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夏衍教我编报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7 次 更新时间:2017-12-29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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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 (进入专栏)  


夏衍同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世纪文化巨匠,在文学、戏剧、电影、新闻、翻译、外事和团结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和卓越的业绩。他也是新闻战线的老前辈,在上海、广州和桂林编过《救亡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复刊改名《建国日报》),在香港编过《华商报》,在新加坡编过《南侨日报》,在重庆编过《新华日报》。他在《懒寻旧梦录》的《记者生涯》那一章中回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他将报纸工作从记者直到总编辑的许多岗位都统称为“新闻记者”),他深情地说:“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我有幸在他这个“十二年”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同这位久已敬仰的前辈结识,其后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编报纸、编副刊,直到离开工作岗位后,也还时常聆听教诲。屈指算来,已有半个世纪了。


一、在上海初次识荆


第一次见到夏公,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下旬,我刚刚进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进入新闻界很偶然,我不但终身无悔,而且终身感到幸运。《世界晨报》是一张倾向进步、文化气息比较重的小型日报,由刚从重庆回来的上海老报人姚苏凤和翻译家冯亦代两位先生主持,姚是总编辑,冯是经理。据介绍我进报馆的老友顾家熙悄悄告我,这张报纸是夏衍先生在幕后支持的。我听说过夏衍抗日战争爆发时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先生办《救亡日报》,担任总编辑,上海成为“孤岛”后,报纸迁往广州,又迁往桂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刊,改名《建国日报》,风行一时,不到半个月就被国民党查封。家熙也是在《建国日报》投到夏公麾下的。他这一介绍,增加了我对夏衍先生的认识,原先我只以为他是一位剧作家和报告文学家和翻译家(我已经读过他的许多话剧剧本、报告文学《包身工》和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哪里知道他还是一位有高度政治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新闻界前辈呢?

有一天傍晚我回报馆,碰见亦代先生正送一位客人出办公室。那位中年来客身穿深色长袍,围一条浅咖啡色围巾,白皙清秀的脸上架一副玳瑁边眼镜,同亦代先生边谈话边向外走。亦代先生迎面看见我,连忙报呼:“你回来了,正好。来认识一下,这位是夏衍先生。”

然后侧身对客人说:这是刚来报馆的记者,本来在上海的。他又补充一句:现在还在大学读书。

夏衍先生含笑同我握手,问是哪个大学。我答:之江大学。

“哦,你也是杭州人?”他用杭州话问。我知道他和亦代先生都是杭州人氏。

我连忙说明:我不是杭州人,只是抗战前在杭州住过五年,读过小学和初中。之江大学是“孤岛”时期由杭州迁来上海的。

家熙兄正跟在他们后边,走上来插了几句,说我很喜欢文艺,“写过不少散文小说,也写诗”云云,弄得我脸上一阵发烧,嗫嚅说不出话。夏衍先生却坦然一笑:“蛮好,蛮好,可以多写点。”

这就是我“初识荆州”的镜头,时间是1945年12月下旬的一个黄昏,地点在上海静安寺西一幢大楼底层甬道,直到如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从此,我就常在他的春风熏沐之下受到教益,更成为毕生珍贵记忆的,是不久之后我就得到每天亲手发一篇夏公稿件的机缘。


二、东风吹开“蚯蚓眼”


1946年1月初,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浪潮推动下,作为国共“重庆谈判”的积极成果,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政协会议前,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企盼着时局的进展,然而,国民党的“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把持着舆论,人们看不到真实的消息。在重庆,还有《新华日报》和几家进步报纸透露点真情,而上海和广大“收复区”的老百姓,则既看不到《新华日报》,也看不到新华社电讯稿,看到的只能是“中央社”。

《世界晨报》的总编辑姚苏凤先生同国民党大员潘公展过去曾有较深的私人交往,潘公展当时身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要职,他关照苏凤先生在《世界晨报》上一定多用“中央社”消息。苏凤先生不便公开违拗,只能以小型报纸版面有限、新闻容量不大去搪塞。他苦思冥想,生了一计,用进步言论来抵消“中央社”影响。于是同冯亦代先生商量,请夏公在《世界晨报》上开辟一个时事杂感小专栏。夏公欣然允诺,同亦代先生在南京西路一家小咖啡馆商谈时,随手就在咖啡座上写了第一篇。

这就是《世界晨报》1946年1月10日开始见报的花边文字:《蚯蚓眼》,署名东风。那天正是政协开幕、蒋介石不得不下“停战令”之日,同一天,世界人民瞩目的联合国大会也在伦敦举行。《蚯蚓眼》就这样开张:

