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 徐庆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6 次 更新时间:2015-03-11 22: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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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   徐庆全 (进入专栏)  

  

   徐庆全(以下简称徐):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在中宣部的安排下,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宣读了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在3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引起了一场风波。您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重要的当事人。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秦川(以下简称秦):周扬要作这个学术报告,我是知道的。他在起草这篇文章时,让当时《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参加。王若水跟我说过。至于报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也没问。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宣读论文的时候,我没有到会。不过,听《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回来说,周扬的报告十分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热烈。王震、邓力群也参加了。我说,那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吧。八日头版关于学术报告会消息是我签发的,消息中关于周扬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句话是王若水加的。

   徐:按照王若水的回忆,在3月10日,胡乔木到周扬家里去,谈到了这篇文章的情况。王若水回来后向您说了吗?

   秦:说过。我们在发表了周扬作报告的消息后,就决定要发表报告的全文,所以消息上加上了“全文本报另行发表”的话。不过,我还是打电话给邓力群,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我直接向胡乔木请示。3月10日,王若水从周扬家里出来后,就向我谈了胡乔木在周扬家里说到的意见。王若水告诉我,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乔木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他也能接受。他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乔木只字末提。另外,乔木没有说周扬的文章不能发表。听到王若水这样说,我认为这应该是乔木的意见了,所以,我也就没有给乔木再打电话请示,决定还是发表。

   徐:您当时知道周扬的报告中谈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吗?

   秦:知道。周扬的报告就在我们《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的,他在中央党校做完报告后,就把报告稿分发,征求意见,我也收到了一份。

   徐:从现在知道的情况来看,周扬的文章之所以引起风波,是胡乔木对周扬报告中谈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部分不满。您认为周扬谈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妥当吗?

   秦:我认为没有什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在社会上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且还出版了好几本书。

   徐:那时我是大二学生,不过,我也感觉到,当时的报刊似乎很关心“人”的问题。记得当时戴厚英写过一本书,《人啊,人》。我们都争相传阅。那时,谈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恐怕是与反思“文革”联系在一起的。

   秦:是的。人道主义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有它的时代背景。它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来不是偶然的。“文革”是一场浩劫,对全社会的破坏实在是太大了。“文革”一结束,痛定思痛,反思是必然的。

   徐:对“文革”的反思,文学创作是走在前列的。当时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对反思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秦:是的。在思想理论界,人们也在进行反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了思想,很自然地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我们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种惨剧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发生?怎样才能防止这种灾难重演?从指导思想上看,既然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是否要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过去对人道主义的多次批判是正确的吗?“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修正主义口号吗?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和个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吗?

   另一方面,党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这也需要从理论上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然意识形态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么,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念)如果还是原封不动,继续过去“左”的一套,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产生“信仰危机”。1980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引起很大的轰动,就是一个信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提出来的。

   徐:在当时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讨论中,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也曾经发表汝信的肯定人道主义的文章。

   秦: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 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 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否定了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 这并没有错, 问题是他所说的人太抽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 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 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这并不是肯定人道主义的第一篇文章,但它是影响较大的一篇。胡乔木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汝信说:“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

   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我和王若水知道后很高兴,并建议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1980年好文章”奖。那时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很多,我没有听到来自党中央的任何批评意见。

   徐:参与周扬报告起草的王若水,在当时就曾写过好几篇文章。

   秦:但是,王若水写的文章虽然有很大的反响,但他从来没有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原因我也知道,因为王若水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他是避嫌。

   徐:看来,周扬对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还是很关注的,他在报告中讲到这个问题,显然是支持这场大讨论的。

   秦:周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革”后,他对理论的研究更加重视。我想这也是为了对“文革”进行反思。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在六十年代反对苏联的时候,周扬就曾研究过。不过,那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周扬对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似乎肯定了“异化”的概念。“文革”后,他担任中宣部顾问。在一次中宣部的会上,他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所以,他才写了文章交《人民日报》发表。

   徐:《中国青年报》发动的人生观的大讨论的时候,我在学校曾经参与过讨论,但并不理解其中的大背景。您谈到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的背景,对我很有启发。现在,还是请您接着谈周扬的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前后的情况。

   秦:3月12日是星期六,我去周扬家,对他说:“你的文章我们登出预告,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还没有发表。”周扬在跟我谈了胡乔木来他家谈话的情况后说:“乔木让改一改,关于异化问题,联系实际略为展开一下。我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出来后又没有专门搞过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加上身体也不好,我没法改。”我说:“那就发表吧。七日晚上的电视我看了,王震、邓力群都过来与你握手,还会有什么问题?”周扬说:“我考虑一下给你。”他又反问我一句:“你敢发吗?”王若水和周扬都跟我谈了胡乔木的意见,都没有提到不能发表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发表也没有什么问题。周扬把他的文章又看了看,交给我。

   徐:其实,12日,您到周扬家去的时候,根据中宣部的安排,中央党校的会上,就有四位学者发表了不同意周扬文章的讲话。您当时知道吗?

   秦:知道。这四位同志的发言,影响很大,因为消息传出去了,说是要批评周扬,所以大家很注意。那时,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王若水和我头上。我和王若水都认为,既然周扬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问题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我们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

   徐:你们的确这样做了,但还是引发了风波。

   秦:周扬的文章在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同时见报的有黄楠森等人反驳周扬的文章。当天上午,我一上班就接到了邓力群的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什么要发表周扬文章?乔木同志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要立即检查,九点钟把检讨送中宣部来。”又说:“王若水是把他人道主义观点掺到周扬文章中去的。”我解释说:“王若水不是掺进去的。本人并不想去。”部长生气了,“啪”的一声,电话断了。

   徐:到这个时候,你还替王若水解释。

   秦:其实,从1980年以来,胡乔木、邓力群就对胡绩伟、王若水有很深的成见。他在电话里说到王若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王若水确实写过有关人道主义的文章,但春节前周扬找他帮助起草,他两次向我说过不愿去。当时,他刚离婚不久,把几年不在身边的孩子接回来,准备过一个团圆节。我劝他:“周扬同志轻易不求人的,去去为好。”所以,他才去的。

   徐:你是不是马上写了检查。

   秦:是的。我如实写明情况,包括王若水参与周扬文章起草的情况,承担发表周扬文章没有请示的责任,赶在九点之前匆匆送去了。

   随后,邓力群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这个电话记录的要点是这样说的: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道主义现象?如有贩卖人口现象,有犯罪现象,(但这是)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没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说到一点,如关于特权等。如说权高于法,可以讲是异化,也可以说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人道问题要具体讨论,拥护什么现象?反对什么现象?如干部服从分配到边疆地区工作,是不是异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义?只抽象地讲,不具体答复,会给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就是没有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就是不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正在开展学雷锋运动,这是人道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什么视而不见?象雷锋这样的事,过去个别的会有,但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

   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不加分析,这样一来,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为什么提也不提?

   不要抽象地提问题。马列主义要摆到具体条件下来讲。现在文艺界就有人在文艺上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毫无意义。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邢贲思同志搞过一些,最好请他准备一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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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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