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1 次 更新时间:2013-02-24 14: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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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 (进入专栏)  

  

  问:再聊一些您编发的具体稿件吧。最有名的是1980年的“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篇文章的刊发背景是?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很大压力?

  袁鹰:赵丹那时候已经卧病在床。“文革”后他连续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让他拍电影,一个是《鲁迅传》,“文革”前他就开始准备,1960年10月我去绍兴,在街上正好碰到他,他在那儿散步,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说,要我演《鲁迅传》,我来感受感受。后来因为中央某个同志说了一句,赵丹这个人,演鲁迅?他其实不一定是激烈反对,只是议论一句,结果下面的人听到了,就不让他演。到现在这个《鲁迅传》也没出来,也没有人来演。还有一个是写治理黄河的,叫《大河奔流》,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周总理出来参加一个什么会,很少的一个镜头,让赵丹演周总理,他当然很高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柜子上有一张照片,我还以为是总理的照片,结果是他的剧照,戏不多,但是他准备得很像,最后好像是邓大姐不赞成,说“赵丹这个人怎么能演总理?”就这么一句话。这两件事一来,他灰心丧气,尽管那时候工资补发了,房子也搬了,当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他也不愿意,他主要想演戏,心里不高兴,后来一直病着,到最后已经得癌症了,他也知道不行了,他说我有些意见想跟中央管文艺的人说一说。我们说请夏衍,他说不行,他说中央管文艺的是胡乔木。胡乔木带了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两个人到了北京医院。赵丹在病床上已经病得很重,他事先都已经对黄宗英详细说了,记下来让黄宗英讲,他躺在床上听,再补充几句。胡乔木一边听,一边说很对,很好,我很赞成,你好好养病,要黄宗英赶快整理出来。他们走了以后,黄宗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写,我们正好在报纸上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个讨论,已经发过好几篇了。她说:我也不要怎么整理,我本来就已经整理好了。我马上去协和医院取回来,第二天就见报,题目叫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0月8日见报,10日他就去世了。

  赵丹临终前发表的文章震动很大。报社领导跟我讲,中央有一位领导同志(陈云同志)讲:这个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还有传说“是放了一个反党的屁。”居然屁还有好多种,有一种是好的,有一种是反党的。我听了也很紧张,这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文艺界其他哪个人说一句,甚至骂他一句,我也不管了。但是这么高的领导,而且在我心目当中一直还是很敬仰的,至少很多地方比毛泽东要高明。报社领导说你们想办法,我说怎么办呢?赵丹已经死了,你就是再批评,他也没法还手了。我就去看夏衍同志,他听后说你们想办法找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你也不要紧张。我说我倒是不紧张,但是这个事到底怎么弄呢?找谁呢?后来他想到了找金山,我说金山我跟他不熟,他不见得认识我。他说我替你们去说。你放心。过了几天金山写了一篇文章,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我们讲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你不能只是一种花、两种花,有的花你认为不好看,但它有存在的权利。这个本来不必管得太具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赵丹讲的意见也还是对的。

  问:《假如他还活着》呢?一首纪念鲁迅的诗引起的麻烦。

  袁鹰:纪念鲁迅的那首诗,事情也很偶然。本来我们报纸的习惯,纪念诗人都是碰到十年、五年,发一篇文章,这是副刊历来的一种规则。当时有一篇鲁迅的木刻像,恰好编诗歌的编辑徐刚在来稿中选了《假如他还活着》看了下,觉得有点意思,这个有点针对性吧,“假如他出去,不会有两个警卫、三个秘书”(大意),像这样的句子胡乔木同志看见了,说这是影射,现在我们国家谁出去带两个警卫、三个秘书,那只有邓小平,别人没有的,这是反革命。说实话,那时候,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胡乔木的个人意见,也不是中央的什么指示。当时报社领导秦川说,你得想办法对付一下。我说那好办,我也有经验了,我可以用个人名义给胡乔木写封信,因为他有些诗稿总是直接寄给我的,我跟他个人也打过交道。我就直接去信,说此诗写得有些不妥当,群众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把关不严,以后一定注意。检讨一下就过去了。

  但实际上黄宗英后来不是写过一篇“毛罗对话”吗?1975年春天,上海的罗稷南教授问毛泽东:鲁迅先生如果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说:我估计嘛,一个是他被关在监狱里,一个是他不声不响了。

  问:像《日记何罪》当时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袁鹰:《日记何罪》作者乐秀良是我南京的一个老朋友,他在南京省委编一个理论刊物,过去也写杂文。那时候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来北京最好,我们现在很需要杂文,他就写了一篇寄给我,说这样的文章你能登吗?就是《日记何罪》,我说当然可以登啊。我们从反胡风开始,后来搞反右派,反右倾,都是从日记里找材料来批人家,实际上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应该否定的。文章登出来以后,他收到许多许多信,很多人向他申诉,请他帮助平反。他感触很深,我们的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才发生了这种问题。

  问:2007年,您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曾因“泄露国家机密”被列为禁书,是那年影响很大的八本禁书之一,还有领导登门拜访您。能不能仔细讲讲当时的这场风波?

