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政绩竞赛与政治忠诚的表达* 1

——以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为切入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4 次 更新时间:2013-11-02 15:42

进入专题: 政绩竞赛   人民日报   政治沟通   政治忠诚  

李国强  


【摘要】本文以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为切入点,分析了地方政府在特定的极端竞争状态下的政治忠诚表达问题。大跃进运动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中央采取严苛的奖惩措施,与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独特地位相契合,使得《人民日报》对大跃进期间各省激进程度的认知相当之精确,《人民日报》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竞赛平台”、“政绩排行榜”。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不断追求政绩,主要是通过政绩向上级表达政治忠诚,而不是简单的政绩问题。换言之,应当把政绩理解为地方领导人表达政治忠诚的工具。


【关键词】政绩竞赛  《人民日报》  政治沟通  政治忠诚


李国强 博士,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一、地方政府竞争与政治沟通


获得完整准确的信息是实施政治监督与控制的首要条件,上级政府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评价下级政府和负责官员的工作绩效,进而采取合理的奖惩措施。如果不能获得完整准确的信息,绩效评估就无从谈起。

为了赢得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避免受惩罚并获得上级政府的奖励,下级政府及其负责官员不但有强烈的动机追求政绩,也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来伪造政绩,即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3一首流行甚广的民谚讲到:“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就是讲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和监督机制,虚假信息横行无忌,层层蒙蔽上级政府,国家政策即便颁布也无人执行。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由下级政府逐级向上汇报是信息流动的主要渠道,上级政府主要通过下级的汇报了解实情。假如下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提供虚假信息,实际上等同于关闭了信息流动的主渠道,使上级无法获得真实信息。通常认为,1958年大跃进期间中国政府正常的信息收集和传递系统就出现了严重问题,上级政府不了解实情的情形相当严重,甚至中央高层都不敢轻信地方政府上报的信息。 4

正如俗语所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极为危险的,对于任何一个政权而言,政治沟通渠道堵塞不通都将产生致命的后果。不过,大跃进中的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人,对于“浮夸风”、“共产风”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假信息却不以为意。他认为这些恰恰是地方政府和群众积极性高的表现,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对于群众性大炼钢铁,毛泽东也更看重积极性问题,他讲土法炼钢没什么可伤心的,有点损失也不必痛心;从根本上讲是得多于失,“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他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5

为什么“积极性”是重要的?因为积极的背后是政治忠诚。更加紧跟中央意图的地方官员,倾向于更加忠实地执行中央政策,政治上采取更加激进的姿态;而当官员们需要在真实政绩与政治忠诚之间权衡取舍的时候,他们更加倾向于扭曲政绩和虚报数字以表达政治忠诚。为了表现出超越同侪的积极态度,地方官员有时不得不夸张地谎报政绩。对于上级领导人而言,真实信息固然重要,虚假信息也同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是帮助上级领导人了解下级官员的政治忠诚情况。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之下的产物。从政治学角度看,中国政治体制的奇特之处在于分权与集权的并存,具体表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是中央对地方政府拥有绝对的人事控制权,二是政府自上而下层层实施严格的绩效考核,三是把诸多行政职责以及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的权力都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中央政府通常会观察比较不同地方政府对同一政策的执行情况,表彰那些表现得更忠实、更积极的地方政府官员,选择优秀者加以提拔。 6

市场竞争的目的是赢得消费者,地方政府竞争的目的则是为了赢得上级领导人的信赖。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等原则常常被反复强调,在政治忠诚和个人才干不可得兼的情形之下,政治忠诚无疑是第一位的。

大跃进运动堪称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运作的极端案例,各地在工农业各领域都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竞争,毛泽东亲自号召要“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当时正常的信息传递渠道完全失真,从上到下的统计系统近乎崩溃,“浮夸风”遍布全国,上级政府基本上已经无法获取真实信息。真实信息的缺失,伴随着虚假信息的大范围散播,高产纪录令人难以置信,“放卫星”令人瞠目结舌。这些虚假信息的背后,就是政治忠诚问题。


二、作为“竞赛平台”的《人民日报》


统计工作在大跃进运动中崩溃了。长期掌管国家统计部门的薛暮桥曾无奈地对各省统计局长讲,大跃进“势不可挡”,省委命令报假账,“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仍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实际数字拿出来”。 7

