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世说新语》中士族的经济生活与精神归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8 次 更新时间:2013-08-02 10: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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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进入专栏)  

  

  摘要: 本文通过《世说新语》对中士族经济生活有关故事的挖掘梳理,分析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经济地位的变化给他们精神世界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进而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中有关魏晋士人的洒脱人生态度寻找一种现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 《世说新语》 士族 经济生活 精神归宿

  

  人的精神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受到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左右和制约。魏晋士族文人之所以能够傲岸绝世,俯仰自得,是由于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逐渐取得了空前绝后的重要地位。因此,要了解魏晋士族文人在精神风采上发生了什么变化,首先要了解他们在经济生活当中发生了哪些与前人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他们的精神生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点在《世说新语》中有充分的反映。

  

  一、士族的形成与特征

  

  余英时先生认为,士族的形成是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看法很有见地。春秋战国以来,伴随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不断完善,“士”的阶层在社会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专制君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采用限制世卿贵族的政策,一方面又大批起用“士”这一社会阶层来作为官僚机构的骨干[1]。这就促使“士”的阶层迅速膨胀。与战国相比,汉代士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呈下降的趋势。战国士人可以奔走四方,朝秦暮楚,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汉代的士人则只能像被豢养的家畜一样受人摆布驱使,乞讨残羹冷炙。士人别无出路,只好千军万马都挤在入仕这一条独木桥上。因为希望入仕的士人数量和君主的需求数量之间反差太大,供过于求,所以必然造成士人地位的下降,皇帝对士人可以任意摆布。东方朔对此深有感慨地说:“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虎;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1](《东方朔传》)汉代士人在皇权面前之所以显得如此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上的苦闷和压抑感,其根本原因是经济上缺乏实力和政治上有求于皇权。正因为如此,从汉武帝推行崇儒政策开始,儒士开始不断注意财富积累,富贵宗族也开始向儒士化方向发展。宗族的财富与儒士的文化相结合,终于形成一股新的具有社会影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东汉中期开始不断形成的士族阶层[2]。

  这些士族阶层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作为尊奉儒家的官僚机构的入选者,他们具有优越的入选条件。他们不但授徒讲学,桃李遍布天下,而且由于其子孙往往绍继家学,也必然造成一种新的累世公卿的局面。这就使得士族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重视。二是较西汉而言,这些士族阶层的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善。

  由于士族阶层到东汉后期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上统治者在战乱时代需要这些大族在经济和军事政治上的支持,所以从曹魏开始,皇权就对这些士族阶层从政策上给予许多优惠和倾斜,从而使士族的实力更加得到迅速膨胀。

  以上情况清楚地说明,到了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经济实力再也不是西汉时期士人的那种寒酸委琐之状。士族与皇权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士族已经不是当年向皇帝摇尾乞怜的寒酸士人,而是令皇帝不敢小觑甚至对其具有不可低估的掣肘作用的强大社会群体。如果说这一历史巨变魏晋人自己还来不及充分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到了刘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刘义庆本人和他的门客都对此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所以《世说新语》中从各个角度对士族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变化及其对士族精神面貌的影响都作了充分的展示。

  

  二、金钱的功过

  

  士族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非法部曲和佃客的廉价劳动所创造的巨大财富。本来魏晋时期的法律制度规定了士族可以按品位的高低享有占用土地和佃客、衣食客的特权,但实际上各家大户私养的佃客和食客数量远远超过规定。他们用这个方法逃避赋税徭役,获得巨额非法收入[3]。而朝廷因为需要大族经济上的支持,也只好对此默许;二是士族往往将大量的剩余物资进行商品交换,以获得巨额利润。士族因此而在财富上获得了巨大的收入。此正如王伊同所言:“五朝以还,富室豪家,类多隐括,力入私门。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官仓。其家资富赡,官位显崇者,更阡陌相望,庑宇比鳞。或则樯桅千里,贸迁有无。于是府库无所资,力役无所出。而邑有人君之富,里有公侯之资,五朝高门,所以权重势溥者,此夫始非一因也。”[3](p115)

  士族阶层中的许多人本来是以明经修行的儒家仪轨起家,可一旦他们腰缠万贯、大权在握、地位稳固时,便被金钱冲昏了头脑,成为与儒家的仪轨背道而驰的暴发户。儒家从礼仪的角度出发,强调以礼为准绳,符合礼的规定的,该奢的要奢,该俭的要俭。否则就要受到批评。

  然而从曹魏后期开始,传统礼制所规定的那些限制奢俭的框框逐渐被人们忘在了脑后。夏侯玄说:“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5](《夏侯玄传》)可见魏末世风已经有了奢汰的苗头。进入西晋以后,随着司马氏政治上的对立群体竹林名士的遭到镇压和自身的分化,士族文人开始对政治冷漠,转而以放诞态度面对人生;同时国内政治实行了统一,自上而下地滋长了奢侈腐化的风气,礼制所要求的奢俭有度完全成了一纸空文。对此,向秀曾从理论上加以阐述[6](卷四向秀《黄门郎向子期难养生论》)。这实际上是不满于嵇康和阮籍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与司马氏政权的抗争,而是主张名教与自然之间――亦即士族文人个性与皇权之间的调和。他以这种不忘富贵之心注释《庄子》,不但使玄风大畅,而且还开启了士族追求肉欲享乐的奢华风气。此正如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所说:“然一世之士方以富贵为念,阮、嵇求个体自由解放之情虽为彼辈所深喜,其澹泊自甘之旨则非彼辈所能从。”[7](p389)由此兴起的奢华之风,为西晋士族社会一大特征。