  袁鹰:你觉得那里有什么国家机密吗?比如写到赵丹那篇文章,我连具体的领导人的名字都没讲。那本书只是讲我编副刊过程中的部分经历。当时一共涉及8本书,新闻出版署认为有问题,要在订书会上说一说,也没说不许卖,就找几个中央出版社点点名。我当时不知道,也没有上网,别人告诉我章诒和已经反击了。提到章诒和,这位副署长连名字都不说,就说“那个人”,过去说过不能出她的书,他说话也随便了一点,以为自己大权在握,结果章诒和马上就反驳了,一下子引起好多人在网上讨论。别人告诉我说你的一本书在网上受批评被禁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这里头泄密,我说我怎么会泄密啊,我在报社工作这么多年,别的错误也犯过,但是泄密这个事情,我知道是不能随便碰的。后来一连几天也没有下文,我就写了封信给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说我现在等着你们来正式通知我,要我到你们这儿去说一说到底泄什么密了。后来他让《人民日报》当时的文艺部主任郭运德同志转告我,说收到信了,要来跟我说明一下情况。他们两位原先都在中宣部工作,彼此熟识。我说不用了,回信说明一下就行了。过了10分钟,郭运德又来个电话,说还是要来,他已经请示署长,署长也叫他赶紧来说明一下。人家一定要上门来,只能欢迎。我想我跟他两个人对谈也不行,就让郭运德和我老伴吴芸红也参加,四个人谈。他来了以后就表示:第一我没有点你的名,第二我也没有禁书,我只是说这几个出版社没有执行规定,涉及到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及领导人讲话的书稿选题,没有事先报一报。我说:我书里写了“文化大革命”,也写到反右派,这都是中央有正式文件予以否定的。至于领导人讲话,只有一个,就是赵丹遗言发表后领导人讲了一句话,但是我也没点名,这能算泄密吗?他说我也没说过你泄密。我把订书会上那篇讲话的原稿给你看看,我一看倒也没有。大概同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副署长会见国外一个报纸记者,人家也问起这个事件,他也说我们没有禁止,不信你到书店去看现在这些书还有的卖。

  问:那后来这个书卖得怎么样?

  袁鹰:印的大概已经卖掉了,后来香港又印了一版,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个编辑提过,想再出一版,还没有最后定。我倒很希望我们自己的人民日报出版社能再出一版,因为写的都是我们自己报上的事。如果要出,我准备再做点补充和修改。

  问:从那以后到现在你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出版还受影响吗?

  袁鹰:现在出版也并不那么容易,有些话并不是很宽松。我只有一本书还想出版,但是估计暂时出不了,就是写“文化大革命”,写我自己家庭的遭遇,和我所见到的感受,编年写,从1966年到1976年,每年写五篇。

  老伴吴芸红那时候在《中国少年报》当社长兼总编辑,每天挨斗游街戴的帽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让少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因她不赞成儿童报纸同大报一样全文登毛主席著作)、“执行中央修正主义路线”等等,都不用说了。一次半夜,忽然来了两个报社的人,说去开会,其中一个我还认识,以前还跟我来约稿,那天来就只当不认识。老伴心里纳闷,白天已经批斗过了,晚上十点钟还继续开呀?也不好问。我也觉得怪了,什么事那么紧张?当时心里想会不会被打死?我还认识她报社的一个编辑,就跑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吵醒看门的老夫妻俩,那个同志说,晚上没开会,当天下午就开过了。他安慰我说,你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事。其实也是白安慰,我哪放得了心啊?一夜也没睡,大概三四点钟,她回来了。我一看没有挨打,没有什么伤。我问哪儿去了,她说不知道,越走越远,不是到报社的路,到郊外去了,大概到一个大学。虽然晚上十点多钟了,学校里还是热火朝天,把她弄到一个大教室里,向她问很多过去大学里的事情,她说我不知道,那时候虽然入党了,但是组织关系不在学校,学校里很多事情并不知道。没从她嘴里面捞到什么东西,就把她送回来了。

