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市场是自由与公正的天然盟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 次 更新时间:2012-10-17 16: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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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 (进入专栏)  

  

  (按:本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2年10月16日,发表时略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在其新近发表的“贫穷、自由与公正”一文里,周保松先生对质疑的声音做了些回应,并继续批判市场自由主义。他称:“市场自由主义不仅无法保障每个人在市场享有平等的自由,同时更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见《南风窗》2012年第19期)

  毋庸置疑,在这个对市场充满疑虑甚至大加挞伐的时代,周先生的看法颇有吸引力,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的观念与实践均遭到严重扭曲的社会里。市场自由主义真是自由与公正的敌人吗?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它是自由与公正的天然盟友;逾越本分的利维坦,才是自由与公正的真正敌人。

  

  市场自由主义主张什么?

  

  周先生对市场自由主义的责难,部分地源于他对这一理念的误解。譬如,周先生说:“市场自由主义对国家有天然的戒心,所以主张严格限制其权力,并将一切交给市场……。”前半句没错,但后半句出了问题,因为市场自由主义从未主张“将一切交给市场”--至少就我所理解和支持的版本而言。相反,它认为,除了国家和市场之外,还存在着公民社会,且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市场自由主义看来,市场的主要任务是提供(部分)私人物品--比如面包、电脑等,公民社会的主要任务是提供(部分)私人物品和(部分)公共物品--比如救济穷人或者举办慈善事业等,而国家的主要任务则是提供市场和公民社会均无法提供的(其他)公共物品--尤其是国防、治安、司法等。这三者同等重要,并行不悖,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并且,如果市场或者公民社会能够提供的物品,不应通过国家来提供,因为国家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制性--而这是自由与公正的最大威胁之一。

  市场自由主义与左翼自由主义--周先生曾使用此语并认同其理念--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前者主张,属于市场和公民社会的领域,国家不应当干预,且国家的行动应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后者则主张,市场应当受到国家的干预,国家的行动不应局限于提供市场和公民社会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二者之间分歧的核心是,国家的边界究竟应划在何处?出于对权力、强制和暴力的担忧,市场自由主义对国家怀抱高度怵惕之心,认为市场和公民社会能够完成的任务,不应该让国家介入。出于对市场和民间的不信任,左翼自由主义对国家颇有好感,认为国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通过强制进行再分配等。简而言之,前者更相信市场和公民社会,更相信平等自愿的交易与合作;后者更迷恋国家的作用,更迷恋通过权力和强制实现财富平等等目标。

  作为批评市场自由主义的证据,周先生说:“今天的民主国家,真的彻底奉行这种主张的,少之又少。”在这里,周先生将经验判断与价值判断混淆在了一起。有多少国家奉行市场自由主义,与这种主义是否站得住脚或者是否合理,完全是两回事。哪怕没有一个国家奉行它,丝毫不影响其在理论上的自洽性或者伦理上的正当性,正如,哪怕没有一个国家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丝毫也不影响其正当性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讲,市场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珍视自由的社会治理理想。在这个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时代,这种理想受到冷落不足为怪。

  周先生说:“欧洲许多民主国家高税收高福利,市场自由受到不少限制,却很少人会因此说它们不是自由社会。今天的中国享有相当高程度的经济自由,却很少人会因此说它是自由社会。”“自由社会”当然意味着,一个社会中不仅有市场自由,而且有周先生提到的言论、结社等公民与政治自由。尽管二者并非“蕴涵”关系,但二者并非毫不相干。如果周先生所说的“市场自由”意味着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受到良好保护的话,那么,市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甚至被取消之后,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恐怕也难以受到保障,因为私有产权是个人获得独立、尊严、自治之基础,契约自由乃人们自愿合作与共治之前提。历史上的命令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尝试,无一不是通往奴役之路。值得强调的是,对“自由社会”的衡量,一方面应看一个社会是否满足最低的门槛,另一方面应看满足这一门槛之后的程度差别。这意味着,不仅存在着“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的区别,而且在“自由社会”的群体内部,亦存在着自由程度的不同。

