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4 次 更新时间:2013-02-21 14: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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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 (进入专栏)  

  

  问:回过头来说《人民日报》,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关于文艺的报道,同时接受编委会和中宣部的领导。具体是怎样协调的?

  袁鹰:50年代到“文革”以前大体上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报社工作编委会事情比较忙,再加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跟报社领导历来比较熟悉,比较关心,通过报纸来指导或者是影响文艺界的一些方针政策,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文艺部接受双重领导,基本上我们很多的文章,从社论到小的评论,比较重要的都是先拿到中宣部文艺处去看一看,日常编辑工作,中宣部是不管的。

  问:他们会倒过来直接命题,说最近要组织什么报道吗?

  袁鹰:中宣部同志当时都是尊重报社的,他们都是互相尊重的,遇到比较重要的文章,报社领导就会问中宣部文艺处看过没有,反过来中宣部内部也会说你们回去请报社领导最后批发,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一直比较顺畅。从名义上来讲没有这一条,中宣部也不会承认说同时来领导《人民日报》文艺部,没有的。但是报社来讲就是,有很多文章先请他们看,报社领导尊重中宣部,并没有形成一个直接的明确的领导关系。

  问:江青怎么插手《人民日报》的工作呢?

  袁鹰:江青这个人她是什么都想插手的,特别是文艺界。她自认是文艺界出来的,好像很内行,最早就是《武训传》,当时怎么发表的我不太清楚,后来成立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老家去调查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当时公开见报的调查团有三个领导,一个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袁水拍,一个是中宣部的钟惦棐,第三个是文化部李进,当时谁也没注意这个“文化部李进”,以为是文化部派来的干部做具体工作的,其实就是江青的化名,实际上调查团是以她为主。尽管她当时不是什么官员,但她本身的特殊地位,别人肯定都是听她的,她到哪儿都是按照社论定的调子,按她主观的要求来证明武训是一个剥削人民,品质恶劣的恶霸地主。调查中凡是适合她要求的材料她要,不适合的不要。后来证明什么事情只要江青一插手肯定坏事。

  问: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筹备工作是胡乔木亲自抓的。他想打造一份怎样的《人民日报》?

  袁鹰:胡乔木这位同志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包括《毛选》里面很多文章,包括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他都帮助动手改,从内容观点到文字。另一方面他到底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北京念大学,有自己的想法,有才华,也想把报纸办得活泼一点,多样化一点,这样更能够有读者,他本人文化比较高,也能够写文章,不光是能写社论,也能够写古典诗词。他不是外行,知道文章怎么样才算好文章,有真情实感,不能说假话,不能虚情假意。

  但是他上面又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管着,不能越雷池一步,明明是不对的也得这么说。所以他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我想大概他自己也挺苦恼的,并不是那么心情愉快。他有的诗写得很好,很有感情,也不像他作为中央代表人物到报社来讲话那么严肃,不可侵犯的样子。我跟他接触过,因为他有一些诗词就直接寄给我。所以我在文艺部编报也有个有利条件,有时候他火气很大,要查一篇稿件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背景,我就个人给他写一封信承担责任,说工作疏忽了,政治思想不强,今后一定注意等等。写一封信也就了了,他是这么一个人。

  他在改版的时候发挥长处,他懂得很多,一个是过去的报纸他知道很多,除掉上海那些小报不算,在群众当中有影响的一些报纸,副刊怎么编的,他能讲出很多道理出来,要走入到社会各个方面,要照顾读者各方面的兴趣。再一个他提了很多作者,这些作者有延安时代的一些老同志,比如说李锐,延安时代也是才子,但是后来不搞报纸了,干水利去了。他提了一大堆名字,也有很多当年他上学时看到的北京报纸的一些作者,有一些作者我们都不知道,或者只在旧书摊上看过他们的书。他要我们去找那些老文人,有的打听了半天也不清楚此人到底是死是活,比如张恨水,但是这些作者怎么能够请来《人民日报》上发文章呢,当然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早去世了。

  再比如说沈从文,解放以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有《人民日报》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在这,约他他也不好不写,但是他也不敢放开写,写的跟他原来写湘西的也不一样了,写《天安门前》,完全是歌颂型的一篇文章。

  问:那个时候已经扩成八版了吗?

