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假如鲁迅还活着”—— 一首纪念鲁迅诗引起的麻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8 次 更新时间:2018-01-03 13: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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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 (进入专栏)  

  

   1980年10月20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四周年,我们在副刊(即《人民日报副刊》——编者注)头条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鹤的精品鲁迅像,像下排了一首短诗《假如他还活着》,作者是浙江绍兴五中的教师章玉安,诗不长,只有二十四行: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

   他也许正身居高位,

   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

   官高,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

   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

   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

   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

   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

   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

   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

   他会把手伸向每一个流浪者,

   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

   他也许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

   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

   他也许有了较多的欢愉和喜笑,

   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这篇普通的读者来稿,引起了当时文艺部诗歌编辑徐刚的注意。按编辑工作惯例,四十四周年不是逢五逢十的整年,副刊发不发纪念诗文都无所谓。但是徐刚从来稿中看到这首很不平常的诗,如同在泥沙里发现金粒,立即挑出来,只在文字上略作修饰,就交到主编手里,并且如期见了报。我觉得这首诗不是泛泛的纪念,也没有使用多年来习惯了的“文化旗手”、“硬骨头精神”等等颂词,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深入剖析鲁迅爱憎分明的崇高品质,给今天的读者以严肃的思考和启迪,这正是它的最大特色,最可贵之处。郭老曾有句云:“诗多好的少”,这首诗应该属于少见的一首好诗。

  

   谁料得,没有多久,麻烦就来了。报社领导传达中央某领导同志的关注,先是查问此诗有什么背景?作者是谁?我们当即据实报告:作者是绍兴一位中学教师,诗是他自动寄来,不是报纸约稿,他同编辑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如说有什么背景,唯一的背景就是他是鲁迅家乡的一位教师,仅此而已。

  

   但是,麻烦并未结束。追查者继续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写?作者的矛头针对谁?影射谁?我们答:看不出他的“矛头针对谁”,也看不出他要“影射谁”。质问者就指出:现在谁能在出外时“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不是明摆着影射谁谁谁吗?刊登这么一首诗,是什么居心?什么用意?据传达者说,已经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对一首诗的议论和评价了。“矛头”、“影射”甚至“反革命”一类词语,让人引起似曾相识的记忆,就在不多几年前,我们不是经常见到此类“大批判”用语吗?

  

   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了。我作为报纸文艺部负责人,自然责无旁贷,立即承担一切责任。但我心里明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先向报社领导胡绩伟、秦川等同志详细说明其实很简单的经过,他们当然也明白,问题哪有那么严重?但是上面既来追查,不能不向我传达,也不能不有个交代。我就按惯例用个人名义给这位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由于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编辑工作中有疏忽,使这首某些字句不甚妥当可能引起读者(只能说是读者)误解的诗见了报,会造成某些不良影响,今后一定严加注意云云。用个人名义,因为这位领导同志同我有过几次交往,他寄诗文稿件给副刊,也多是直接给我写信。我将信寄出后,并未惴惴不安,因为我有经验,此事大抵到此就算结束,不会有继续追查作者和责任编辑之事发生,毕竟是十年动乱之后,不大可能再如过去那样以文贾祸了。果然,再无下文。

  

   二十年之后,周海婴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上海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和罗稷南先生有一段“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对话,由此引发了多篇文章,包括黄宗英那篇亲耳听到当时对话的权威性现场见证,引起了好一阵轰动。回过头重读章玉安老师这首诗,不禁感慨系之。章老师在绍兴,1957年大约不会知道“毛罗对话”这件事,不知现在可听到关于“假如鲁迅还活着”的有关议论?但他的诗与“毛罗对话”有一个共同点,即“假如鲁迅还活着”,可能会锒铛入狱。章玉安老师在1980年写“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当然指“文化大革命”中鲁迅很可能被林彪、江青之流投入监狱,“文革”结束后才刚刚被放出了,而早在十多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就明确地回答了罗稷南老先生的疑问:“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据黄宗英文)此处所说“被关在牢里”,显然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牢(鲁迅一生从未被关过),而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的牢了。无怪此言一出,全场震愕,面面相觑,默然无语,而且以后几十年,再无人提及一字。1980年章诗引起的麻烦,并不在“刚刚出狱”四字,而是别的可能引起的联想。若是章老师还有兴趣,到2006年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时,还能再写一首纪念的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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