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9 次 更新时间:2013-02-21 14: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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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 (进入专栏)  

  

  袁鹰,原名田钟洛,1924年生于江苏淮安县,是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散文家,也是一位从业50多年的老报人,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自1952年进入《人民日报》,他亲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多次批判运动。2006年,他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出版发行后,即卷入了当时影响极大的“八本禁书”风波。在访谈中,他详尽回忆并反思了这段经历。访谈分四篇刊登,本文为第一篇。

  问:您的童年似乎在迁徙动荡中度过,请谈谈家庭对您个人成长的影响。

  袁鹰:我祖父原来家境贫寒,后来从秀才、举人考到进士,到北京殿试后分到安徽候任,当了几任地方官,最后一任在安徽六安当知州,辛亥革命后他就回老家了。现在回头看,他也还算是清官,在任时提倡办一些学堂,没有贪污,所以回老家后也没多少钱。他在家乡做一点慈善事业,救济孤儿等等,筹办了一所江北慈幼院。

  我是他的第一个孙子,我也去念私塾,四书、《三字经》、《千字文》这些归私塾老师教,祖父自己在家里教我念唐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等,这样一直到10岁。

  问:您离开淮安是什么时候?

  袁鹰:1934年10月。先到杭州。1934年,我父亲一个人在杭州工作,后来就把整个家搬去杭州。对我整个人生成长来说,在杭州的几年很有作用。第一是在杭州进了新式小学——杭师附小,对我来讲很新鲜,不是在家里光念古文,有算术课,特别是有体育课,音乐、美术、劳作等等课程,现在小学没有劳作,那个时候劳作都做一些手工。

  第二是我受到许多时事教育,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整个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危险。我们校园里立了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四个大字“毋忘国耻”,这种教育是无形的,每天一进去就看到这四个字,老师也常常讲,对小学生的影响比较大,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政治思想教育,那个时候叫时事教育。每天早晨早会,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体学生都在操场上,有一个老师根据昨天的报纸讲几分钟国内大事,然后体育老师让大家做早操,再回教室。

  每周一早晨开一次全周大会,校长讲话前要临时指定高年级学生背孙中山遗嘱,那个时候按童子军编队,他在台上临时宣布第二小队副队长上来,就上去。我念到五年级的时候,总觉得有可能早会上忽然被点到,也不一定都是队长,什么六年级第四小队第五个,排到第五个的就上去了。所以我从小第一件事就是把孙中山遗嘱背熟,现在还能背得出,就是那个时候念的,结果一学期也没叫到过我。这种我觉得就是公民意识的教育,国家碰到危险了,有责任将来要担当救国的重担。因为杭州离上海比较近,有上海流传过去的进步电影,音乐课常常唱一些歌,《义勇军进行曲》我在小学五年级就会唱了,我觉得这对儿童少年成长很有好处。

  公民课倒不全是政治思想,包括怎么做人,为人处事,怎么做一个公民,对待社会,对待长辈,对待国家都有。现在公民课课本没有了,前些年李慎之同志提倡过中小学校公民课,我也很赞成,公民课应该说比现在的政治课范围更广。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杭州五年打下一点基础,有一点现代文明、公民责任的意识。小时候在淮安还是按四书五经那么念,顶多只是懂得一些个人品德修养,并没有现代文明教育的意识。

  1937年底杭州沦陷,第二年春天家搬到上海,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那时候租界被称为“孤岛”,很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还有许多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利用当时上海租界的特殊条件,办报纸、办刊物、开书店、演话剧、拍电影,对内地影响很大。我在上海呆了15年直到1952年底,这15年对我个人来讲,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教育,走上进步的道路,认识了很多前辈,很多好朋友,参加共产党,找到终身的伴侣。所以我在1999年上海解放50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叫《感激上海》。

  问:1943年您考入之江大学教育系。为何报考教会大学?

  袁鹰:教会在中国办了好几个大学,也办了很多医院。办医院来讲应该是好的,学校就牵扯到人的问题了。《毛选》中曾经把它作为一种文化侵略。我觉得从教会来讲,开头未必是侵略,不见得有这种政治意图。至少我受到教育的结果是好的,我没有加入基督教,也没有因此对美国崇拜得五体投地了,两回事。

  之江大学原来在杭州,是教会办的,如果仍在杭州,我未必能进得去,因为教会大学学费比较贵,在老百姓心目中是贵族学校。抗日战争以后,之江大学从杭州搬到内地去了,有一部分教授就留在上海,苏州有个东吴大学,也是教会学校,这两个学校的教授就一起办大学,叫华东大学。华东大学在上海没有校舍,就借了上海一个女中的课室,等人家上完课,四点钟以后我们才上三节课,上到七点钟。有个好处就是每天四点钟以前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那时在一个小学教书,就报考了教育系。我们这一批,大部分都是小学教师或中学教师,拿工资来付学费。当时上海也有一些教会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学费都是很贵,清寒学子上不起。只有之江大学恰好可以在四点以后上,有这么一个客观的原因。

