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世说新语》中的“服妖”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 次 更新时间:2013-08-07 15: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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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进入专栏)  

  

  服饰的风俗在魏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显著特征是: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尊崇礼制的色彩不断淡化,而反礼教的叛逆色彩不断增强,此其一;其二,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的物质层面的需求不断淡化,而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增强。对于这两点,《世说新语》都给予了充分的表现。

  人类对于服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切身的物质需求到文化因素不断增加的精神需求的过程。《释名•释衣服》:“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白虎通德论》:“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 这是人类对衣服的直接和基本的需求原因。它被赋予社会和文化的色彩,大约是从黄帝时期开始。《周易•系辞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韩康伯注:“垂衣裳以别贵贱;乾尊坤卑之义。” 从西周时期开始,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发展,服饰的礼制礼仪色彩几乎被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左传•昭公九年》:“服以旌礼,礼以行事。”杜预注:“旌,表也。事,政令。”在这样的观念作用下,服饰不仅是政治统治的手段,同时不同的服饰也是人们身份地位的标志。以服冠为例,《礼记•玉藻》:“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緌,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齐冠也。”为此,统治者还制定了许多繁文缛节和清规戒律。“以帛裹布,非礼也。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絺綌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

  这样的规定尽管在早期儒家的经典中每每可见,但偶尔破例犯礼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不过在先秦时期,这种违规破礼的现象不仅极为罕见,因而被视为洪水猛兽和妖异征兆,而且还往往受到正统主流舆论的严厉谴责,认为它是可与天灾人祸相提并论的“服妖”行为。《尚书大传》卷二:“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从《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五行志》都将“服妖”行为收入其中。班固说:“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 从班固的话中可以看出,凡是违反了社会的一般礼仪规定和习惯风俗,其穿戴与自己的身份、地位、场合不符,或用今人话语称之为“奇装异服”者,均属“服妖”行为,均在贬斥之列。不仅如此,人们还将这种“服妖”行为视为天下兴亡、时代变迁的征兆。这反映了汉代以阴阳五行和天命学说为基础的大一统思想作用下社会对个体越轨行为的否定和歧视。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服妖”行为在社会上不再是少数的个别行为,而是比较普遍的社会潮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穀,冰纨锦绣,犀象珠玉,琥珀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獐麂履舄,文组采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 故而近人张亮采说:“可知当日衣服之好尚矣。然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今观郑康成、韦彪、冯衍、鲍永、周磐、符融,及逸民韩康等传可知。盖轻视冠冕,以洒脱为高,不但开陶靖节角巾之一派,亦魏晋清谈清脱之雏影也。” 这个说法看出了东汉后期的“服妖”行为和魏晋名士以洒脱任诞为特征的服饰行为之间的联系,很有见地。

  魏晋时期的社会风俗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服妖”即为其中一端。《晋书•五行志》专列“服妖”一项,收录魏晋时期的“服妖”现象,并将其与社会衰亡之象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晋书•五行志》列举的这些“服妖”行为,在《世说新语》中也每每出现。所不同的是,《世说新语》编者的态度并不像《晋书》作者那样对“服妖”行为深恶痛绝。而是不乏企羡溢美之情。

  《世说新语》所记述的服饰故事往往在态度上与《晋书•五行志》背道而驰,对其违反礼制的服饰行为及其内在精神寄托给予了肯定甚至是赞美。如“帢”是曹魏时出现的一种改良的帽子,它曾被作为“服妖”而受到时人及《晋书》作者的指责:“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傅玄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干宝以为‘缟素,凶丧之象也。’名之为帢,毁辱之言也。盖代革之后,劫杀之妖也。”然而在《世说新语》中,这种新奇的帽子却受到另外一种礼遇:

  山公大儿著短帢 ,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世说新语•方正》)