在地方,统计部门的口号变成了“领导上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领导上什么时候要,我们就什么时候给”。 8某省甚至强调,统计工作要变“马后炮”为“马前炮”,广泛采用“预计数检查法”,对各级各领域计划完成情况做“预计检查”,报送有关方面。 9

在统计工作近乎等同于比拼想象力的情况下,刊登各地高产纪录即“放卫星”情况的新闻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既为大跃进推波助澜,也在无形当中充当着地方政府“竞赛平台”的作用。《人民日报》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既是其政治职能的一贯体现,也是由大跃进时期的特殊情况造成的。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来由党内高级别领导人负责,报纸本身长期遵循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其版面安排、文章形式、思想倾向乃至遣词造句等无不经过精心安排。 10精心安排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人民日报》无形之中变成了政治生活的风向标,以何种形式刊登何种文章,乃至图片的位置和大小等,其精心安排的版面和文章本身就代表着中央的政治意图。

因此,为了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其中就包括改组人民日报社。毛泽东早就对反对冒进的社长邓拓、以及主管宣传的陆定一和胡乔木等不满,因而在大跃进前夕派更能贯彻意图的贴身秘书吴冷西进驻人民日报社,充当大跃进的“急先锋”。 11

改组之后的人民日报社立刻不遗余力地鼓吹大跃进,甚至“大跃进”这一称呼本身就是人民日报首先发明的。《人民日报》的两个方面得到特别强调,一是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新闻报道要“做到准确、及时而又系统”;二是特别加强对地方的报道,“及时连续反映全国各地执行情况,及时反映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新经验和新问题”,并对此发表一系列评论。 12

《人民日报》报道地方情况本就遵循一定之规,而这时中央亦敦促其安排版面时注意平衡,因此对各省新闻报道的数量就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规律性。《人民日报》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刊载各地竞相攀比的高产记录,发布各式各样的排行榜和进度表,给地方政府以极大的政治压力。根据新华社的一份资料,大跃进期间全国超过一半的粮食高产纪录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发布的粮食高产纪录约占中央级媒体发布总数的79%。 13

大跃进运动中,全党都认为《人民日报》的报道等同于中央的意志,连《人民日报》“自己也认为除了代表中央不可能再做点什么”。 14

报社对中央大政方针和日常工作都很熟悉,一方面,吴冷西作为毛泽东贴身秘书,经常接触中央高层领导,能够及时知晓许多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人民日报》和中央机构的日常工作结合的很紧密。例如《人民日报》曾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著名文章,鼓吹粮食高产卫星,这篇文章实际上来自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内部报告。 151958年夏,中央办公厅派员到山东寿张调查农业生产情况,调查组一位成员写信回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封信,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通栏标题。

由于中央的重视和《人民日报》的实际作用,地方政府总是力求获得《人民日报》更多的报道,把本地的成绩宣传出去。在统计系统崩溃和“浮夸风”盛行的年代里,《人民日报》充当着中央认可的地方政府“竞赛平台”或“排行榜”的角色,其对各省激进程度的认知相当之精确。


三、政策形势与新闻报道


《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受到政策形势的影响,政策走向的变化直接导致新闻报道重点的变化,甚至遣词造句都会随之发生规律性的变化。接下来的分析主要以《人民日报》词频分析为切入点,所用到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检索某段时间内正文中包含某些关键词的文章的篇数,或者对文章篇数稍加统计处理,然后结合其他数据进行分析。在检索当中,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关键词,例如检索《人民日报》涉及河南省粮食生产的新闻报道数量,关键词就是“河南&(粮食+麦+稻)”,在这里“&”表示“并且”,“+”表示“或者”。 16

1958年是大跃进运动中最狂热的年份,之后延续至1959、1960年。1958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明确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发展目标,号召“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乘着“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大跃进运动遍及工农业各个领域,以提高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为重中之重。在农业领域,最主要的工作是提高粮食产量;在工业领域,指导方针是“以钢为纲”,发动全民大炼钢铁。纵观1949-1965年《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大跃进的这些特征体现的相当明显。观察图1(a),计算每年正文涉及钢铁的文章篇数占当年《人民日报》文章总篇数的比例,1957年之前该比例大致徘徊在6-8%上下,而在接下来的1958-1960年则迅速攀升到10%以上。1958年,涉及钢铁的文章比例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3.8%,与当年中央要求继续大炼钢铁的政策明显关联。

