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积极自由(权利)”的迷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2 次 更新时间:2013-11-21 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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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 (进入专栏)  

    

   “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一些人认为,自由就是罢黜他们赋予了专制权力的人;另一些人认为,自由就是选择他们有义务服从的长官的权力;还有一些人认为,自由就是携带武器并能够使用暴力的权利;最后,也有人认为,自由就是受本民族的人或者本民族的法律统治的特权。某个民族在很长时期内认为自由就是留长胡子的特权。”——孟德斯鸠i

   “世界上从未有过对自由一词的恰当定义,美国人现在非常需要一个。我们都宣称信奉自由;但在使用这同一个词的时候,我们并非都意指同样的事物。对于一些人来说,自由一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根据其喜好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及自己的劳动所得;然而对其他人来说,自由意味着一些人根据其喜好掌握他人的命运以及他人的劳动所得。这两种不仅迥然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事物,具有同样的名字——自由。结果,相应的双方,用这两种迥然不同且互不相容的名字——自由和专制——称呼二者之一。”——亚伯拉罕·林肯ii

   “没有人对于某种特定的事务状态拥有权利,除非某人有义务确保此种状态。我们没有房子不被烧掉的权利,没有产品或服务找到买家的权利,也没有(要求他人)供给我们特定的物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正义没有给我们的伙伴们强加一种供给我们(某种物品或者服务)的一般义务;此种供给的请求只能在我们恰为此目的而维持一个组织的程度上存在。谈论一种无人负有义务甚至没有权力造就的特定状态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在对诸如社会一样的自生自发秩序提出请求的意义上谈论权利,同样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意味着某个人有义务将宇宙转变为一个组织,因此掌握着控制其结果的权力。”——哈耶克iii

    

   引言

   人们渴望自由和权利。但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自由和权利意味着不同的事物,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事物。一方面,人们珍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等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他们也追求免于匮乏的自由、劳动权、物质帮助权、休息权、罢工权等自由和权利。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自由和权利,二者甚至水火不容,一种自由和权利的实现会阻止甚至摧毁另一种自由和权利。严格来讲,用“自由”和“权利”这样的字眼称呼其中的一种事物,就不能再用它们称呼另一种事物,因为它们之间具有天壤之别,否则,就是对语词的误用和滥用,不仅无助于思想的澄清,反而导致交流的混乱。

   但令人困惑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所谓“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们在同时追逐这两种自由和权利,并且,对社会经济权利和自由的追逐正成为压倒性的力量。他们渴望人与人之间财富上的平等,渴望财富的再分配,渴望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在物质上帮助弱势群体,不论这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无论在知识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此种情感都空前高涨,正成为推动政策变革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在于,同时追逐两种不容的自由和权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会帮助我们通向一个自由的社会还是一个奴役的社会?面对汹涌澎湃的流行民意,知识界该做出怎样的反思与努力?

    

   一、两种自由(权利)的区分

   1958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牛津大学做了“两种自由的概念”的著名演讲,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文献之一。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追问的问题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被允许或者应被允许不受他人干涉地做其力所能及的事或者成为其愿意成为的人的领域是什么?”[1]或者,简单地说,“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涉我?”。[2]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用“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这样的表达,也就是说,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干涉(interference)或者强制(coercion)。这里的“强制”仅仅意味着他人有意识的干预(deliberate interference of other human beings),而不包括身体能力或者经济能力的缺乏,比如,一个人因为眼瞎而不能阅读,因为没钱而买不起面包等,都不构成此种意义上的“强制”。[3]

   在很大程度上讲,“消极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小的行动空间,该空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他人或者政府干涉。也就是说,这种自由在“私人生活领域”(area of private life)和“公共权威领域”(area of public authority)之间划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公共权威僭越和干预私人生活的可能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个人享有充分而完全的自由,个人是最终的决策者;公共权威无权染指个人的自由,不论它是否假借多数人的名义。

   与“消极自由”适成对照的是“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它追问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谁是决定某个人做这而不是做那、成为这样一个人而非那样一个人的控制或者干涉的来源?”[4]或者,简单地说,“谁统治我?”[5]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用“做……的自由”(freedom to)这样的表达。它根源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愿望,根源于个人主宰自己命运的愿望,这种愿望拒绝任何外在力量的阻碍,不论是人为的还是非人为的。这种意义上的自由认为,人的理性与非理性造就了两个自我,前者追逐长期利益,实现高远的目标,是“真实的或者理想的自我”(real or ideal self),而后者追逐短期利益,实现暂时的目标,是“经验的自我”(empirical self);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理性的自我需要战胜非理性的自我。并且,理性的自我可以被扩大为超个人的存在,比如一个部落、一个种族、一个教会、一个国家之类的“实体”,这些“实体”被赋予了生命,成为具有“意志”(will)的“有机体”(organic entity)。这个“有机体”时常以帮助其成员实现长远目标或者获得“更高的自由”(higher freedom)的名义,将其“意志”强加在个人的头上;个人被看成是非理性的、愚蠢的或者无知的,否则,他们会接受或者同意那个“有机体”强加给他们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有机体”认为,它强迫其成员接受其目标,是因为它比那些个人更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和长远追求,如果那些个人是理性的话,他们不会反对或者抵制“有机体”的安排。[6]