  问:您当时参加地下的学生活动也很积极,1945年就入党了。

  袁鹰:地下学生活动比较活跃是在抗日胜利以后,在那以前党的地下工作基本上是团结群众,积蓄力量,我和我的爱人吴芸红都是抗战胜利以前入党的,那时只能做一些很秘密的工作,联络同学,小规模的活动。抗战胜利以后,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全世界有一股要求自由、独立、民主的浪潮,国民党政府也讲究一点跟世界潮流相适应,尽管蒋介石一直想反共,表面上不能太破裂,特别上海这个城市有国际性,也不能做得很过分,只能放松一点,这样让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有一个活动的余地。当时上海市长是吴国桢,他是美国留学生,一直以国民党里的自由派自居,学生游行也可以组织,也没有明显的压迫。

  问:那时能游行,能办报,都能吗?

  袁鹰:在抗战胜利后两三年,地下党领导的集会、游行都能进行。游行当中一些政治性口号都可以喊,反对独裁,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要求民主自由。共产党不公开出面而在暗中领导的报纸刊物也都能出版,争得大量的读者。

  问:1945年-1947年,您怎么去的《世界晨报》、《联合晚报》呢?

  袁鹰:我是43年入之江大学,47年毕业的,正好抗战胜利前后的四年。那个时候我家里不在上海了,因为上海在沦陷后期物价很高,家里人口多,就搬去扬州,我和我父亲俩人在上海。他还在银行工作,我在上大学的同时,就在中小学教书。到1945年底,有个老朋友把我介绍到一个小型报纸,上海小报很多,都是一些娱乐性的,这家《世界晨报》是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办的,这样对我来讲有一个好处,第一有一个工作,每个月有工资,第二是有一个住的地方。就这样,很偶然地就进入新闻界。我在《世界晨报》不到一年,到1946年11月因经济困难停办了。1947年上半年,进了由几位党员办的《联合晚报》(用“美商”名义)编副刊《夕拾》,当年“五月学潮”中,同《文汇报》、《新民报晚刊》一起被反动政府查封。

  我在一个广东同乡会办的广肇女中教书,还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上午教书,中午到报社编报,下午上大学,把最后两年学完。上海解放前两三个月,可能地下党领导考虑到我干过两三年报纸,就将组织关系从文化部门转到报纸部门,这样上海一解放就马上到《解放日报》,先当记者,后来当夜班编辑,再当文教组组长。

  到1952年底,党中央撤销原先在几个大区设立的中央局,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东北局,每个局自己的机关报也跟着撤销,但《解放日报》既是华东局的机关报,又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所以仍然保留,当时从每个大的报纸调了四五个人来在北京,充实《人民日报》。我就在1952年底调到北京。

  问:您刚到《人民日报》就在文艺部了吗?最初对新闻的客观性和党性,有何认知?

  袁鹰:那个时候叫文艺组,到1955年才改成部。到了《人民日报》我自己心里挺高兴的,以为报纸就是编稿子写文章,没有感觉到报纸的责任。批《武训传》的时候我还在上海,在《人民日报》第一次直接感受到的是批判《红楼梦》研究,当时我非常意外,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且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宪法》,忽然在报上公开说要批判这么一本书,我就搞不清楚了。那个时候《人民日报》不像现在有24个版,只有四个版,第一版国内新闻,第二版工农财经新闻,第四版国际新闻。只有第三版内容方面广,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学,全在这个版上,也不归组里面管,归总编室管,各个组有什么稿子,交给主管的副总编辑,他批了以后交给总编室。我们自己没有版面,有时一个星期里,见报稿件也没有几篇。

  山东大学的两个毕业生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登在校刊上,有人建议到北京登,结果《文艺报》不登,江青给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火了,写了一封信,罪名就很大了,好像文艺界领导人都向资产阶级老爷投降,不支持马列主义新生力量。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文艺界领导周扬两个人意见差不多,觉得《人民日报》何必用那么多篇幅地来评论俞平伯对古典小说的评论。结果看毛主席发火了,江青为此到报社来了一下,要《人民日报》表态。报社领导不能再推,就让我赶紧写一篇参与这场批判,最好是四五天之内就见报。我只是《红楼梦》的一个读者,连爱好者都说不上,更不是研究古典文学写评论的,还要看看俞平伯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还要硬批他,弄得很紧张,忙了几天,口气也很大,给俞平伯老先生加了一顶帽子。