今天是个好日子,一个有关世界和平和一个有关国内和平的会,同在这一天开始了。

报载:“陪都乐观空气到达高峰。”我们希望这句话不是语谶,因为到了“高峰”,以后就得向下行了。

乐观空气之中,马歇尔元帅显然是一个主角,于是有人写文章的题目是《希望还在美国》。希望在美国吗?我们以为民主不是克宁奶粉,它不能廉价从外国运进来的。

字数不多,却如一帖清凉剂,使那些对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中国“调处内战”的马歇尔抱有幻想的人稍为清醒一下。民主道路崎岖,决不是靠一个会议就能得到,更不是靠洋人来赐予的。

这种三言两语式的时事杂感,在当时上海报纸上并不多见。它的形式很像鲁迅先生当年的《小杂感》、《忽然想到》和《半夏小集》,但是针砭时事,却更直截,更迅速。抗战后期重庆《新华日报》的“司马牛”专栏,就是这样短小精悍的匕首和投枪。那个“司马牛”专栏,正是夏衍开创的。小小的《蚯蚓眼》,一问世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不少有心人还向我们打听“东风”先生是谁。

1946年3月间,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的座机在南京郊区撞山失事,机毁人亡。即使“中央社”还在故作镇静,闪烁其词,说什么“戴氏前曾屡次遇险,均获安然脱身”云云,但人们还是奔走相告,人心大快,都说是“恶人有恶报”。十年来吃够了特务的苦头、谈虎色变、有些过分天真的人更是额首称庆,似乎中国的特务统治随之就灰飞烟灭。夏公就在《蚯蚓眼》中写了一条:

戴笠将军乘飞机失事的消息,成了全市议论的中心。中国人永远把人看得太重,把制度看得太轻。

那年4月间,苏凤先生调我去编第一版时事要闻版,这样,每天晚上就发一篇《蚯蚓眼》。天天傍晚,工友必定从门口收发室取来一只信封递到我的写字台上,边走边说:“蚯蚓眼来哉!”

信封上写我的名字,信封内只有半页纸。夏公为文很少使用稿纸写,大约是多年来的习惯,直到晚年也是如此。那时他多半写在合众社或者美国新闻处电讯稿的反面。通讯社每天总有一叠送到各报馆,有的还是免费赠阅。纸质较厚,书写方便,且不易破损,当时好几位文化人都爱用它的反面当稿纸。

《蚯蚓眼》专栏总是安排在第一版下方,栏目名制了锌版,尾花也是固定的:一串钥匙,从第一天见报就用它。不知开始时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串小钥匙,也许意味着帮助读者解开扑朔迷离的政局之锁吧。

6月15日那天的《蚯蚓眼》,针对当时阴霾密布、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以这样的笔调开头:

继杜聿明后,又有阎锡山等六大员要求取消休战令。昨天各报还有一个南京电,“某不愿发表姓名之官员”谈,“时局不能再拖,政府宁愿出之一战”。

这种武人联名通电的作风,使人想起了民初的督军团。特别是由阎锡山领衔,更有轻车驾熟之妙。

那天晚上,我们两三个上夜班的同事正在办公室议论“督军团”的妙喻,工友又照例递来一只信封:“蚯蚓眼来哉!”我抽出一看,是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启事:东风先生近有平津之行,《蚯蚓眼》暂停。”

我看到了这则启事,不禁满腹狐疑:《蚯蚓眼》问世五个月,从未停过,这一“暂停”停到什么时候呢?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姚苏凤先生,说夏公来了这么一个“启事”,我建议如果时间不长,等他从平津回上海后接着发稿,似可不必登“暂停”启事。苏凤先生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还是照发吧。他说暂停就暂停吧。”

这则“暂停”启事,在6月16、17日连登两天。从此《蚯蚓眼》再未出现,“暂停”成了绝响。好久以后才知道:所谓“平津之行”是个烟幕,夏公是奉周恩来同志之召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去了。


三、借“小品文”呼唤杂文


夏公笔耕七十多年,真是著作等身。不完全的统计,从1927年出版第一本翻译德国倍倍尔所著《妇人与社会》起,到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四卷本《夏衍选集》止,六十年间,共出版创作和翻译著作至少在八十种以上。还不包括大量未及搜辑编集的作品,包括电影剧本、影评、剧评、政论、杂文、小品、随笔、通讯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连他本人也记不清用的什么笔名,发表时未得保存,因而无从查考。七十多年中,他写了恐怕不下一千万字。廖沫沙同志说过:“夏衍同志的写作能力简直是无限。”“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见《夏衍杂文随笔选集》代序。)