《人民日报》涉及粮食生产的文章比例略有些复杂,但其趋势也是相当明显的。自1949以来,由于朝鲜战争和“一五”建设(参见图1(b),具体反映在1950和1954年前后),粮食总量紧张的问题一直持续着,以至于中央被迫全面推行统购统销政策。1958-1960年,《人民日报》有关粮食问题的文章再次猛增,此次猛增显然是因为中央决心以大跃进运动的新方式来提高粮食产量。在图1(c)中,显示的是历年来涉及粮食亩产的文章比例,1957年之前该比例很少超过万分之50。高峰期出现在1958年和1959年,比例分别达到万分之259.3和万分之243.8。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大跃进中各级政府都对粮食增产特别重视,增产的情况要看亩产,大量的粮食“卫星”都是根据亩产报道出来的。

注:涉及钢铁的文章,检索词为“钢+铁”;涉及粮食的文章,检索词为“粮食+麦+稻”;涉及粮食亩产的文章,检索词为“(粮食+麦+稻)&亩产”。


如果说从长时段看,《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现实密切相关的话,那么从短时间看这种契合也是相当明显的。在大跃进运动的两三年中,政治形势多变,《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也经历了曲折变化。大跃进运动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58年全年均可归为狂热时期,全国上下热衷于创造增产奇迹;1959年上半年为收缩和放缓时期,其标志就是当年6月国家统计局把之前公布1958年粮食总产量数字从7500亿斤压缩到5000亿斤;1959年下半年,因为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影响,全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狂热;1960年之后,大跃进的恶果显现,运动跌入低谷乃至结束。《人民日报》在这四个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但都体现出对政策形势的因应。

注:检索词为《人民日报》特定时期内的省名,例如河北省的检索词为“河北”。

在四个阶段当中,正文包含某省名称的文章占该时期《人民日报》文章总数的比例,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下面以各省文章比例较前一时期的增长率(负增长表示下降的趋势)略作分析。观察图2(a)和图2(b),在大跃进狂热阶段(1958年以及1959年9-12月),《人民日报》对各省的报道都有了大幅度增加;在收缩阶段(1959年1-6月以及1960年),对各省的报道就减少了。

饶有兴味的是,在狂热阶段《人民日报》对某省报道增加的越多,在收缩阶段对该省的报道就下降的越多,即《人民日报》的报道有一种强烈的回归普通状态(非群众运动状态)的趋势,这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等激进的省份表现的特别明显。这表明《人民日报》对于哪些省份激进、哪些省份不激进是有清醒认识的,在狂热阶段就以激进省份为典型大书特书,到了冷却收缩阶段,就大幅减少相关报道。从图2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对于先进和落后省份的认识是相当精确的,对这些省份的变化也很了解。

《人民日报》关注重点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无疑首先是由中央政策的变化造成的。《人民日报》绝大多数报道都属于正面报道,所以在刊登关于某些情况或某些地方的报道时,报道数量较前一时期是增加还是减少,就暗含着表扬或批评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促进或搁置的态度)。因而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无论是长时期还是短时期内,《人民日报》对形势的反应都相当敏感。


四、客观现实与新闻报道


除了纵向历时性研究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角度是横向比较,即对比研究《人民日报》关于各省不同侧面的报道有何规律性。

《人民日报》每年对各省的报道总数大致有个比例,通常而言,涉及大省的新闻报道多一些,涉及小省的新闻报道相对少一些。这里所谓的“大省”和“小省”,主要是就人口而言的,某省人口越多,就越有可能被《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提及。换言之,各省人口总数和《人民日报》的报道总数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相关关系。这条规律不但适用于二十世纪50年代,就算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成立。


注:

1)涉及文章总篇数是指1957年《人民日报》正文中包含某省名称的新闻报道总篇数,检索词为省名。例如山西省,检索词为“山西”;

2)各省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以1957年和1958年为例,前者可以代表二十世纪50年代的正常年份,后者正是大跃进狂飙突进的一年,两个年份里《人民日报》的规律是相同的。1957年,各省总人口和《人民日报》涉及该省的文章篇数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见图3(a),R2=0.62,p<0.0001)。1958年,同样的线性关系依然存在,只是相关性有所下降,残差扩大(见图3(b),R2=0.51,p<0.0005)。事实上,如果对各省人口取对数,测量其与文章篇数的关系,相关度会更高,两个年份均如此。人口最多的四川、山东、河南、江苏、河北等省,被《人民日报》报道的次数也最多,1957年《人民日报》涉及这些省的文章总数都超过了850篇,1958年则都超过了1000篇,明显高于其他人口较少的省份。

