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6 次 更新时间:2013-02-21 14: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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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 (进入专栏)  

  

  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民日报》的政治领导层多变,新闻业务层却长期保持基本稳定。这是为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让这批干业务的报人,在风暴漩涡中生存下来?

  袁鹰:作为个人来讲,其实也是在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当中,自己的思想慢慢有一些变化,像有的同志讲到“文革”以后脑子才回到自己的头上来,有自己的思想,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前我们被教育成什么呢?就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叫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叫你不说什么你就不说什么。在这个范围之内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发挥你的能量,有的事情做得越好,越发挥,结果反而更坏。比如说虚假的东西,你要简单地讲这个地方怎么样,也许没有问题。你如果把它深化,明明不真实的东西,写得天花乱坠,看起来挺生动,报上登出来实际上反而更坏,还不如不登。

  我们也是在多少年当中,慢慢地经过兴奋、痛苦、烦恼,各种喜怒哀乐的变化中慢慢走过来,慢慢地思想有所觉悟,有所提高。之前在很长时间内老是觉得自己思想跟不上形势,党中央的意图不能吃透,毛主席的意图不能领会,政治敏感性太差,不断改造,所谓不断改造的途径、方法就是领导怎么讲我赶紧怎么做,领导讲到六分我赶紧能够做到八分,超过一点。体现在报纸上,肯定就是离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越远。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到了极点,完全是反人民的。实际上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不是我个人做错,有很多领导布置的本身就有错。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从建国初期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包括“反右派”,“大跃进”,在思想文化领域“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统治学校,农村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搞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实际上全部搞错了。没有一个搞对,所谓搞对搞错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符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促使国家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但是我们很长时期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问:这些都是您80年代的时候反思的?

  袁鹰:80年代前期喊得最响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报纸有关,同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有关。什么叫自由化?范围太广。大到一本书,一本小说,一个电影,小到衣服样子新一点,打扮漂亮一点,都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就没有边了。后来还搞了一段精神污染,更加莫名其妙,不得人心,所以搞了二十八天,就被中央领导人叫停了。这些还是老的做法,搞一个口号,一场运动,整一批人。结果证明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教训了,不要再随便提一些口号,搞一个什么运动,历史多次证明没有好处,只有对老百姓、知识分子的伤害。你就好好发展生产,抓生产,抓高科技,发展文化,那才是个正路,不折腾,我们就是折腾了太多了。

  问:几十年来的这些运动,对今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袁鹰:我觉得老百姓有这么一种心理,不大愿意搞运动了,你老提什么口号,他已经兴趣不大。而且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不是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更不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了,不是说你提一个口号,群众马上闻风而上,热烈响应。他得看一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是不是对人民有利,现在网络发展,大家很容易知道真相,你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些事情群众已经知道真相,报纸上干嘛不登,不登也没有用,人家也不理你,你爱登不登,我反正知道这么回事。像王立军、薄熙来这类事情,网上大家已经知道得很具体了。

  如果报纸办到这个地步,是一种悲哀,人家不看你的了,管你自己说得天花乱坠,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人家根本不看,不看没有办法,你不能强迫,报纸只能自救。所谓自救就是你要尽量反映老百姓的要求和愿望,既然叫《人民日报》,应该真正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人民的喜怒哀乐,他的苦恼,他的困难,他的不满,他的愤怒能够反应出来,那才叫《人民日报》。

  问:求证一个细节,文革前您把积蓄的8000多元稿费,一次性作为党费交给了报社党组织。以当时的物价,这笔钱足够买一套四合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何要这么做?

  袁鹰:大概是60年代之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指导思想是钱多了人要变坏,说一个人如果手里有一万块钱就要变修正主义了。我倒不是怕修正主义,老实说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所谓的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当时觉得很危险,这是从指导思想来说。再一个我觉得,钱很多没有用,那时我们夫妇两人工资完全够生活,家庭负担并不重。我的父亲年岁尚不老,还在上班,弟弟妹妹们也都在工作,有小家庭,生活并不困难。那个时候这笔钱大体上相当于我三年的工资。当时想得也很简单,交了也就交了,也没有什么,当时报社其他同志也有过,不像我这么多就是了。

  问:文革中,《人民日报》是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工作组进驻后,你们是个什么样的心境?

  袁鹰:1966年5月底,《人民日报》被夺权,首先不是被造反派夺的,是陈伯达来的,当时中央认为《人民日报》不被信任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要搞“文化大革命”,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了,《人民日报》还是按部就班在那儿办报,没有跟上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所以派陈伯达带一个工作组来,当时报社领导班子包括我们这些部门负责人一律靠边,写检查,版面也不管了。这种情况下,陈伯达进来就把整个报社接管了。

  问:当时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是继老社长邓拓后,《人民日报》自杀的第二个报人。您和他共事多久?以他的性格和为人,何以至此?