但是,如果将所有电影、话剧、小说、散文等方面的创作和翻译的书稿统统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到他全部写作字数的一半。另外一半以上,则是政论、时评、杂文和随笔。他写的数量最多、时间最久的,是杂文。他终生念念不能忘情,总是丢弃不下的,也是杂文。杂文是夏衍全部文学生活中重要的、辉煌的篇章,是他全部生命中一个血肉组成部分。在一位毕生为国家民族呕心沥血的文化战士手上,杂文最善于感时咏志,直抒胸臆,最易于表达强烈爱憎,剖析是非黑白,最便于宣泄忧患情怀,也最能直接地赞颂光明、真诚、善良、正义,鞭挞黑暗、奸诈、邪恶、腐朽。

1954年初,《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带领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学习“老大哥”《真理报》的全套经验。回国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真理报》经验的长文,其中有一篇就是谈《真理报》小品文的。其实,《真理报》上这种讽刺性的纪实文体,同我们的杂文有许多差异,更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古典的明清时代的或“五四”以后的小品,不知那时怎么会译成“小品文”三字?不过,在学习《真理报》蔚然成风之际,借用他们的“小品文”来振兴一下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小品文,未尝不是一个契机。因为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早已很少出现杂文了。

我在1952年底奉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顶头上司林淡秋和袁水拍同夏公过去都很熟。我们知道夏公在上海很忙,但仍然去信表示衷心的愿望,希望他就这样的题目能写一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这愿望果然没有落空,文章很快就寄来,就是1954年5月16日发表的《谈小品文》。

夏公一开始就点明这小品文并非照搬苏联货:“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新的文体,其实,我们过去习用的所谓杂文或者杂感一类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小品文。而杂文或杂感,则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早就是我们进步文学向各种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种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我们思想战线上最优秀的战士——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鲁迅都是最卓越的小品文作者,都是最有效地运用这种武器打击了敌人的能手。”他又说,小品文是匕首,是投枪,它的功能是一针见血。

杂文(小品文)作家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和修养?他认为有三条:第一是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第二是旗帜分明的爱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和强烈的对于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的憎恨,以及从这种强烈的爱和憎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的“不能已于言”的真情实感;第三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所应有的文学素养、精炼的文体、讽刺和幽默才能、深刻的生活经验和广博的社会知识。他殷切地呼唤作家们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对于一切阻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一切阻碍进步的旧思想、旧势力展开剧烈的斗争,而不要视为畏途,更不要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缄口不言,怕负责任。

话是这么说,实行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时代毕竟同鲁迅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有夏公这样的老杂文家的呼吁,有《真理报》可以借鉴,杂文的振兴仍然姗姗来迟。对电影《武训传》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刚刚过去,从1954年秋天又连续进行了对《红楼梦》研究倾向、对胡风和胡适的“大批判”,政治气氛逐渐严峻而凝重。在这种气氛中,杂文家即使有“不得已于言”者,下笔之际,不免也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所以仍是寥若晨星,难得一见,即使偶出一两篇,也是坐而论道,四平八稳,很少尖锐泼辣,旗帜鲜明。直到又过了两年,党中央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以后,情况才有好转。夏公本人,也才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后恢复的副刊上,发表他在《人民日报》上的第一篇杂文。


四、《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


1955年7月,夏公由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从此,我见到他的机会就多了。除了文艺界的一些集会外,我那时还有一项固定的工作,即作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人员,同新华社总社文教部一位编辑一起列席文化部的部务会议,因而总能定期见到夏公。因为《人民日报》从解放初期开始,形成一条不成文法:报纸关于文艺的宣传报道,在接受编委会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中宣部主要是副部长周扬、文艺处(当时不叫文艺局)处长林默涵经常指导文艺思想、方针、政策方面的大政方针和报纸上重要的选题计划,审定有关文艺方面的社论。而日常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宣传报道,则更多地依靠文化部及所属各个业务局的指导和帮助了。

夏公是办报纸的行家里手,他最懂得舆论的作用和威力常常比行政命令、开会布置、发文件、做总结一类的领导方法大得多。他对报纸文化艺术宣传的指导,常是最及时、最具体也最细心的。比如有一次部务会议讨论故宫博物院工作,郑振铎副部长慷慨陈词,从故宫博物院防火设备落后状况说到不少地方珍贵文物的散失,说到动情处,几乎声泪俱下:“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任凭国宝损失,我们就是犯罪!犯罪!”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夏公忽然侧过头指指我:“你们可以发篇短文批评一下!”振铎先生又重复地说:“再不抓,简直不得了!”有时,在讨论电影或者戏剧工作时,夏公也会当场提出请电影局长、艺术局长为《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有他发话,报社的组稿工作就好做得多。