接下来分析新闻报道与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在大跃进运动中,农业领域的粮食产量和工业领域的钢铁产量是各级政府最为关注的两项指标,这两项指标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数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

以1957年为例,大体而言某省粮食总产量越高,《人民日报》涉及该省粮食生产的文章篇数就越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见图4(a),R2=0.26,p<0.0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相关关系的确存在,但回归之后的残差相当大,线性模型的解释力受到了局限。再看图4(b),图中已经剔除了吉林、黑龙江、山东和甘肃等四个生铁产量为0的省份,还剔除了生铁产量达到419万吨的辽宁省的数据。即便如此,对比分析各省生铁总产量和《人民日报》正文中包含生铁关键词的文章篇数,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注:

1)与粮食相关的文章篇数,检索词为“省名&(粮食+麦+稻)”;与生铁相关的文章篇数,检索词为“省名&铁”;

  2)粮食总产量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生铁总产量数据来自冶金工业部生产司(1992)。


令人惊讶的是图4(c)和图4(d)所反映的情况。图4(c)表明,各省粮食总产量和生铁总产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在图4(d)当中,《人民日报》涉及各省粮食的文章篇数竟然和涉及各省生铁生产的文章篇数极其显著地高度相关(R2=0.65,p<0.0001)。粮食和钢铁生产所需的条件完全不同,各省的资源禀赋又千差万别,所以出现图4(c)的情况并不奇怪,但对于图4(d),涉及生铁的文章篇数不和客观现实中的生铁总产量相关,却和涉及粮食生产的文章篇数相关,乍看之下似乎很难解释。


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1958年(见表1)。《人民日报》与各省相关的5个变量,即(一)文章总篇数、(二)涉及粮食的文章篇数、(三)涉及生铁的文章篇数、(四)粮食生产的卫星数、(五)生铁生产的卫星数等,它们两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在表1当中,还有(六)当年粮食总产量和(七)生铁总产量两个刻画实际生产状况的变量,其中(六)当年粮食总产量与(一)、(二)、(三)分别相关以外,(七)生铁总产量与其他所有变量都不相关。显然,《人民日报》对各省具体领域的报道,与该领域的实际情况未必一致,新闻报道数量更多地是按《人民日报》自身的规律行事的。

为了进一步挖掘《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规律性,探讨大跃进对《人民日报》的具体影响,分析《人民日报》1958年较之1957年对各省新闻报道的增长率及相关情况将是有益的。1958年,《人民日报》对地方的报道有了明显增加,例如对河南、湖北、安徽等激进省份的报道分别比1957年增加了78%、72%和59%;对于同样激进的贵州省,新闻报道数量更是大大增加了114%。除了总体状况之外,涉及各省粮食、生铁生产的新闻报道也都有大幅增加,特别是涉及生铁的文章篇数增长极快,有不少省份都超过了200%。


从表2可以看出,(一)各省文章总篇数增长率、(二)涉及粮食的文章增长率和(三)涉及生铁的文章篇数增长率之间高度相关。与之相对应的,变量(四)粮食产量增长率和(五)生铁产量增长率与其他变量之间不相关,换言之,各省实际生产中是否增产与《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是否增加之间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变量(一)(二)(三)(四)和变量(六)1960年人口死亡率之间是相关的(R2都在0.2左右,p<0.05)。大跃进引发了三年经济困难,其中1960年的情况最为严重,饥饿造成了比较普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大跃进中越激进的省份,经济受破坏程度就越大,人口中非正常死亡率就越高。 17变量(四)和变量(六)关系容易理解,两者负相关,粮食产量增长率下降当然会导致人口死亡率上升。至于变量(一)(二)(三),可以看作是衡量各省激进程度的指标,《人民日报》对该省的新闻报道越增加,就表明该省越激进,那么对该省经济的破坏就越大,人口死亡率随之上升。

总结一下这部分的研究,首先,每年《人民日报》涉及各省报道,和其对各省不同领域的报道数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不过,报纸的宣传报道,与各省的实际生产状况(如粮食和钢铁产量)之间则未必相关;其次,大跃进当中,《人民日报》对地方的报道数量有了较大增加,对各省报道的总数量的增长率,还有对各省粮食或钢铁报道数量的增长率,这些变量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第三,《人民日报》的确能够从总体上反映大跃进运动中不同省份的激进程度。