  这事情始终是个谜。一直过了几年,“文革”后期,有一次大学两位老同学来看我们,带了一瓶虎骨酒送给她。她说我根本不喝酒,你是知道的。他说,你养养伤。我们那个同学,他在学校念的是机械系,解放后分配到铁道部工作,他的爱人是念教育系的,就到铁道学院当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江青有个论调,地下党,尤其是上海的地下党都靠不住,不是叛徒,就是特务。理由是,为什么很多人跑掉了,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你们不去,可见有问题。如果被捕后,又出来,那更不得了,别人都牺牲了,你怎么能出来?肯定是叛徒,至少都是假党员,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等等。我们那个同学在铁道学院被斗了半天,要交代一些在京的证明人,只好开列在北京老同学名单,包括我的爱人,那时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斗一通再说,绑架半夜,也无结果。

  我们的女儿在困难时期出生,本来就先天不足,身体很弱,“文革”初有一次在家里发高烧,我们俩人都在报社挨整,一直到晚上8点钟回去,她还是高烧,赶紧送到儿童医院。儿童医院那时候也很乱,老医生靠边,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由年轻人主治。结果年轻医生给她这儿打一针,还很闹,又给这儿(指太阳穴)打一针,那时候她才4岁,这一针打下去倒不哭不闹,但人也休克了。大概昏死了四五个小时,还是高烧不退。后来她总算喘口气活过来了,从那以后,她的脚就慢慢内翻,指挥下肢运动的这部分小脑烧坏了。又过一年,我们下放到干校,她在上海外婆家又发过一次高烧,另一只脚也成这样了。因为治病,她11岁才上小学,一直拄两根拐,有个阿姨陪着她去学校。上完小学正赶上1976年地震,就没再上中学。过了几年,她妈妈看到报上四川一个函授自修大学招生,替她报名入学,学了三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拿了个毕业证书。现在一讲起“文化大革命”,她非常痛恨。这是我家里吃的苦头,当然,比起许多人家破人亡的惨剧,算不了什么,“文革”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

  问:您几十年的报人经历,总结成经验教训,对后辈有哪些话要说?

  袁鹰:这么多年来很多事情,能给我们深刻的启发。比如1976年清明前后的“天安门事件”,可以说是人民群众伟大的创举,顶着“四人帮”高压的情况下能够有这样轰轰烈烈的正义行动,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要总以为自己高明,好像看得高,看得远,群众不知道,不见得。很多人现在越来越看清毛泽东很多错误,特别是他应该承担的罪责,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不要口口声声说我是人民的儿子,结果实际上当人民的爷爷,当人民的老子。舆论也应该真正为人民服务,经常想到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喜欢的东西应该去做,人民反对的、痛恶的东西看得清楚,这才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得到人民的承认。

  问:十八大之后,“改革”这个词被提的频率非常高,大家期待2013年能否成为一个新的改革元年?

  袁鹰:我还是乐观的,我一直相信夏衍老人的一句话,他经历了一个世纪,什么事情都看见过,也吃了苦头,“文革”弄得眼睛也毁了,腿也断了,但是他到最后还是经常讲,“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历史总需要不断地发展,尽管有点曲折,甚至有点反复,但是它毕竟还是要往前走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能也不必太急,希望马上就改变,如果没解决,就觉得不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是十年二十年日积月累弄成的。我们看新的中央领导要求严厉改变作风,特别是定的那八条规则,反对铺红地毯,公款吃喝,夹道欢迎,小车子,讲话立即印小册子等等,规定得很具体,老百姓可以监督,看你是这么做了还是没这么做。如果只讲抽象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类的,没办法看到。

  问: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不是都说中国梦嘛,能不能说一下您心目中的中国梦?

  袁鹰:作为中国老百姓来讲,多少年都有这个梦,就是安居乐业。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老是说共产主义,根本也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想中国多少年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就是想能够有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独立的、富强的国家,多少年为此奋斗。其后几十年,忽然被教育不应该这样想这样看,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思想改造,就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很渺茫的。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为它奋斗,为它辛辛苦苦,为它吃苦头,为它迷迷糊糊,始终没有搞明白。我觉得现在能够按《宪法》办事,其实《宪法》里面都讲了的,自由、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就是中国梦。中国梦说大吧,很大很大,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简单地说,就是真正按《宪法》办事,实施《宪法》规定保障公民的权利,这是最起码的,能够平等、自由,国家是民主的,人民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权利,不被随意侵害。再远大的梦现在我也不做了,做了也是空的。共产主义将来如何如何,谁也不知道,连马克思自己也没说清楚。现在脑子里稍微清楚一点,过去是糊里糊涂过了几十年,老的时候才醒,醒的时候已经老了。老时醒,醒时老,这就是包括我在内许多老人的现状,见笑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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