  袁鹰:八版,一开始没有名字的,就是第八版,所以在北京很多作者中就把副刊叫成八版。

  问:您从他列给你们的名单中,能不能看出他的取向?

  袁鹰:要按后来讲就是相当右倾了,如果要加帽子的话。因为他提出的那些老作者,实际上解放后都没写,只不过他有这么一个印象。还有以前在延安时代这些人都能写的,像李锐、曾彦修,但是解放后各有各的工作岗位,有的还担任领导工作,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写。

  像萧乾这种是被认为虽然不是反动的,至少是有害的。郭老解放前在香港一个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斥反动文艺》,他列了几种人,其中就点沈从文、萧乾,文章是嬉怒笑骂,他把人分成几种颜色,黑色的是鸦片烟,我记得几句,“鸦片鸦片,你就是《大公报》的萧乾。”但是萧乾这个人还是很热心,胡乔木叫我们把他请来当顾问,给他一张办公桌,他很热心,隔一天来半天,一个星期来几个半天,我们一些编辑向他请教,请他帮忙,他还带我们去向作者约稿。他出了一些好的点子。胡乔木特别提出每天要登一篇杂文,而且放在文艺版头条,他提了一大堆杂文作者名单,包括曾彦修、李锐这些。定了这么一个格局,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所谓特殊情况就是比如说毛主席的诗,一些老帅的诗,很重要的一篇长的散文或者什么以外,必定是杂文打头条。都是这样,这是胡乔木同志他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副刊至少从改版到“文革”前基本上按这个格局进行的,而且影响了全国好多报纸。

  我觉得当时胡乔木的想法,是真的想扩大一些副刊文章的内容,接触面更广泛一点,能够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也可以使报纸丰富多彩,这个想法还是对的。

  问:他期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袁鹰: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当时他可能也有点这个感觉,《人民日报》一直要么就是歌颂,要么就是批判,基本上是搞批判,想改变一下这种板起面孔讲道理训人的印象,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尽量扩大一点,要想去找张恨水,即使我们当时思想再开放,也还没想到,也不敢去找。

  问:之后的《人民日报》比较大的改版有几次?

  袁鹰:大概也就这一次。在那以前,原来是四个版,主要是要报道要宣传的面太多了,四个版不够,还要登一点书刊广告什么的,剩下来没多少。扩六个版大概一年多,1955年到1956年6月底六个版,无非就是扩大一点,中央文件登得多一点。1956年的改版不仅是篇幅增加,第七版完全就是一个理论版了,文艺评论每周一个版,另外就是思想、文化、教育、理论这方面一个版,第八版是副刊,下面还有广告。那个时候区区65行,大概整版的60%还不到的篇幅,要登好多篇文章,当时副刊规定了至少要八个题目。现在我也问文艺部的同志,你们现在太阔气了,题目做得很大,四五篇稿件就占一整版,可惜了,我们那个时候是斤斤计较,一小豆腐块都要想办法尽量利用。

  问:这次大的改版之后就没有了?

  袁鹰:之后至少在“文革”前就没有,“文革”当中我也靠边了,到了“文革”后我恢复工作,担任文艺部主任,那个时候还是八版,副刊也还是基本那个格局,多一个文学作品版,多一个文艺评论版。

  问:这样来说,胡乔木那次的改版举动还是影响很深远的。

  袁鹰:很深远的,而且不仅是《人民日报》,对全国的报纸有一个带头示范作用。《解放日报》马上也有一个固定的副刊版面,而且有一个名字叫《朝花》。

  问:6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日报》在这一阶段是如何响应号召的?