五、“浮夸风”之下的理性行为

在统计系统失灵和“浮夸风”遍地的情形之下,要获得真实信息是极为困难的。不过,要获得虚假信息并从中分辨出哪些省份更为激进,却并不那么困难。《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什么能较好地反映各省在激进程度上的差别的呢?除了人民日报社特别强化了对地方的报道之外,地方政府竞相报告惊人政绩并极力争取《人民日报》的报道是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刚开始的时候热衷于树立所谓的高产样板,之后很快变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放卫星”,而当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显现的时候,就开始着手隐瞒本地灾情。常被提及的“放卫星”主要是就单产而言的,单产是指粮食亩产或钢铁单日产量。放这两类“卫星”都需要提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集中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安排虚假场面。然后邀请上级领导和媒体记者现场观摩,之后由媒体大肆宣扬。

粮食高产卫星以广西环江最为惊人,放出了亩产13万斤的“特大卫星”。 18从8月23日开始,环江县首先将试验田禾苗拔光,深耕后投入成千上万担肥料,然后精选一百多亩稻田中长势最好的成熟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挑到试验田栽种,密集到孩子爬上去也调不下来的程度。9月初,环江县向柳州市和自治区报喜,后者迅速发函邀请新闻媒体和电影制片厂,并由各级领导、农业专家等组成了检查验收团,出席盛大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之后第三天即9月12日,《广西日报》以特大标题套红报道这一全国高产记录。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该消息。

钢铁卫星可以大跃进中比较激进的河南省为例。河南省为了达到在大炼钢铁中领先全国的效果,决定从9月份开始,全省统一部署,在统一时间集中放卫星。 19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准备,全省在9月15日统一行动,当天投入土高炉45000多座,动员360万人,使用40.7万辆各种车辆,放出了全省单日产铁2.89万吨的大“卫星”,其中8个县达到日产铁千吨以上。于是,《人民日报》在9月17日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赞扬河南省不仅出现小麦高产,而且又在土高炉炼铁方面成为全国的表率。

对于一些不那么积极的省份而言,通常会认真分析公开发行的《人民日报》以及某些内部传闻,积极捕捉关于激进省份的有用信息,例如通过“放卫星”情况分析全国形势、掌握其他省份的实际情况等。

外省市《人民日报》涉及粮食高产的报道会给本省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本对放卫星不感兴趣,但《人民日报》的报道特别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篇文章,导致没有放过卫星的福建上非常被动,加之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严厉批评和不断催促,叶飞不得不赶快把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放卫”星。 20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眼看着湖南和河南相继放出了大炼钢铁的“大卫星”,中央又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督战,于是紧急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开会布置“放卫星”,赶在国庆节前放出了日产铁过1万吨的卫星。 21

事实上,省际之间的内部信息流动也是很快的。8月13日湖北麻城宣布了亩产36956斤的粮食高产纪录,号称“卫星”中的“冠军”,《人民日报》以通栏大标题报道;而不到十天,湖北如何“放卫星”的“经验”已经传播到了广西。广西柳州市委暗示环江县,湖北亩产3万斤的卫星是把6亩的粮食移到1亩里去了,环江放卫星如果“没有10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 22这样,环江就下决心放一个亩产13万斤的“特大卫星”。

地方政府之所以争先恐后,关键在于大跃进运动的内在激励机制。1958年,毛泽东频繁出巡全国,接见各地领导干部,批评落后、鼓励先进,督促各地投身于大跃进狂潮之中。1958年夏的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更是就大炼钢铁明确表示,凡是未能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处分。要执行铁的纪律,绝不是“豆腐记录”。 23中共中央书记处规定,钢铁指标“只能超额,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缺少,就是少一斤也不行”。 24《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求“停车让路,首先为钢”,各级党委必须第一书记挂帅,亲临现场指挥。

大跃进中表现积极的积极省份,尽管造成了很严重的经济后果,却仍然被宣传和表彰。1960年9月,中共中央恢复大区中央局制度,凡是积极支持毛泽东的省党委书记几乎都得到了提拔。 25表现最激进的若干省份,如四川省委书记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书记升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和南京军区政委,其他如广东、湖北、辽宁等省份的省委书记均获得不同程度的晋升。

在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时候,刘少奇甚至讲“全国许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 26斯言是也。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中央采取严苛的奖惩措施,与大跃进中《人民日报》的独特地位结合起来,就把《人民日报》无形中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竞赛平台”和政绩排行榜。无论是对中央政策的直接宣传,还是对相关生产活动的热情报道,都是在向党内外发出明确的政治信号,要求党内外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紧跟形势和政策。显然,对“先进”省份报道的越多,就越意味着中央看到了这些省份的努力,同时也是在敦促落后省份奋起直追。


结语:政绩?抑或是政治忠诚?