  关于文中主人公到底是山涛的哪一个儿子,史书说法不一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话题,故可姑且不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中山涛为何不敢辞,山该为何不肯行,时论又为何认为山该胜过其父?据《晋书•山涛传》及《世说新语》有关内容,可知山涛虽为“竹林七贤”之一,但在政治上却投靠司马氏政权,故为嵇康及时论所不齿。这里所谓“山公不敢辞”,正是这种政治态度的表现。至于山该不肯行的原因,程炎震云:“《晋书•舆服志》:‘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白帽低帏,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官著乌纱帽。’则前此者,王人虽宴居著帽,不得以见天子。故山该不肯行耳。” 余嘉锡认为:“详其文义,该所以不肯行者,即因著帢之故,别无余事。”宋代刘辰翁也评道:“直自愧其矮耳,不足言胜。” 从表面上看,确如程、余、刘三人所言。但联系下文,尤其是故事所在的《方正》一门,这样的解释则显然不通。如果按照这种解释,“时论乃云胜山公”的意思就成了人们赞美山该尊崇礼制,不肯著帢见天子,所以胜过了他的父亲。这种循规蹈矩的礼教奴仆形象不仅与《世说》的全书风格不符,与“方正”无缘,而且也未解《世说》作者之一片苦心。按“时论乃云胜山公”一句臧荣绪《晋书》作“论者奇之”,唐修《晋书》则作“涛以为胜己”。相比之下,《世说》此句最具深意。所谓“胜山公”者,系指气节,而非礼制。即谓山该以著帢见天子不合礼制为借口,拒绝与司马昭见面。这正是时论赞美山该胜过其父的真正原因,也是作者将其列入“方正”一门的意义所在。著帢在这里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反而却成了赞美的对象,成了魏晋人表达政治意识的一种工具。但颜帢这种难以为传统人士接受的新潮玩意儿在东晋某些更先锋的名士眼中竟然已经过时,毫无新鲜感可言: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公云:“著腻颜帢,潝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刘注引《裴子》:“林公曰:‘文度著腻颜,挟《左传》,逐郑康成,自为高足弟子。笃而论之,不离尘垢囊也。’”)(《世说新语•轻诋》)

  表面上看,支道林也对著颜帢深为不满。但他的指责角度与传统人士及《晋书》作者截然相反。他不是指责著颜帢新潮和违反礼制,而是嫌它已经过于落伍。因为入晋以后颜帢经过改造后成为最新潮的“无颜帢”,而且也被视为“服妖”之列。《晋书•五行志》:“初,魏造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无颜者,愧之言也。……其缓弥甚者,言天下亡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后,二帝不反,天下愧焉。”在支道林看来,有了“无颜帢”这样的最新潮的帽子你不佩戴,却还依旧戴着油腻肮脏的老式颜帢,自然是陈腐不堪了。所以李慈铭谓:“江东时以颜帢为旧制,故道林以腻颜帢诮之。” 其实支道林真正看不惯的,还不是王文度的衣着,而是他思想观念的陈腐保守,衣着保守只是其思想保守的外包装而已。余嘉锡云:“《后汉书•襄楷传》云:‘天帝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注云:‘《四十二章经》:天神献玉女于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众秽耳。’‘尘垢囊’即‘革囊盛众秽’之意,其鄙坦之至矣。然由此可知坦之独抱遗经,谨守家法,故能辟庄周之非儒道,箴谢安之好声律。名言正论,冠绝当时。夫奏箫韶于溱洧,袭冠裳于裸国,固宜为众喙之所咻,群犬之所吠矣。若支遁者,希闻至道,徒资利口,嗔痴太重,我相未除。曾不得为善知识,恶足称高逸沙门乎?”《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语林》:“王囗为诸人谈,有时或排摈高秃,以如意注林公云:‘阿柱,汝忆摇橹时不?’阿柱,乃林公小名” 余嘉锡谓:“《书钞》所称王某,盖即王中郎。本篇又言其尝作《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其轻侮支遁如此,宜遁之报以恶声矣。”支遁为东晋佛教六家七宗中“即色论”的代表人物,其对《庄子•逍遥游》的新解也在历史上独领风骚。故以“不得为善知识,恶足称高逸沙门”称之,恐失允当。反之,若将余氏之言视为王坦之一类保守者的言论,则可清楚看到双方泾渭分明之处。

