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华:打击跨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13-11-11 20: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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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华  

    

   【摘要】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屡被曝光。跨国贿赂犯罪不仅降低了市场效率,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危害了东道国的民族、新兴企业,而且威胁着国际经济的稳定与安全。虽然我国一向重视打击腐败犯罪,但是在打击跨国贿赂犯罪方面经验不足、研究不够,在认识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亟待采取切实有效的刑事政策,寻求突破性的出路,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跨国贿赂犯罪误区;出路;刑事政策

   “跨国贿赂”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跨国贿赂”是指一国公民或者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及私营部门管理人员实施的行贿行为,以及公职人员、私营部门管理人员索取或接受外国公民、居民或者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贿赂的行为。狭义的“跨国贿赂”是指一国公民或者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实施的行贿行为,以及一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索取或接受外国公民或者公司、企业、其他组织贿赂的行为。本文取广义的“跨国贿赂”进行讨论。

   从国际立法层面看,2000年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6条规定了有关跨国贿赂的两个主要罪名:一是“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即故意直接或间接向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官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以便获得或者保留与进行国际商事有关的商业或者其他不正当好处。其中“以便获得或者保留与进行国际商事有关的商业或者其他不正当好处”要件的规定,是否意味着该罪是“跨国商业行贿罪”呢?“跨国贿赂”与“跨国商业贿赂”是什么关系?显然,后者是指具有“商业目的”构成要素的跨国贿赂。“跨国贿赂”不仅包括跨国商业贿赂,还包括跨国政治贿赂,也可能是恐怖组织实施的跨国贿赂,目的可能是换取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作为或不作为,以便其实施恐怖犯罪,甚至是一般主体为了获得重大国际文体活动的举办权—例如冬奥会的主办权—而实施的贿赂。[1]笔者认为,尽管在跨国贿赂犯罪中,跨国商业贿赂犯罪发生最多,然而为了全面研究打击跨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本文并不局限于跨国商业贿赂犯罪,而是探讨“跨国贿赂犯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6条规定的另一个罪名是“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即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故意直接或间接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由于我国刑法有受贿犯罪的一系列规定,因此并未对此罪另作专门规定。简言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这两个罪名,是对跨国贿赂犯罪的专门界定。

   打击跨国贿赂犯罪是各国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共识,因为贿赂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几乎存在于各个行业、泛滥于市场的各个角落。而跨国贿赂严重排挤、压制了东道国的本土产业,并阻碍其产业向创新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导致社会资源由关系网配置,降低了市场效率,破坏了公平竞争,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威胁了东道国的社会经济稳定与安全,扭曲了商业价值取向,破坏了诚信守法的价值观、道德观,伤害了社会的正义感,并进一步滋生新的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损害了政府的廉洁性和公信力,阻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法治建设。

   对行贿者本国而言,跨国贿赂危害也很大,而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甚至不理解。应当从长远来看待打击跨国贿赂的重要性,绝不能急功近利。最初在美国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反海外贿赂法》的,例如专门处理证券欺诈的律师安迪·斯伯丁(Andy Spalding)曾经担忧地提出,如果美国企业为《反海外贿赂法》所束缚,对新兴市场投资产生顾虑,那么其他对腐败行为纠察不严的国家就会乘虚而入,争夺发展中国家市场。如果美国对本国公司在外国的贿赂行为实行“零容忍”,可能会使它们在商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是,美国众议院《1977年公司非法支付法案》中关于“立法必要性”的阐述却全面、深入地说明了跨国行贿对本国的危害,也是对安迪·斯伯丁律师这一疑问的最佳解释:

   “超过400家公司承认曾进行过可疑或非法支付。这些公司报告(大部分出于自愿),它们支出了超过3亿美元的公司资金给外国政府官员、政治家和政党。这些公司包括一些美国最大和被最广泛持有的上市公司,其中超过117家位列财富500强。被揭露的滥用资金覆盖了从为获得外国政府的某种帮助而对外国高官的贿赂,到据称为确保政府官员放弃某些职责而支出的所谓方便费用的全部范围。被牵涉的典型产业部门包括:药品和保健、油气生产和服务、食品生产、航天、航空公司和航空服务以及化学。……这些贿赂行为与美国公众的道德期望和价值标准背道而驰,而且还是糟糕的商业行为。它损害了公众对自由市场体系诚信的信任;它使生意流向那些因太没效率而无法在价格、质量或服务上竞争,或因太过懒惰而无法进行诚实销售,或过分热衷于倾销劣质产品的公司,从而使市场停止运转。总之,它奖励的是腐败而非效率,它使道德的企业背负压力,迫使其降低标准或遭受失去生意的风险。一些美国公司对外国官员的贿赂给所有美国公司造成了阴影。这种行为的曝光可以损害一家公司的形象,引发昂贵的诉讼,造成合同的取消,并导致海外宝贵财富被侵占。公司海外贿赂还常常给美国造成严重的外交政策问题。对不正当支付行为的揭露总是会使友邦陷入尴尬,使美国在外国公民中的尊重度降低,并使人们相信美国政府的反对者们散布的‘美国对他们国家的政治进程发挥了不良影响’的猜疑。”[2]