  袁鹰:陈笑雨是一个评论家,也是一个作家,写杂文,他的笔名马铁丁,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在报社。1964年去参加农村“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回来后1965年,他已经调离《人民日报》到华北局。到“文化大革命”又把他弄回来,算《人民日报》这笔账,每天写检查。吴冷西、胡绩伟,还有当时管夜班的副总编,还有一个党委书记,陈伯达一来的时候就说这是《人民日报》的“四大家族”,不断地批斗他们。8月24日那天下午开了一个大会,将这四个人弄到报社大礼堂斗,要他们交代反对毛主席、将《人民日报》变成反党工具的罪行,帽子很大,他们无法交代,就一个一个打,用皮带抽。到晚上很迟了,都快十点钟左右,他们才一个一个斗完。我在办公室门口看见他,白衬衣被打得后面都是血,衬衣也被撕坏了,他匆匆从自己办公室里低头下楼回家,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自杀。他的包里写了一个条子,我们后来才知道的,条子上写的“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十二个字(他爱人叫黄寅)。他那个时候没有住在报社宿舍,住在华北局宿舍,钓鱼台附近,他从铁门里面把包搁到院里头,回头就走,到真武庙附近的一条小河就跳下去了。就在同一天的白天,老舍被北京市文联的一批人弄到国子监那边的广场批斗,他也是那天晚上回家,连夜就走了,跳下德胜门外的太平湖。

  《人民日报》在“文革”初期死的人也就这两个,一个邓拓,一个陈笑雨。以后倒也没有打死人。陈伯达带着工作组来监督报纸,还带来一批部队,他也要维持秩序,不能《人民日报》搞得太乱,报纸出不了也不行。后来有人说,陈笑雨那一天顶过这一关,第二天有部队来监督,他不一定会死,但是这也是比较善良的想法,他8月24日不死,9月24日、10月24日也过不去,像他那样的性格这个事儿怎么能过得去。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品格特点,忠君爱国,这是屈原以来的传统,只要能对国家有好处,牺牲自己也没有关系。再一个,个人品德上叫做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杀掉我但不能侮辱我,要我跪下来,要我承认我没有做的事情我不干,过去把它作为封建道德来批判,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着自己的人格,自己对自己的尊重,是好的品格。

  问:陈笑雨的性格就是如此?

  袁鹰: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四五年,人比较正直,平常也是跟大家嘻嘻哈哈,也挺随和,思路很开阔,一些想法我们想不到的他能够想到,对人也很和蔼,不摆架子,完全是书生型领导,同事之间关系也挺好。

  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清汤寡水,食堂一般是两种菜,一种是有油的,一种无油的干熬白菜,有油的就是用干辣椒炸成辣椒油,在白菜上舀一勺,有点辣味,基本上就这两种菜。到1962年以后,陈云同志提出一个政策,所谓高价糖,高价点心,高价饼干。陈笑雨跟我商量:这一段时间怎么办,要不要我们经常去请大家吃一顿饭?王府井附近饭馆不少,只是价钱比较高而已。他说我们两个人工资高一点,请大家吃一点,增加一点营养。我说当然很好,但是也不能弄得太张扬,别的部门没有这个情况,人家部门主任不像我们两个人写文章还有一点稿费,这样搞影响不好。他说我们不要张扬,或者不吃饭,王府井老东安市场有一家和平餐厅是吃西餐的,楼底下卖咖啡,6毛钱一杯,6毛钱在当时来讲能在小饭馆里吃一顿饭。他说我们就请大家喝杯咖啡。我们吃完有油无油的熬白菜,大家就在王府井散散步,然后到和平餐厅去喝杯咖啡,他说我跟你分别请。你今天请几位同志去,我明天请几位,后天你再请几位,大家喝杯咖啡,那个咖啡挺小的,实际上也就是红糖水,也没多少咖啡,但是总算增加一点点糖份。这件小事就可见陈笑雨的为人。你对他有意见,批评,跟他顶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要侮辱他,像我们工厂的小伙子拿鞭子打他,让他跪在地上,他当然受不了。

  问:1976年周总理逝世,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发的头条却是清华大学搞什么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袁鹰:那时候我已经靠边了,不参加编辑工作。那个头条肯定是张春桥、姚文元布置下来的,故意冲淡群众悼念周总理逝世。“清华大学大辩论”这类新闻实际上也是个虚假报道,当时的报纸你根本就不必看,很多都是虚构的。

  问:那会儿你们都靠边了,具体是些什么人在编报纸呢?

  袁鹰:有一批当时掌权的,完全按照四人帮说的做。我们有几年就在干校劳动,不劳动了就在办公室处理来稿,给读者回信,报纸版面什么东西也不管,也无权过问。

  问:能否再讲讲胡绩伟和秦川两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时候的情况?

  袁鹰:这两位同志都是从延安出来的,经过战争的锻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也是属于头脑最早清醒的一批,知道报纸应该怎么办,他俩前后有将近六七年的时间在《人民日报》,大是大非很清楚,立场坚定,批四人帮,批过去走的一套“左”的路线,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当时胡耀邦同志管中央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改革开放,这都是当时整个国家的希望所在,也是老百姓最希望看到的。胡秦两位能够在关键时期跟着这个潮流,马上报纸就改变过来了。报社关于拨乱反正的宣传,特别是农村,安徽小岗村的农业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能够敢于顶住当时的压力,1977年、1978年不像现在,不是1988年也不是1998年,这种事都还是避讳的,而且在全国来讲还是少数,他们能够看准整个大势所趋,配合胡耀邦同志在那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给彭德怀、刘少奇平反,给很多冤假错案平反,大张旗鼓地出来。我觉得这方面很了不起的。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同志,他也是思想常常是跟着毛走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有时候批得很厉害,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期《人民日报》是历史上办的最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那时候报纸发行到600多万,不光是《人民日报》,而且影响全国其他的报纸。

  我们文艺部在他们的领导下,给许多被诬为“毒草”的文艺作品平反,给被诬陷和摧残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林彪和江青搞的那个所谓文艺座谈会纪要,统治整个文艺界十年,把它那个推掉,到各地区开座谈会,他们两位都是大力支持。那几年我觉得《人民日报》确实搞得比较有声有色。对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不正确的举措,我们基本上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也发一些文章,转载别人写的。

  (未完待续)

  

  中国媒体人 沈洪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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