  不穿外衣,只穿单衣单衫也被视为“服妖”行为。《晋书•五行志》:“孝怀帝永嘉中,士大夫竞服生笺单衣。识者指之曰:‘此则古者穗衰,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服之,殆有应乎!’其后遂有胡贼之乱,帝遇害焉。”但只服单衣单衫的行为在魏晋君臣中都不乏见到:

  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但著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刘注:《老子》曰:“躁胜寒,静胜热。”此言夜静寒,宜重肃也 。)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世说新语•夙惠》)

  “单练衫”当为“练单衫”之误。东晋车灌《修复山陵故事》:“梓宫衣物,练单衫五领,练复衫五领,白纱衫六领,白纱縠衫五领。” 衫是无袖敞口的宽衣 ,为社会上各阶层通用的便装。沈从文先生认为,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砖刻壁画《竹林七贤图》及荣启期像中人物所著衣物即为此衫 。显然,少年司马曜在穿衣问题上不是以礼制的规定为前提,而是把先哲的哲理运用于生活实践当中,让穿衣问题充满理性和精神的色彩。至于魏明帝为了检验何晏脸上是否擦了粉而让他在酷暑之际喝热面汤,何晏以朱衣自拭的故事 ,则表现出士族文人平日衣着的随便和自由。他们并不在意衣着是否符合礼制,而是求其自由洒脱。

  《世说新语》中士族文人的很多服饰行为之所以被视为“服妖”,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随心所欲,排除礼教的约束控制,将服饰行为作为抒张个性的工具和途径。如:

  王、刘共在杭南,酣饮于桓子野家。谢镇西往尚书墓还,葬后三日反哭。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帻,著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刘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尚性轻率,不拘细行。兄葬后往墓还。王濛、刘惔共游新亭,濛欲招尚,先以问惔曰:“计仁祖正当不为异同耳?”惔曰:“仁祖韵中自应来。”乃遣要之。尚初辞,然已无归意;及再请,即回轩焉。其率如此。)(《世说新语•任诞》)

  据徐震堮、杨勇各自《世说新语校笺》的考定,“杭”同“航”,指朱雀航。航南指位于朱雀航南的乌衣巷,为王、谢等名族居住地 。《世说》与《文章志》所记,当为一事 。刘惔一句“仁祖韵中自应来”可谓看透了谢尚骨髓。他绝对不会因尊奉礼制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洒脱。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刘惔的预见。文中谢尚有两处违反礼制:晋代名士多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荣,在丧葬方面的表现就是“居丧无礼”。谢尚于其叔谢裒葬后三天便到朋友家去痛饮,即为“居丧无礼”的表现。此其一;其二,他喝酒喝到一半,才发现自己竟然是穿着丧服在喝酒。可见礼教所规定的一切,对他都没有任何约束意义。衣着只是其中之一。对于士族名士来说,作为衣着身份地位意义的礼制色彩已经淡化到趋近于无: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此人不?”(《世说新语•赏誉》)

  即便是在今天,上下级之间见面时如果肢体没有遮掩,也是不大雅观的行为,何况是在礼教严格的古代。然而桓温所赞美的,也正是谢安这种不拘小节的放达之举。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世说新语》的编者竟然将这样一个细微的生活小节放在《赏誉》一门中,这就明显地表现出编者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与魏晋名士是何等相似一致,而与《晋书》的编者又是何等大相径庭。

  最能表现魏晋士族名士漠视礼教和崇尚自然的精神向往的衣着是宽衣和木屐。从前面司马曜冬日加穿练单衫的故事和南朝砖刻壁画《竹林七贤图》中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宽大衣着的风采迷人之处。不过这种博大的衣裳也被视为“服妖”之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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