  晋人傅咸曾就此向司马炎上书,对奢侈之风发出不满。那个中伤阮籍居丧饮酒违反礼教的何曾,本人就是一个奢侈的健将。本传记载他“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甚至“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从魏晋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出,那些穷奢极欲的暴发户,往往正是大呼维护礼教的人。《世说新语·汰侈》篇正是这些穷奢极欲者的竞技图:

  王君夫以饴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世说新语·汰侈》)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之,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世说新语·汰侈》)

  文中得到晋武帝司马炎资助的王恺竟然败在了荆州刺史石崇手下,正可形象地说明世家大族的财富和实力如何冲破了礼制的规定,膨胀到令皇权仰视并自惭形秽的地步。类似情况还有王济为身为晋武帝的岳父司马炎所摆下的奢华宴会,尤其是以人乳所饮猪的美味,也终于让以晋武帝这位奢华天子瞠目结舌,大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只好“食未毕,便去”[8](《汰侈》)[4]。

  可见这些富贵士族一边高喊维护礼教,一边却又干着超越礼教规定的过分奢侈之举。他们好像被汉代朱买臣因贫穷而被妻子抛弃的教训吓怕了,一旦富有,便肆无忌惮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金钱:

  王武子被责,移地北邙下。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匝地竟埒。时人号曰“金沟”。(《世说新语·汰侈》)

  王济之所以在厄运之时仍不忘夸富,是因为从西晋开始整个社会都醉心和迷恋于金钱崇拜的奢侈风气之中。惠帝时鲁褒曾在《钱神论》中对此入木三分地讽刺道:“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由此论之,谓之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9](《全晋文》卷一一三)金钱成了可以主宰一切的东西,甚至被尊为“亲之如兄”,“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 [9](《全晋文》卷一一三)。这就是士族的奢华风气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从《世说新语·汰侈》篇所反映的西晋士族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污浊风气中应当得出以下认识:首先,从东汉党锢清议运动的失败,到正始文人的冉冉垂落,使士族文人认识到在政治上仍然无法与皇权抗衡。于是,他们试图疏离政治,另辟蹊径,从经济上打开缺口,以金钱的富有来傲视王侯、傲视皇权,从而以金钱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其次,从这股奢华潮流与儒家礼制的关系上看,它的确已经超出了礼制的规范限制。因此它在客观上的确具有超越名教的意义,是正始以来得意忘言的人生态度和超越名教潮流的一个侧面;第三,以上两个方面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给士族文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豪和自信。他们再也不用像汉代文人那样向皇权低三下四,摇尾乞怜,而是可以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地俯视包括皇帝在内的世间各色人等。这样的自信和自豪对后来以文人为主体的文学艺术的自觉与独立,乃至文人群体人格以道自尊的精神建构,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然而物极必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巨额的金钱是一个社会经济发达的象征和标志,但它同时也可以是将一个社会(尤其是道德灵魂)毁灭的黑色杀手。金钱可以给士族带来自信和自豪,也可以使他们走向反面。从汉代起,人们就看到金钱的负面作用。《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虞夏之币,……或钱、或布、或刀。’”如淳、司马贞等注:“刀者,钱也,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于人也。”[5]但后人却从刀可杀人的意义上去理解金钱的不利因素。《太平御览》卷八三六引《风俗通》:“‘钱刀’,俗说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下率多得钱财者,必有刀剑之祸也。”还有更有趣的解释。陈继儒《岩栖幽事》:“李之彦尝玩‘钱’字旁,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真杀人之物而不悟也。然则两‘戈’争‘贝’,岂非‘贱’乎?”[6]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人们看到了金钱对于人的人品节操所产生的腐蚀作用。扬雄《法言·渊骞》:“或问货殖。曰:‘蚊!’”钱锺书说:“此传所写熙穰往来、走死如骛、嗜利殉财诸情状,扬雄以只字该之,以么麽象之,兼要言不烦与罕譬而喻之妙。”[10](p388)而西晋许多名士正是这样一批被财富享乐的刀剑屠杀而不自知的群体:

  王平子、胡母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刘注引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刘注引邓粲《晋纪》:“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诏特原之。”)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世说新语·任诞》)

  如果站在应劭和扬雄的角度,西晋士族的穷奢极欲行为不啻是饮鸩止渴的愚蠢之举。对此,从东晋葛洪到南北朝时期都有尖锐的抨击,沈约《宋书·五行志》云:“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胡翟侵中国之萌也。岂徒伊川之民,一被发而祭者乎?”所以后人一直将皇族与士族的奢侈腐化视为晋代灭亡的起因和征兆。“汉灵帝时,蛇见御座。杨赐云为帝溺女色之应也。魏代宫人猥多,晋又过之,燕游是湎,此其孽也。” [2](《五行志下》)又引天戒之语释蛇出之徵:“今齐王冏不寤,虽建兴复之功,而骄陵取祸,此其徵也。”明人唐顺之谓:“奢侈者,亡国之本;恃财者,杀身之媒;富者,众怨之归也,而况可斗乎?”[7]这些看法虽然不无传统卫道士怀旧斥新的偏见,但他们看到并提出的人有了钱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却是点到了西晋士族的金钱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其玄学精神追求的要害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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