本文以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为切入点,分析了地方政府在特定的极端竞争状态下的政治忠诚表达问题。在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之下,中央的确能够分辨出不同省份的激进程度或曰努力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

不少学者认为,中央通过向地方政府分权和晋升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27从这一观点出发,地方官员之间竞争的是政绩或才干,政绩更突出或者更有才干者,容易获得晋升机会。 28

然而在大跃进运动中,许多激进的地方领导人所展示的“政绩”,非但存在着极大的虚假成分,而且在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已经昭然若揭的情形之下,不但未受追究反而得到提拔。这就表明,政绩本身固然重要,通过政绩所体现出的政治忠诚则更为重要。换言之,在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下,应当把政绩理解为地方领导人表达政治忠诚的工具。

虚假政绩虽然劳民伤财,但其本身却表明地方官员对中央政策的拥护远远超出了常规,如此忠诚的官员是不会受到处罚的。就此而言,当今许多地方大搞乍看上去很荒谬的政绩工程,其背后所要表达的恐怕就是政治忠诚。


1 本文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为“政府干预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地方中小钢铁企业为例”。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山鹰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严洁副教授的悉心指正,当然,作者文责自负。

2 本文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为“政府干预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地方中小钢铁企业为例”。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山鹰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严洁副教授的悉心指正,当然,作者文责自负。

3 Yongshun Cai, Between State and Peasant: Local Cadres and Statistical Reporting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3 (Sep., 2000), pp. 783-805.

4 Choh-Ming Li, Communist China's Statistical System: 1949-57,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y-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61), pp. 499-517.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2-183页。

6 Olivier Blanchard & Andrei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Research Paper No. 1889, Working Paper 00-15, 2000. Pierre F. Landr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7 期;张军:《当代中国经济研究10 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3 期。

7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赵胜忠,“跃进型统计体制的形成和后果”,《二十一世纪》第60 期2000 年8 月号。

8 江西“计划与统计”编辑室,“数字与情况之争”,《统计工作》1958 年第17 期,第11 页。

9 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统计工作1958 年大跃进规划要点(草案)”,《统计工作》1958年第8 期,第12-14 页。

10 Frank Tan, The People's Daily: Politics and Popular Will-Journalistic Defiance in China During the Spring of 1989, Pacific Affairs, Vol. 63, No. 2 (Summer, 1990), pp. 151-169. Wu, Guoguang, Command Communication: The Politics of Editorial Formulation in the People's Dail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7 (Mar., 1994), pp. 194-211.

11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12 “报纸在大跃进中”,《新闻战线》1958 年第3 期。

13 “今年农产品高产纪录统计表”,载于《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18期。当时刊登高产纪录的另一份中央级重要媒体是新华社主办的《今日新闻》。

14 祝 华 新 ( 2010 ),“ 人民日报, 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3、 大饥荒)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6131

15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

16 本文使用的数据库主要是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制作的《<人民日报>图文电子版(1946-2008)》,该数据库完整地收录了《人民日报》自创办以来直至2008年的全部文章。当时全国共30个省级行政区划,本文的分析不包含比较特殊的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及青海省,仅涉及21个普通省份,下文分析与此相同。

17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James Kai-Sing Kung & Shuo Chen(2011), The Tragedy of the Nomenklatura: 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5, No. 1, February 2011. 刘愿,“‘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 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经济学(季刊)》,2010 年4 月,第9 卷第3 期。

18 王定,“亩产13 万斤‘大卫星’的幕后”,载于《我亲历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05-219 页。

19 薛琳、齐兆舜,“河南‘大炼钢铁’运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南“大跃进”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08-224 页。

20 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61-568页。

2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5-427页。

22 王定,“亩产13 万斤‘大卫星’的幕后”,载于《我亲历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05-219 页; 林蕴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133-134页。

23 梁灵光:《梁灵光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71页。

24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25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724-725页。

26 袁鹰,“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炎黄春秋》2008 年第11 期。

27 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7, 1993, pp. 541-548.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7 期;张军:《当代中国经济研究10 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8 Pierre F. Landr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6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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