  报上展开对俞平伯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认为三十年来胡适的唯心主义理论控制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人民日报》文章一发,跟着许多文章也发了。我当时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自己居然也能参加一个战役,《武训传》没有赶上,这一仗赶上了。但是也有一点纳闷,《人民日报》忽然用那么多的篇幅对一篇古典文学评论的书如此开火,到底为什么?说实话我自己也并不太领会。但是领会到一条,就是《人民日报》确实影响很大,时间长了才感觉到党中央或者准确点说是毛泽东主席拿它作为一张牌,一把刀子,思想界、文化界要搞什么运动,常常就是从《人民日报》开始。

  现在回过头来想,当年《武训传》一部电影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批判。就算对《红楼梦》有兴趣的人,不见得都去研究它,都去买这本书看,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就是拿这本书开刀,对知识界、文化界下手。俞平伯那本书也是一个牺牲品,但是如果没有他这本书也肯定会找另外一本书下手。

  电影《武训传》当时的影响更大,《武训传》当时是一片叫好声,你现在再看,也觉得不错,赵丹演得也很好。直到90年代,胡乔木在一次会上说:我要负责地说明,1951年那次对《武训传》的批评,不能说是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基本上正确的。他这个话说得很委婉,实际上意思就是全部搞错了,隔了多少年才给《武训传》平反。说明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文化界,套用胡乔木的话,现在看不一定是基本正确的,甚至可以说基本是错误的。

  后来批胡风问题更大了,最早是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斗争,后来变成反革命的斗争,然后就是反右派,到60年代批那些电影,戏剧,小说什么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条路很清楚,但当时是我们这些人糊里糊涂在里面干的这些事。

  问:《武训传》是建国后的第一场大批判,这种“运动”的报道模式是怎样的?

  袁鹰:新华社一发通稿,你必须得登。特别是像《解放日报》这样大的报纸,至少省级报纸一定要登的。《人民日报》代表中央的声音,非登不可,不管长短。所以像《武训传》那么长一大堆名单也得登,那些有关国际形势、抗美援朝或者国内的经济建设当然也得登。

  问: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文艺批判是怎么回事呢?

  袁鹰:是的。从批《红楼梦》以后我就慢慢提高思想,现在想起来,提高了也是成问题的。当时有一个说法,“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我们时时刻刻要睁大眼睛看看有多少阶级斗争的迹象。到文化大革命我也就靠边了,被打倒了,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延续了这个基本思路,只不过是做得更加厉害,更加疯狂,因此危害就更加大。

  在“文革”以前,从我们文艺部来讲,虽然有的时期稍微放松一点,所谓放松一点,不可能是原则问题上放松,而是能登一点内容比较活泛的作品,不是那些只能登反映阶级斗争的。1961、1962年,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整个党内外政治气氛都比较紧张,那个时候周总理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都有意识地稍微放松一点,所以1962年报上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开辟了个杂文随笔专栏《长短录》,请夏衍、廖沫沙、吴晗等五位老作家来写写,讲得比较宽松。

  但是我们这位最高领导人,一到好的时候他忽然又拉紧了,1962年形势本来是还可以的,到下半年提出一个阶级斗争。天天讲日日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样到1963年以后又紧起来了,批判作品,报纸刊物上接连大规模批判《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等等话剧、电影和文学作品。阶级斗争搞得很紧,在这个情况下,到1965年批《海瑞罢官》,就不奇怪了,自然而然就这么下来了。

  一直以来我们在思想领域管得太紧,现在虽然跟过去不好比,但是这种余韵犹存。《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等等方面的自由和权利卡得太多,这种违宪行为对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好处,特别是对人民群众,共产党的公信力也受到影响。要让老百姓真正从心里服你,不是光靠唱几个歌,特别是少数民族团结这一类的歌,光靠唱歌没有用的,那是表演的一种形式,西方国家最后选票上见,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现在选票只是选小组长,或者是学校里班会这一类,能够自由选团支部书记的都不多,学校少先队小队长也是老师指定的,如果从经济上、政治体系上,解决社会很多矛盾,以及给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人心自然会想着你的,不需要你讲很多,不需要唱歌,也不需要表态,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欠缺。

  当然回过头来看,这些年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从50年代讲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彻底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0年代朱厚泽同志当中宣部长的时候提出来一个“三宽”,宽容、宽厚、宽松,得到普遍的拥护。如果能够按照他这个精神一步一步做下去,不讲别的方面,光讲文艺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能贯彻到还是有好处的,可惜也就是昙花一现。到了90年代又不一样了,也不宽了,他已经看到这个弊病很深,希望能够稍微有一点改变和进步,可惜没来得及施展。

  现在我很希望还有哪一位再来把这个“三宽”认真地再说一说,而且认真切实地贯彻执行,看来是不大可能了。网上能够把这个事情再强调一下,再大声呼吁一下,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进步,对整个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繁荣有好处。我们光说更大的繁荣,没有这么一个气氛,没有这么一个土壤,结果就是多开一点文化企业赚钱,这个大概倒是现实的。如果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大到民族复兴,没有直接的效果,这个繁荣也是虚假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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