1956年暮春时节,浙江昆苏剧团为首都舞台送来一出好戏《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城,场场满座,“满城争说十五贯”。尤其是饰演况钟的周传瑛和饰演娄阿鼠的王传淞的出色表演,使人击节赞赏,拍案叫绝,人们一下子改变了对这个古老剧种的偏见,空谷幽兰,重放清芬。田汉同志讲了句“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引起文化界、戏剧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思。当时又正值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之后,“肃反”有很大成绩,自然免不了也出现些冤假错案。周恩来总理专门要公安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员都去看看这出戏,从况钟那支“三起三落”判案的笔到无锡县令过于执凭主观臆测办案的笑话,照一照镜子,从中得到正面和反面的启迪。

夏公当时在文化部分工并未主管艺术局,但他以一位老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一个老戏剧家的事业心,及时抓住这个契机,又一次提醒我们“赶快发一篇短文”。5月17日下午,他在出席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十五贯》举行座谈会的间隙中,专门打电话来催问,并且说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座谈会。我的政治敏感性很差,只回答说已经约请谁谁谁在写评论了。夏公以办报行家的口吻急切地说:评论文章迟几天发不要紧,先发一篇短文,最好今天搞好,明天见报。

我不敢怠慢,放下电话就动脑筋。那时已经快到下班时候,不少同志已离开办公室,去参加座谈会的朱树兰尚未回报社,来不及再请别人写,只好自己动手,草草赶出一篇短评。我不懂戏曲改革,对昆曲更是一窍不通,此时都无从顾及,幸亏看过一场《十五贯》的演出,就根据夏公在电话里讲的一点精神,匆匆凑了一千字。

傍晚,我带着原稿赶到朝阳门内夏公寓所。他正同几位朋友吃晚饭,一见我走进客厅,立即离席而起,接过原稿坐到写字台前。饭桌上,姚溱同志招呼我:“来来来,别着急,喝杯酒吧,上等绍兴酒。”我哪能坐下喝酒,只好辞谢,站到写字台边等夏公审稿。

他边看边改边说:“总理今天在会上说了一番话,要引进去。”

我为难地说:“总理的话是不好随便摘引的,要请总理自己审定。”

夏公挥挥手:“那好办。新华社电讯稿里肯定要摘,他们会请总理审稿的,你只要从新华社消息中摘引几句就行了。”

改完以后,他抬头盯住我问:“这篇东西能作为社论发吗?”

这却是我不曾想到的事。我原以为,能作为不署名的短评配合新华社消息发在第一版下角,就很不错了。《人民日报》那时的规矩,凡社论大都要早几天送到中央有关部门或者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处审阅定稿,才能发表。而这篇千字小文,是按短评形式写的,题目是《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像个杂文题,怎能作社论发呢?我只好迟疑地说,回去同总编辑商量一下看。

姚溱在那边饭桌上忍不住插嘴:“!你们也可以打破一下框框嘛!”

夏公送我到客厅门口,又叮嘱一句:“你跟邓拓说一说,最好发社论,影响大些。总理对它评价很高的。”

他最后这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一回到报社,立即给总编辑邓拓去电话,转达夏公建议。邓拓一锤定音:“可以。”他还要我马上同新华社联系,将他们所摘周总理的那段讲话要来,引到文章里。

周总理说:《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同志非常熟悉文艺。他对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细致的支持,有如春天的雨露,点点滴滴都铭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也许是由于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多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从夏公身上就常常使人感受到那位伟人的风格。即如《十五贯》的这篇社论,经过他的修改,下边的段落中就体现了他的细心和关切:

“浙江省昆苏剧团轰动上海、轰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不仅给了现代的过于执们一个响亮的回答,也向这几年的戏曲改革工作,向领导戏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少的花被冷落了,没有能灿烂地开放?在扶植和发展了不少地方剧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压抑和埋没了另一些地方剧种?”“据说全国的地方剧种和艺人至今还没有完全、精确的统计和调查,这中间,蕴藏着多少艺术珍宝,亟待我们去发掘啊!那么,那些对于我们还很生疏的剧种的命运,也就十分令人牵挂了。希望每一个还没有受到重视的剧种,今后不再要到来北京演上一出戏以后,才能‘救活’。”

《人民日报》为了一出戏发社论的事,在过去不曾有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另一种性质的社论,自当别论),在那以后也不见。此论一出,社内社外都不免有耳目一新的反应,见报当天下午,胡乔木到报社来,恰好碰上每日例行的编前会,他也如平时一样顺便参加。值班副总编辑有点惴惴不安地问:“今天那篇《十五贯》的社论你看了吗?行不行?”接着就略加解释:“昨天正好手头没有别的社论了。”言外之意,是不得已才用它顶社论发的。我又赶紧补充一句:“是夏衍同志看过的。”乔木只点点头:“行啊,怎么不行?”我们才算放下心。


五、“做厨子不易”