  依此逻辑,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之所以还被认为是自由社会,系因为其市场自由受到的限制程度有限--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尚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与中国的市场自由受到限制的程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一些智库发布的各国经济自由指数排名,便一目了然。譬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2012年对全球179个国家经济自由的排名中,尽管欧洲的福利国家几乎都位列10名之后,但基本都排在前50位,而中国则排在第138位--属于“基本上不自由”(mostly unfree)的群体。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领衔完成的2012年世界经济自由指数也大致相同,中国2010年的经济自由度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07位。可见,当周先生说“今天的中国享有相当高程度的经济自由”时,表明他对中国的经济现状了解不够。

  其实,即使没有这种排名,凡是生活在中国的民众也不难感受到经济和市场受到控制的严重程度。比如,这里的私有产权几乎得不到有效保护,强征强拆的事件频繁发生。再比如,石油、电信、电力、银行、铁路、教育、传媒、医疗等几乎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行政垄断无处不在。大量商品的价格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市场进入的壁垒随处可见。连政府自己都知道这一点,不然,它也不会发布一个又一个的政策或法令鼓励民资进入某些领域。怎能说中国享有相当高程度的经济自由?

  

  富豪的自由多于流浪汉的自由?

  

  周先生耿耿于怀的命题是,富豪的自由多于流浪汉的自由。他一再举例论证这一看法,但在我看来,其论证无法成立。周先生的例子是:“想象自己有一天成为流浪汉,饥寒交迫,却不能免于店员的阻挠而在面包店取得一块面包,因为你没钱付。然后,亿万富豪可怜你,给你十元,你再次走进面包店,将钱递给店员。很神奇地,店员不再阻止你,你可以自由地取得那块面包。也就是说,这十元,令你获得了拥有那块面包的自由。这是否说明,你和亿万富豪在市场中,享有的自由其实极不一样?”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颇有迷惑性的例子,而且充分利用了人们对待富豪和流浪汉的不同心理。

  其实,这个例子中的问题十分明显。首先,任何人都不享有获得某件特定商品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某个商店里的某块面包,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不论他是富翁还是流浪汉,而这种代价在当今社会里通常是钱--尽管它不限于钱。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享有强占或者抢劫的自由。其次,如果流浪汉不试图强占或者抢劫商店里的面包,他的自由丝毫不会丧失。尽管他会挨饿,但这与自由的失去完全是两回事。再次,富豪给流浪汉的十元钱的确可能使后者获得那块面包,但这十元钱换来的是一块面包,而不是自由。也就是说,这十元钱,令流浪汉获得了“那块面包”,而不是获得了“拥有那块面包的自由”。因为没有人天然地享有此种自由--它完全不同于言论、宗教等自由,要想获得那块面包,必须付出代价并获得卖主的同意,正如没有任何人天然地享有在香港获得一套住房的自由一样。富豪比流浪汉多的是钱,而不是自由,除非周先生认为钱和自由之间可以划等号。

  钱的广泛使用让很多人误以为,有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也,有了钱也就等于有了自由,一个人钱越多自由就越多。这种流行的看法经不起推敲。即使对于一个腰缠万贯的富豪而言,如果他想购买的某件物品被卖家拒绝了,他照样无法获得此物品。难道我们能说富豪的自由此时受到了限制?如果该富豪想用他所有的钱购买一个妙龄女子的婚姻而被拒绝--其痛苦程度或许不亚于一个吃不上面包的流浪汉,难道我们能说富豪的自由此时受到了限制?我们只能说,富豪的交易遭到了拒绝--无法获得某件物品或者某个人的婚姻,而不能说他的自由减少或者丧失了。

  试想一下,假如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用来购买商品的不是钱,而是相貌、出身、教育程度、急需程度或者其他任何事物。比方说,一个人长得越漂亮,出身越卑微,教育程度越高,或者越急需,他能获得的商品就越多。难道我们能说一个人长得越漂亮、出身越卑微、教育程度越高或者越急需就越自由吗?恐怕没人会这么认为。