  袁鹰:毛泽东说是这么说,但他也是在整个形势下被动提出来的。一个是三年困难时期,灾荒,不少地方已经饿死人。那个时候觉得整个空气比较紧张,粮食也缺乏,商品也缺乏,大家生活比较紧,如果思想文化这方面再弄得很紧张,老百姓意见更大。宽松一点,大家能讲讲话,包括邓拓的《燕山夜话》,日子过得紧,经济上差,至少心情上稍微宽松活泼一点。再一个是庐山会议后压缩得太紧,不仅老百姓不敢讲话,党内高级人士也不敢讲话。这些不满都是冲着他来的,所以他提出来要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说实话,这个局面在毛泽东去世以前也没有出现过,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现在有没有完全出现,我也不敢这么说。

  其实那个时候要说批评也只是针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主观主义而已。所批评的社会现象,所批评的党内问题,实际上还不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没涉及到党内的专制、贪污,或者像现在这些高官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滥用公款,只是一些作风问题,一些小范围的轻度的毛病。

  问: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1959年接社长)时,身兼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数职。能否回忆下,他是如何领导报纸工作的?

  袁鹰:吴冷西同志当时来报社是在毛泽东批评邓拓死人办报的时候,他先来管版面,首先抓“反右派”的宣传。邓拓调走以后,他当社长兼总编辑。那个时候他本身地位也变了,又管新华社,还兼中宣部副部长,有一阵还兼人大常委副秘书长,参与写一些对修正主义的大文章。他不大管报纸了,大的方面管管,也不看大样。有一段时间他还要看各个版大样,我们按规定送到他办公室,他说你们送来归送来,我如果有意见要改的就给你们,不还给你们就没有什么意见,你们也不要等我,实际上他那个时候也是遥控了,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问:我看到一个说法,毛泽东曾说,“1957年四、五、六这3个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总编辑。”

  袁鹰:当时我们也听说过。主要是反右派斗争,他当总编辑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在报纸上要开始点名,怎么点法,由他决定。其实《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这些文件都是他写的,报社只有邓拓他们几个人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次我们文艺部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有大字报,我们回来也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墙上,肯定北京大学的整风运动,认为应该报道。后来反右开始后,人家还说我们几个人想借北大的大字报在报社引起动乱,整了我们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清楚,觉得真的是形势挺好,大家应该有话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邓拓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意识到,所以后来毛泽东批评他,先是说书生办报,后来说死人办报,所以他说那几个月是他自己当总编辑,什么时候开始反攻,什么时候通过找一个什么理由,毛泽东最善于的就是抓住一件小事,把它无限扩大,扩大到很大。像《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判,都是一个很小的题目做成一个大文章。

  问:那您觉得书生办报和政治家办报的区别有哪些呢?

  袁鹰:我认为书生办报是中国报纸的传统,中国开始有报纸这个东西是在清朝末年,正是一批爱国书生通过办报来攻击清朝政府的腐败,通过报纸来启发民智。

  中国最早是没有报纸的,邸报只是等于现在国务院通报任命这么一个文件。所谓报纸就是舆论了,有一种民间的色彩,这些办报的人不仅是爱国的,而且是有才华的书生,他才能够通过文字的东西,通过写社论也好,写短篇也好,一直到写这种诗词歌赋,发表他的主张,引起群众的注意,赢得群众的拥护,成为一种舆论力量。书生办报是中国的近代文明的传统,讲得高一点是革命运动中很重要的部分。毛泽东认为书生办报太书呆子气了,没有政治头脑,这种贬义词是不对的,没有书生办不了报。

  按当时来讲,提倡政治家办报,这个政治家也必须要有学问的,有文化的,有见识的,而且是有文采的政治家才能办报。光靠党八股,讲空话,或者只会打人,只会喊口号,办得了报吗?也许可以办一张报,那个报纸有人看吗?

  当时他就认为邓拓没有领会他的政治意图,我现在觉得,实际上邓拓是领会了的,他没有按那样去做。他没法控制整个局势,但是报社内部他控制了,他没有让大家卷进去。少数人也提意见,后来当然全国开展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也不可能不搞,他实际上保护了很多人,当时他能做的也就是这点。

  问:这些年您在《人民日报》的沉浸和熏陶,怎么认识党性和新闻的客观性?

  袁鹰:我们的党报经常讲党性两个字,经历这么多年,各种正面反面的意见都在说。我的领会是,党性首先不能独立于人民之外,更不能驾凌于人民之上。因为报纸就叫《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不是party’s dail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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