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扩大版面,增加报道内容,并且在第八版上恢复副刊,副刊没有刊名,人们就称之为“八版”。我奉命担任八版主编。虽然我在上海解放前曾经在地下党领导的《联合晚报》编过几个月的副刊《夕拾》,又因中学时代就开始向上海的报纸副刊投稿,对报纸副刊似乎尚不陌生。但是彼一时此一时也,要编《人民日报》副刊,不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幸而得到许多老中青作家的支持,出谋划策,提供稿件;当时受党中央委托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两次来文艺部作具体的指导,出了不少主意;加上文艺部的主要负责人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位又都编过副刊,有他们坐镇把关,我也就不太怯场了。

我去请教夏公这位办报纸编副刊的前辈。他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副刊也好办也不好办。”这句话的内涵,我能理解。我渴望他能耳提面命的是究竟怎样才能办好。他笑笑说:

“以前我在《华商报》写过一篇编者的话,叫《做厨子不易》,我看现在更不易。”

《做厨子不易》是夏衍一篇短文的题目,发表在1947年11月14日的香港《华商报》副刊《热风》上,用编者名义,谈的却是编副刊的甘苦。我回来赶紧找到那篇短文,细细读了一遍。

早有人说,编刊物像做厨子,每天一桌菜,要得到一家老小大家满意才好,而现在,我这个厨子的服务对象是一个“大杂院”呢!像“节约餐”一样的已经有一种限制,而读者从名流学者到工农大众,各有水准与嗜好之不同。譬如这次的读者来信中,有人说:“多登一些文艺作品”,有人说:“文绉绉酸溜溜”的玩艺儿愈少愈好,有人说:“我们要刺激”加大葱辣椒,但也有人相反地说:“最好轻松一点,不要剑拔弩张”。这些,编者认为还是一个可克服的技术问题,把这些不同的要求记在心头,在配菜上特别留意到每一个读者的嗜好,求出一个大多数人的共同性来,这难题是勉强可以对付得过去的。其实,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还不止于技术,而应该是还有一个心术的问题,不偷工减料,不懒得出去采访,而随便买些烂鱼臭肉乃至有毒的东西来伤害主人的健康,这不是为一个厨子的天职么?

短短二三百字,用极其通俗浅显的比喻,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我体会它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不止是做菜的技术,做什么样和多少种的菜让吃的人满意,而在于他的“心术”,即如何为主人服务的良心和道德。作为一个副刊编辑,重要的不止是稿件取舍、版面编排,而是如何为读者服务得好的思想、精神和责任感——每个编辑人员的“心术”。

《华商报》是中共港澳工委当年在香港办的报纸,当然要反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张,但它是以民营面目出现的,对象又是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明确提出将“为读者服务”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将读者看作厨子的主人(而不是顾客),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非同一般的。

果然应了夏公那句话:做厨子不易,现在更不易。《人民日报》毕竟不是《华商报》,解放后的中国大陆更不是1947年的香港,夏公当然心如明镜,只是没有细说。我是从多年的磕磕碰碰、摔跤呛水中逐渐明白,而且至今也未必说得清楚。其中甘苦,说来话长,此处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我和副刊编辑们企求于夏公的,自然不止于“厨子”论,更渴望读到他的杂文。我知道,希望他仍然能如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在上海《世界晨报》那样每天来一二百字的“司马牛”、《蚯蚓眼》,或者如后来在香港时那样每周每半月来一篇《蜗楼随笔》、《茶亭杂话》,那是奢想。夏公作为文化部副部长(一度还任党组副书记),又兼任许多文化艺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公务繁忙,琐事缠身,不可能每天抽出写文章的时间。但是,他若能不时地给点杂文,我们就很满足了。因为夏公不止一次说过,副刊最重要的是杂文,杂文是副刊的灵魂。我也是按他的指点编副刊的。夏公没有让我们久等。8月初,就寄来他给《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署名任晦。

文章针对解放后许多企业、商店、学校纷纷改掉原来名称以排号代替的现象,提出批评。他从北京的一○一中学说起,说到清华大学的校名得到保留,但知识分子心中有相当浓厚印象的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这些名称早已不见,许多老百姓熟悉的老铺老店也已改为第七门市部、第八供应站了。接着又说到“这种风气也流行到了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文艺界”,“我们的文艺杂志、文艺团体似乎有了一套正名规律,不是‘人民’,就是‘中国’”,最彻底、也最有讽刺性的是漫画杂志。在外国,这一类杂志有的叫《鳄鱼》,有的叫《箭》,有的叫《牧鹅少年马季》,而我们中国,就直截了当地叫做《漫画》。正像一个人的名片上只印着一个字:人。文章如此议论下去,最后就引出了这样一个神来之笔的结尾:

我设想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

姓名:王十七。

籍贯:第五省、第三十八县、第二十六乡。

学历: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学毕业。

职业: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门市部经理。

此文一发,反应热烈。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们听到的常是截然相反的评价。某些习惯于一切都统一按军师团营连排班编制排号定名的人,自然要大为反感,斥之为“奇谈怪论”。幸而那时正是“双百”方针刚刚宣布不久,随意“上纲上线”的歪风尚未兴起,否则,也会出现追查动机、目为影射之类的“商榷”文章的。证之于后来大动乱年代又一次兴起改名为“红旗”、“永革”、“卫东”、“卫青”的狂潮,以及近一二年来又纷纷恢复老字号、老名称的热风,再回头看看这篇四十多年前的杂文,可以看到:夏公说的其实是一条非常朴素的真理。

夏公知道“厨子”的主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口味,需要为他们调配各种不同的菜肴。同时,他也最擅于利用副刊这块园地发表些在其他场合(例如会议)不便或不适合发表的意见。《“废名论”存疑》引起波澜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却写了其他方面的文章。1957年初,他用“子布”的笔名,连续写了三篇关于电影的杂感,对当时电影事业遇到的困难,提了中肯的意见和尖锐的批评。6月间,“反右派”的风暴倏然兴起。一时间电闪雷鸣,刀光剑影,他又应副刊之请写了两三篇杂文,形势使然,未必是他的本意。大势所趋,难以有什么作为。那一时期,副刊用大量篇幅连续发表了许多“反右”稿件,也是在雷霆万钧的严峻气氛中不得不发的,根本谈不上“主人”(读者)口味的需要,也不是“厨子”的技术和心术所能决定。

做“厨子”确实不易!


六“幸存者的责任”


十年浩劫,夏公同许多老同志一样,惨遭磨难,目损肢残,那批阴谋家野心家对他们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尤其是江青那条毒蛇,对三十年代就知道她那些见不得人的底细的老文化人,有刻骨镂心的仇恨,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夏公被囚达九年之久,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幸有毛泽东主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的批示,才得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

我听到他回家的确讯,已是在四凶被翦除之后。尽管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所谓的“结论”上还留着尾巴,但他一见到我,仍然像过去一样关心报纸的工作。他反复地说到两件事,建议报纸注意:一是要澄清所谓“文艺黑线”问题,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文艺界大是大非搞清楚。二是要纪念那些被林、江一伙迫害摧残致死的文艺家,清除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替他们恢复名誉,他说这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在谈到这两件大事的时候,他神情肃穆,语调凝重,却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灾难。他这两条建议,对动乱初定后的报纸文艺宣传,实在具有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作用。

他身体力行,开始写一批怀念和悼念文章。最早寄来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巨星永放光芒》(1978年3月2日《人民日报》),后陆续寄来《忆阿英同志》、《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又在《人民戏剧》杂志上发表《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念应云卫同志》(1978年11月19日)和《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1979年5月27日)。还有回忆广东作家黄谷柳的《忆谷柳》(《花城》1979年第1期)、《悼念田汉同志》(《收获》1979年第4期)、《悼金山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7月)、《哭承志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之的不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忆健吾》(《李健吾文集》序)、《韬奋永生》(《新闻记者》1984年第7期)、《忆达夫》(《人民日报》1985年9月)、《纪念章泯同志》(《电影艺术》1985年第11期)、《忆夏尊先生》(《浙江日报》1986年6月11日)、《悼秦似》(《羊城晚报》1987年7月)、《纪念郑正秋先生》(《文汇电影时报》1989年2月4日)、《长江的道路》(《新闻研究资料》1989年第2期)、《纪念艺术大师欧阳予倩百岁诞辰》(《人民日报》1989年5月)、《怀念袁牧之同志》(《人民日报》1989年11月)等等多篇。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悼念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更关注一些长期被冷落、已经鲜为人知而实际上对革命、对人民有特殊贡献的人。《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过他的《一个被遗忘的先行者——怀念“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和《回忆杨贤江同志》。还刊登过他一篇短文,回忆他在三十年代受潘汉年同志的嘱咐,去联系隐居当时上海法租界里的一位秘密共产党员杨度。人们都知道杨度是当年袁世凯的“智囊”人物,“筹安会”要员,有名的保皇派,若无夏公此文,谁能想到他后来思想转变得那么大,竟成了中国无产阶段先锋队的一员战士!1982年11月的一天,夏公从北京医院来电话要我立即去他病房,告诉我中央已决定为蒙冤三十年的潘汉年同志平反,陈云同志要他写一篇文章。两天后他在病房中完全凭记忆写成,在我送去的校样上改定后,又告我经过考虑,此文先不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可能是“潘案”关系太大,受冤太深,公开发表可能影响不好,就先由其他报纸发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猜测,真情如何,至今也不清楚。


