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回忆我的文革“手抄本”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4 次 更新时间:2013-08-07 15: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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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进入专栏)  

  

  近年各大电视台热播过一部电视连续剧《一只绣花鞋》,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沉思。

  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当年《一只绣花鞋》曾经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行。那个时候,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它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然而文学是人们心底的声音,它是无法遏制的。文化的贫瘠,迫使人们寻求非正常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手抄本”这种近乎“民间文学”的地下文学方式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手抄本最先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后来,在1976年全国人民为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而自发举行的各种活动中,手抄本作为重要的文化战斗方式,成为人民群众表达爱戴总理、抨击四人帮罪行的有力武器。

  在这些过程中,嗜书如命的我自然没有例外地卷入了这场手抄本运动当中。最后,这种手抄本方式竟然被我活学活用,也成为我专业学习的一种方法了。

  我的第一个“手抄本”阶段是借阅。这大概是1974-1975年前后。我当时在大连第38中任美术教员,兼任图书管理员,还兼上政治、历史等文科课程。那时有几位同学和同事经常一起聊天,有人说起了手抄本的事情。最早听说的就是《一只绣花鞋》,开始只是看过的人口述,后来大家如饥似渴,还是想方设法见到了抄本。后来还看见了《第二次握手》、《梅花党》等等。有些抄本只是听说,始终没有见到,比如《少女的心》之类涉黄作品。在那黑云压城的环境中,尽管传阅这些东西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处于文化沙漠中的人们那种精神渴求的激情,似乎已经把危险置于脑后了。

  到了1976年,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手抄本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年伊始,就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时全国人民对周恩来那发自内心的由衷热爱。从1973年开始,总理就一直住院治疗,人们很少从“两报一刊”和“新闻简报”上面看到总理的身影,无不深深怀念。记得1974年开始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年是国庆25周年纪念。我清楚地记得,当人们从纪录影片上看到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出来致词时,无不自发地爆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很多人还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我的记忆中,一位政治领袖能够得到人们如此的爱戴,恐怕千古上下,一人而已。这种情感理所当然地在总理逝世后变为强大的动力,释放在悼念总理的各种活动中。

  由于“四人帮”的压制和淫威,人们爱戴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心情无法正常表达,于是人们转而以秘密的方式在地下进行自发的悼念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笔名“童怀周”为代表的以怀念周恩来总理为主题的各种地下传抄本。从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一直倒当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纪念活动受到镇压,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各种纪念文字以手抄本方式在流传。这次手抄本活动虽然名为地下,但由于它在全国人民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所以在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半公开的状态。我所在中学的几位青年教师,几乎每天都要交流一下各自在这方面的“收获”,相互借阅传抄。我当时用那个时代教师常用的比较厚的备课本抄了两大本(可惜一本丢失,现在还保存一本)。其中最令人难忘,也是**********中“四人帮”追查最为严厉的就是“周恩来遗言”: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批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的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 ……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各界群众怀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歌和散文。这些诗歌的精品粉碎“四人帮”后被收入著名的《天安门诗抄》。下面从我的手抄本本中抄录一首:

  

  挽歌

  广阔的长安街,

  雄伟的广场。

  无边无际的人的海洋,一直延伸倒几十里路旁。

  今天,

  壮丽的首都,

  蒙上了沉沉灰雾;

  肃穆的人群,笼罩着一片哀伤。

  过来了,简朴的白色灵车,

  慢慢地、慢慢地开过来了。

  一霎间,喧闹的首都静息了一切声响;

  奔忙的街边,停止了所有的车辆,

  只有人群中传来低沉沉的啜泣;

  只有灵车的车轮在路上沙沙作响。

  车队啊,你慢慢走;

  时间啊,

  你停一停。

  我们的总理最后一次来到人民中间。

  我们的总理最后一次穿过天安门广场。

  车队慢慢地、慢慢地开过来了。

  这可是人民为总理举行国祭?

  不!

  这分明是人民最后一次送别总理胜利地飞向遥远的地方。

  

  啊,

  多么幸福!

  多么难忘!敬爱的总理,向欢度国庆的游行队伍招手致意。

  敏锐的目光,

  那么亲切,

  那么慈祥!

  

  忽然间,鲜花变成了白花,黑纱代替了红装。

  难忘的一月八日,

  噩耗传遍了全国,

  震惊了八亿个胸膛。

  任何丰富的语言,

  都表达不了亿万人民的悲伤。

  蓝天作纸,

  大海作墨,

  写不尽对伟大总理的赞扬。

  车队啊,

  你慢慢走,

  时间啊,

  你停一停……

  

  这些文字的抄录过程对于我来说,也许已经不是知识的摄取,而是心灵的净化和良知的历练。

  从1976年清明节之后,在“四人帮”的高压棍棒威逼下,那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手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但由于那段时间的手抄本经历,使我养成了随手抄录材料的习惯。于是,我把手抄活动转向了专业学习方面。

  那个时候正处于文化荒凉时期,很多专业的学习书籍难以找到。这对于我这种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的人来说,真是饥饿难熬。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凡是能借到专业书籍,我就都设法整本地抄录下来。记得从我的中专老师于朝纲先生那里借来了一些画册和苏联美术学院的经典教材《素描教学》。当时没有复印条件,画册只能饱饱眼福,那本《素描教学》却让我爱不释手,终于下决心把它抄录下来。后来,忘记从哪里借了由鲁迅翻译的《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垣赢穗著)。我竟然把这本20多万字的书全部抄录在一个厚厚的大手册上了。此外,还抄录了王伯敏的《中国美术史》等。在今天看来,这些作法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复印、扫描,乃至买到新书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如同经过灾荒之年才能懂得粮食的珍贵一样,你只有经过了那个文化饥渴的年代,才能理解这其中的原委,才能懂得珍惜知识、珍惜书籍。

  我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做任何事情,无论条件怎样艰苦,只要你有做好一件事情的愿望,有一股追求的激情,就一定能收到成效。在那文化饥渴的年代,许多人都远离书本了。但我一点没有因为那种环境而改变对书本和知识的渴求。前所述“批林批孔”和“评《水浒》”运动成为我猎取知识的一个机会。这个“手抄本”经历,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猎取知识、探寻书本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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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胡椒粉ppp 2013-09-04 08:05:19

  说到文化大革命,首先想到的还是杀人。当然不止是文化大革命,各种政治运动都如出一辙。我就泛泛地谈谈当时的杀人,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他们自己煽动起来的。
    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 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什么什么功更是通过伪造的“什么什么自焚事件”,来挑动仇恨,而后对他们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不 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
    还有发动群众杀人。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还有先杀灵魂,再杀肉体。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如今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 到了“教育”后来人的目的。现在迫害什么什么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什么什么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 体。
    再就是有打有拉地杀人。在杀人的过程中,会“胡萝卜加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从来都是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百 分之五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他们对立绝没有好下 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信任,与他们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 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了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
    引申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如今,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 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不判处一个什么什么功死刑,可是在“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 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什么什么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佣地痞流氓,搞“截访”,抓人、遣送、甚至劳 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
    另外如杀鸡儆猴式的杀人。诸如迫害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等。
    更有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唉!不由自主地哀叹。说到文化大革命,不知不觉就谈了这么多,当然不止是文化大革命,各种政治运动都如出一辙。例如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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