  周先生说:“钱,是在法律界定的产权世界中的通行证。更形象一点,私有产权就像在我们活着的世界,设下一道道藩篱,并由国家武力在背后支持。我们努力赚钱,就是希望用钱移走这些藩篱,从别人手中得到我们想要的商品。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富豪较流浪汉多许多自由,因为钱是免于外在干预而拥有商品及服务的必要及充份条件。”

  其实,钱只是一种交易媒介,本身没什么价值。它之所以看起来有价值或者重要,是因为面包、衣服、电脑、房子等有价值或者重要。人们之所以选择用钱进行交易,是因为它比相貌、出身、教育程度、急需程度或者其他大多数东西都更容易度量,而不是因为钱可以买来自由。让一个人免于外在干预的不是“钱”,而是“不强行消费”。周先生说我混淆了概念分析和价值判断,这哪里存在什么价值判断?分明是周先生将“没钱”和“强行消费”捆绑在了一起,假定一个没钱的人必然会强行消费,因而其行为必然受到干预。哪怕是一个亿万富翁,如果他到商店里强行消费,照样会受到外力干预。可见,不是他有没有钱,而是他的强行消费行为,导致了他受到干预。

  将私有产权视为“樊篱”的看法,是一种颇有误导性的见解。私有产权并不是“设下一道道樊篱”,而是保护每个人的所有--无论其富有还是贫穷,让每个人都有了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界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可能有人会说,私有产权对一个流浪汉或者身无分文的人不是樊篱吗?当然不是,因为流浪汉的生存和发展也必然依赖私有产权,否则,他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比如,当流浪汉依靠施舍获得了一块充饥的面包之后,他就获得了它的所有权,就可以自由决定如何享用以及何时享用这块面包。如果有人从他手里抢走了这块面包,那就构成抢劫,而这与抢劫一个富翁的万贯家财毫无区别。更加重要的是,私有产权给一个流浪汉提供了摆脱流浪、过上体面生活甚至成为富翁的可能。如果他因为辛勤劳动或者发现自己有某种才能而积累了一些财富,对这些财富的私有产权即是确保其摆脱流浪、过上体面生活乃至成为富翁的关键。没有这种私有产权的保障,他也许永无出头之日,甚至随时都会饿死。

  周先生反复强调:“私有财产权在概念上有自由和不自由两面:它保障了有产者自由支配他的财产的同时,必然也在法律上限制了其它人使用这些财产的自由。所以,当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产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垄断后,那些没有能力和机会拥有财产的人,客观而言,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自然少得多。”在我看来,私有产权并非“在概念上有自由和不自由两面”,而是在保护权利人财产的同时,对他人施加了不得干涉或者侵犯的义务。这不是私有产权的独有特征,而是所有权利都具有的本性。比如,对于一个人的人身权,他人同样负有不得干涉或者侵犯的义务。难道说人身权也有自由和不自由两面?

  至于说“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产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垄断”,更是令人费解。在那些土地私有的国家,拥有土地的个人数不胜数。而在中国这种实行土地公有的国家,土地控制在政府和所谓的“集体”手里。哪里存在一小部分人垄断?中国的城市土地倒是垄断在政府手里,但那恰恰不是产权私有的结果。“生产工具”意味着什么?电脑、汽车、房子等是“生产工具”吗?无数的民众都拥有这些东西,怎能说被一小部分人垄断?严格而言,政治经济学中的“垄断”概念,意味着供方只有一家。世界上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分散在无数个人手里,哪是什么“垄断”?况且,在现代社会,拥有土地或者所谓的“生产工具”者未必是富人,真正的富人可能拥有的是股票证券或者知识产权。

  

  市场是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

  

  周先生称:“我质疑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即视市场为最高最神圣的价值……。”且不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表达的含混性,周先生极大地误解了市场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在它看来,市场根本不是一种“价值”--更谈不上什么“最高最神圣的价值”,而是一种机制或者过程,是一种资源配置与商品交易的机制,是无数平等的主体自愿合作与互动的过程。这种机制或者过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象自由、平等、正义等一样是一种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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