七、报纸的小事不能马虎


夏公对办报编报有很深的感情,他常喜欢自称“白头记者”,因此对报纸编辑、排版、字号、稿费直到送报时间这类小事,都备加关注,常常提醒我们不要马马虎虎。这几封书简可以窥见一斑。

1979年1月12日来信:

袁鹰同志:

一件小事麻烦您。我们这里的邮局“改革”了投递制度,换了投递员,每天的报纸要到十二点乃至一点才到,这就打乱了我的生活秩序,而且常常漏送一份或两份,向邮局提意见也毫无效果。由于此,有几天《人民日报》都没有看到,邮局也不让补,因此,我拜托你给我补一份今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及八版上发表的流沙河的诗《不再怕》。拜恳。

关于邮递这样慢的问题,看来只能向市长求援了,您们报社能否派记者调查一下实际情况,替读者呼吁一下?

问好。

夏衍一月十二日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我们除了给夏公补寄他要的报纸和发表流沙河诗的副刊以外,其他实在无能为力。转给邮电部门或者“向市长求援”,怕也一时不易解决。出报时间迟和漏送等等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发行体制这类根本性问题。夏公不止一次回忆起抗战前在上海、抗战中在桂林、重庆以及解放前在香港时,清早起床就能看到报纸,上街就能买到报纸,言下不胜今昔之感慨。

1981年7月17日信上说:

袁鹰同志:

小样已粗粗看了一遍,小五号字还是可以看,不过中间没有空格,排得挤,都是对老年人的惩罚。为此,付印前,还请你们再校对一次,拜托。

知名不具七月十七日

这几句话,是写在一份小样上的。夏公为报纸写了一篇文艺评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体育事业的突飞猛进,两年半中即在各种国际比赛中夺得了五百九十八枚金牌的可喜成就,讲到文艺方面,尤其是电影方面的不足。引了胡耀邦同志在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强调学习重要性的一段话以后,说:“他讲的是大道理,是全局性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话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来说,是真挚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严肃的警告。”夏公认为,“在电影界,认真地、坚持不懈地每天读一点书,学一点哲学、学一点经济、学一点科学,乃至学一点本行业务的风气,是相当稀薄的”。最后,他又批评了那些思想僵化、不动脑筋、死抱住极“左”思想不放的干部,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在于解放思想,加紧学习。文章旗帜鲜明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了提高文艺作品艺术质量的关键所在。由于针对性强,笔锋犀利,夏公署了个过去少用的假名“王一诚”,嘱我们也代他保密,故信末写“知名不具”。

1983年的一封信上说:

袁鹰同志:

此文是足下代笔,故稿费奉上,乞捡收。因汇票用的是我的名字,故请沈宁取出后,再奉上。

夏二十

夏公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如果不是因病卧床而又急需交稿,他极少要人“代笔”,更从无时下常见的要秘书或别人写稿自己在会上照本宣科或署名发表之事。他说的“此文”,我想来想去,才想起可能是1983年《报告文学》创刊时,先由《人民日报》社主管,负责人田流、程光锐、朱宝蓁委托我约请夏公这位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开山大师写一篇谈报告文学的文章。夏公欣然同意,认为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大有崛起之势,前程似锦。但他当时实在太忙,身体也不好,无法写成一篇文章,就约我谈了一次话,讲讲他对发展报告文学的意见,对当时某些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得失的评价。我根据他的谈话,再补充他以前发表过的相关内容,整理成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请他过目后,在《报告文学》第四期上发表。立意和内容都是夏公本人的,我只不过是“代笔”记录整理而已。夏公仁厚对人,即从稿酬这类小事上也可见一斑。

关于稿费,1985年5月11日还有一封:

袁鹰同志:

最近,新闻研究所要出一本我在新华日报写的司马牛等文章,同时附了华商报《灯塔》上的近五十篇短文。这些短文都是顾家熙同志给我亲自抄下来的。此书出后,理应给他一定的编辑费。为此向你打听一下,《蜗楼随笔》你们是否已向他送过编辑费?(数目?)请问一下后赐告。因此事我常想起,见了面忘记问也。匆匆即问好!