   与这两种自由的区分密切相关的是对“权利”的类似区分,即“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尽管“自由”与“权利”的含义不同,尽管这两种区分的内涵之间有所差别,但它们具有同样的神韵,因此,本文将二者合在一起讨论。“消极权利”意味着不需要他人积极的行为即可实现的权利,诸如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宗教自由权、结社自由权等;也就是说,这种权利只需要他人负有消极的、不侵犯的义务即可实现。而“积极权利”意味着依赖他人的积极行为才能实现的权利,诸如劳动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物质帮助权、福利权(welfare rights)等;也就是说,这种权利需要他人积极的作为(而非消极的不作为)才能实现。在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和法律文件中,“积极权利”也常常被称为“社会经济权利”(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或者“福利权利”(welfare rights)。[7]

   这是两种不同自由和权利的经典区分,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区分。[8]这种区分对于辨析“自由”和“权利”的真正义涵非常有益,因为这两种自由和权利的理解在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人类社会的生活产生过并可能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下的理论家对自由和权利的思考和争论也大多是在这两种区分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这两种自由和权利的分歧展开。从思想史上来看,不同的理论家对这两种自由和权利的偏好带有明显的倾向,钟情于“消极自由(权利)”的包括洛克、托克维尔、贡斯当、密尔、阿克顿、哈耶克等思想家,而执著于“积极自由(权利)”的包括卢梭、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等理论家。[9]

   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两种不同的自由和权利性质迥异,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关系,一种自由和权利的实现会阻碍和挫败另一种自由和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两者无法同时存在或者实现,渴望自由的人们必须做出一个取舍,如果他们同时接受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由和权利,结果将是任何一种也无法得到。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渴望自由的人们该何去何从?

    

   二、“积极自由(权利)”的逻辑困境

   如果我们追求“积极自由”的话,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它与“消极自由”在逻辑上相容吗?我们知道,“消极自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受干涉的空间,在此空间内,他(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选择,任何他人(包括政府)都无权强制其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让理性的自我战胜不理性的自我,为了实现理性的目标,可以要求甚至强制他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显而易见,“消极自由”的核心是不受“强制”或者“非强制”,而“积极自由”却包含了“强制”的成分。无论如何,“非强制”与“强制”都难以共存,因为二者具有逻辑上的矛盾关系,“非强制”必然排斥“强制”,“强制”必然摧毁“非强制”,不可能存在“非强制”下的“强制”或者“强制”下的“非强制”这种逻辑上自相矛盾的状况。也就是说,要么以“非强制”作为衡量自由的标准,要么以“强制”作为衡量自由的标准,不可能同时存在这两个标准。如果我们承认了前者,就必须放弃后者,反之亦然。否则,讨论将背离逻辑上的自洽要求。

   同时,这里的分析还要求对“强制”的界定首尾一贯、保持一致。那么,究竟“强制”意味着什么呢?从普通的语义上讲,“强制”意味着运用强力迫使他人做或者不做某事。从政治或者法律意义上讲,“强制”意味着一个人受到他人的控制,以致其不能根据自己的计划进行行动,而必须服务于他人的目的。[10]这种意义上的“强制”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它必须是人为造成的,而不能是非人为的结果;二是,它必须是他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而不能是非故意行为的产物。不满足这两个条件,就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根据这种界定,一个人囿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而“被迫”做出的选择,不是“强制”。比如,一个人仅仅因为视力不佳而“被迫”放弃看书,一个人仅仅因为没有钱而“被迫”挨饿,一个人仅仅因为自身能力有限而“被迫”接受劳动强度大但收入低的工作,无论如何都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因为没有他人的故意行为卷入其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他人故意控制的情形为定义为“强制”的话,就决不能再把非人为非故意的“被迫”选择定义为“强制”,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或者截然相反的情形,否则,就违反了逻辑上的同一律。

由此可见,从逻辑上讲,“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无法相容的,如果承认“消极自由”,就无法再接受“积极自由”。“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大抵如此。为弄清二者的关系,有必要先辨析一下“权利”的义涵。“权利”(right)意味着什么?根据霍菲尔德(Hohfeld)的经典分析,“权利”意味着法律上的利益,其关联词(correlative)是“义务”(duty);当某个人拥有某种“权利”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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