   我国政府一向重视反腐工作,包括打击跨国贿赂。1993年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被公认是我国第一部对商业贿赂作出明确规定的法律,也是目前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最重要的依据之一。[3]我国的《公司法》、《药品管理法》、《对外贸易法》、《建筑法》等许多法律法规也从不同角度对贿赂作了规定。这些立法借鉴了国际社会以及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例如1997年12月1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的《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的“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犯罪及相关犯罪”专题决议等。最全面、系统的立法文件是2000年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6年2月12日起对我国生效。经过不断推进,至《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为止,我国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腐败犯罪类型在刑法上全面国内化,而《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规定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直指跨国贿赂犯罪,显示了我国预防和惩治各种腐败犯罪的坚定信念。

   从国家层面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强了惩治跨国贿赂的立法,其中最早、取得最明显成效的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于1977年制定,其主旨是限制美国公司、个人贿赂国外政府官员的行为,并对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财会制度作出了相关规定。1988年、1994年、1998年该法经过了3次修改,扩大了管辖范围,并直接导致追诉活动显著增加—1977年至1997年20年间仅有17家公司被追诉,1998年至2008年10年间则有50多家公司被追诉,其中仅2008年,因违反《反海外腐败法》遭追诉的被告就有11家公司。2010年,美国司法部提起了74项指控,其中英国防务承包商宇航系统公司(BAE)被罚4亿美元,意大利石油公司埃尼集团被罚3.65亿美元。[4]

   这充分说明,立法只是第一步,司法与执法的任务更为艰巨。一部良好的法律,是否能够被有效地执行,是对立法更大的挑战。这也取决于该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贿赂犯罪态势。我国近年来的跨国贿赂犯罪则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在华跨国公司频频爆出行贿丑闻,且80%为其母国司法机关所发现并查处。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公共工程建筑、国防采购、石油天然气、房地产、电信以及电力行业是跨国公司腐败的高发地带。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金额中,高达500亿至800亿美元都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包括力拓、沃尔玛、朗讯、百事可乐、西门子、德普等知名跨国企业均被爆出在华商业贿赂行为。据《北京日报》报道,联合国监督机构的调查表明,全球有组织犯罪每年涉案金额达到两万亿美元,其中贪污和贿赂占犯罪交易金额的一半。

   我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跨国贿赂等腐败案件,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10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64%与国际贸易及外商有关。[5]跨国公司的海外行贿问题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人们心目中,跨国公司一直是“高效率、高质量与高廉洁”的代名词,经营规范、管理井井有条,极富企业社会责任、有担当。为何跨国公司屡屡成为跨国贿赂的犯罪主体?作为在中国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其行贿行为也发生在中国,按照管辖原则,“属地”优先,我国诸多的监管部门却没有发现,或者处理明显滞后,倒是“属人”的这些跨国公司本国母公司或本国司法机关先发现问题,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家非常不易地“走出去”,海外上市或投资办厂等,却因行贿、侵吞、挪用公司资产、逃税等犯罪银铛入狱,一般案发不久便有受贿或滥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官员跟着落马。商界、官界的风云人物纷纷沦为阶下囚,说明我国跨国商业贿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现象较为严重。

   二是跨国贿赂案件的受贿人很少被追究刑事责任。[6]虽然我国反商业贿赂的力度不断加大,仅2008年全国查办案件就达17506起,其中不乏跨国贿赂的案件。然而,仍有媒体披露的多起在华跨国公司商业贿赂案中的有关官员未被查处。尽管行贿受贿谁为因谁为果,很难说清楚,然而受贿比行贿的危害性与恶性更大是多数人的共识。然而这些跨国贿赂案件的处理结果却是—行贿的屡屡案发被处罚,受贿的却基本没事。例如以“小灵通”业务起家的美国企业UT斯达康在华行贿超过1100万美元,被美国司法部查处,美国司法部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数十家中国企业卷入该案,仅大型央企或其旗下企业就超过10家,该文件还详细披露了各家公司涉及的受贿金额及具体的受贿人名单。但是即便如此,仍然不见我国司法机关进行调查。类似的还有“西门子案”、“丹尼森案”等,也是不了了之。中方单位或沉默或以查无此事回应,“原因不在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而是在于司法机关的按兵不动”[7]。

   三是跨国贿赂犯罪的涉案数额不断飙升,外逃贪官增加。即使撇除通胀因素,这些涉案金额也是惊人的,“过亿”也早已不鲜见。据有关部门统计,晚近30年来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人均卷走折合约1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外逃贪官没有被追逃回国,所携走的资金大多没有被追回。[8]这其中,相当一部分赃款与跨国贿赂有关。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一方面是自上而下—政府的反腐决心很大,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全民反腐的呼声都很高,且从抗制腐败的最主要手段—刑法规定看,刑罚也不可谓不严厉—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法定最高刑就可以是死刑,这种处罚“力度”即使是在全球排名也应当是名列前茅的!

另一方面,我国针对跨国贿赂的学术研究却不够充分。与传统贿赂不同,跨国贿赂数额大、隐蔽性强、司法追究与处理困难,危害更大,不仅降低了市场效率,破坏了公平竞争,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威胁着国际、国内的经济稳定与安全。我国一向重视打击贿赂犯罪,但是在打击跨国贿赂犯罪方面,经验不足,研究不够,在认识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亟待在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上采取有效措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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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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