夏衍五、十一

夏公所说的那本书,书名《时评与通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内收夏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不同报纸上以各种形式、多种笔名发表的长短文章一百七十余篇,共十二万字。这只是夏公生平所作时评、政论、杂文、随感、通讯的一小部分。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为此书写了“代前言”《诚挚的推荐》。他说:“在新闻工作方面,夏衍同志可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新闻工作者始终把他当成新闻战线上一名光荣的老战士,始终向他学习。”他特别指出夏衍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能在十分困难、十分嚣扰的环境中进行写作,笔锋犀利,又有理有节。他说:“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写出来的。这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而又很难具备的才能。现在,在我们新闻队伍中,具备这种优秀才能的同志还是不多……如果一个报纸有几个具有这种硬功夫的工作人员,这个报纸肯定会高人一筹,异光四射。”

绩伟同志长期是我的领导,现在也仍然是我尊敬的前辈。他在文章中对报纸工作人员要求的“硬功夫”,我也并不具备。扪心自问,至今仍觉汗颜。

夏公再三关照的顾家熙同志,也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建国日报》、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华商报》,都是夏公的老部下。全国解放后,先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后调《新疆日报》,经历过一段坎坷年月。十年动乱结束后回北京,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供职,直到因病去世。他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不图名利,不计荣辱,只知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热心于新闻出版史料的搜集与研究,是一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我现在还保留着他手抄的夏公零星旧稿,如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司马牛杂感”,家熙抄录了整整一本硬面练习簿。摩挲之际,总想起这位老友那老黄牛般的埋头奋进的姿影。


八、“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


1987年1月起,我离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编辑岗位,报社文艺部由蓝翎、缪俊杰、舒展三位负责。离职之际,我向多年来一直关注和支持我工作的师友同行寄了一封打印的信,奉告此事,表示谢忱,请他们像过去一样继续支持报纸,继续赐稿。信发出之后不久,陆续就收到一些长辈和同辈来信,表示慰勉之情。

2月底,收到夏公的一封信:

袁鹰同志:

手札拜读,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离开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担子,可以多一点时间读书写作,也似乎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坦然处之,静观世态,亦乐事也。

《桃李不言》已拜读,写得很好,对于公是一件很好诞日礼物,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患难中的友情,是可贵的。

家熙同志来信,要我写记(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盛情甚感,但我打算“封笔”一段时期,所以难以应命了,乞转告,不另复了。祝

春安。

夏衍二,二六

这是夏公对我在离开报纸岗位之时最后的垂注,语短情长,瞩望殷殷,使我感奋不已。从此记住“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的教诲,离而不休,未敢懈怠,除了坚持读书和写作之外,继续做些报纸以外的编辑工作,编杂志,受出版社委托编书,参加些文学评奖活动,无非想竭尽绵薄之力继续干点事。对纷繁变幻的世态,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坛,也按夏公所嘱,坦然静观,闲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亦乐事也”。

夏公本人就是一位鲜明、突出的楷模。他笔耕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担负繁重工作的间隙中抽空写成的。解放初期在上海,身兼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职务三四十个之多,每晚在灯下还能挤时间为《新民晚报》写随笔,连续一年,除了去北京开会,几乎从不间断。十年动乱中受尽折磨,到了八十高龄,仍然挥笔不停,为拨乱反正大声疾呼,为改革开放擂鼓助威,赞誉新猷,针砭时弊,殷殷关注文苑艺坛的新苗成长。我每次去他寓所,常常见到他倚在沙发上,凭小茶几作书桌,用放大镜看书写作,只是不再如过去那样给自己定下每天写八百字、一千字的指标了。

信上说的《桃李不言》,是前一年秋天我应《文汇月刊》主编梅朵兄之约,为了庆祝老一辈戏剧家于伶同志八十大寿而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于公大半生为中国现代话剧事业辛勤奋斗的业绩,也介绍了他被囚秦城监狱所作诗篇。此文在《文汇月刊》1987年第1期发表,正值于公八十诞辰(1987年2月),夏于二公都很高兴,作为作者,我也觉得“与有荣焉”。

1994年10月,我因为要去浙江参加纪念儿童文学家、故友金近同志的一项活动,不能出席原定在月底为夏公九十五岁诞辰和颁奖举行的庆祝仪式,所以提前去医院探望,他虽身体虚弱,说话声音很低,但是精神还好。护士进房要替他注射,他只好中断谈话。我扶他慢慢从沙发上站起身上病床,顺便向他告辞。他连声说:“对不住了,我真是不知老之已至啊!”

从浙江回来,为《群言》杂志完成《夏公访谈录》的约稿,已是岁暮。1995年初去了一次上海,回京以后,还未及向他汇报在上海为由他作序的《长夜行人——于伶传》签名售书的情况,老人已进入垂危状态。2月5日,终于撒手尘寰。

“不知老之已至”,就成为夏公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他在九十五年人生的最后二十年,生命之火依然旺盛,熠熠生辉,确实是“不知老之已至”。这句话将成为我毕生的箴言:不去想“老之已至”,能做什么就多做些,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就赶快去做,我现在的年龄比夏公说这句话时还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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