商务总会不出面,而以所谓众商的名义对国会请愿表示支持。这一结果表明在讨论是否列名参与发起国会请愿的政治运动时,在商言商论显然占据了上风,从而最终阻碍了天津商会积极参加这一政治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有部分地区的商会和商人转而支持革命,发挥了积极的作甩,但不久之后其政治态度即发生了变化。此时,在商言商又成为商人反对革命派以武力讨伐袁世凯的理由。1913年,袁世凯图谋镇压革命力量,采用卑鄙的手段,派人在上海刺杀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接着又不经过参议院同意以全部盐税作担保,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筹措镇压革命力量的经费。“宋案”发生后,革命党人即准备武力讨袁,许多商会害怕战事再起,影响市面恢复与商业发展纷纷表示反对。汉口商务总会发布的通电,将革命党人的反袁舆论和行动称作扰乱秩序之举,声称“倘有流言嚣张,希图 破坏,诡机藏伏,罔恤危亡,则将对该省主动之人视为国民公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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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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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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